走进“活人墓”的安提戈涅——试从阿甘本的“牲人”理论重新解读《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被“判刑”后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被悬置的公共空间。安提戈涅虽未被判死刑，但实际上与死人无异，因为她已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亦不受律法的保护，沦为了阿甘本笔下的“裸命”，成为一名“活死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失去了政治性，因为制造“裸命”是主权者最原初的政治活动，所以成为“牲人”的她实际上暴露了这种深层次的相互依存之关系。其中也体现了法的暴力以及统治者、牲人与法律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而最后安提戈涅的自我了结则让她成功斩断这种关系，并超越受害者的身份而成为悲剧英雄。《安提戈涅》警示我们注意当下西方社会中在“民主法治”外衣下的“主权暴力”现象。

主权的拓扑学,或类比的政治——关于阿甘本《牲人》的一则笔记

通过阅读阿甘本《牲人》对于施米特的主权论述的颇具生产性的发展和再阐释,本文认为阿甘本提出了一种主权的拓扑学,并将施米特的主权者的具体性和人格性消解在一种内部与外部的无区分空间中。而这一独特的拓扑学空间的构成,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阿甘本对于类比的修辞性使用。通过重读阿甘本阅读的中世纪文学文本《狼人之歌》,本文试图表明,这一文本或许显示了对于类比的抵抗,并重新将这一拓扑学空间开放给一种人格性决断。

以读书为本以名著为师自有别材——《盗龙者》、《牲人祭》、《废墟》创作谈

用创作的眼光读小说,小说创作无规律却可传授,创作自有别材,以名著为师,读书是根本,作家应是思想家。

阿甘本的“牲人”审美理论与跨语境阐释

“牲人”审美理论是当代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提出的著名观点。“牲人”既可以指西方主权者运用至高权力使得人们的生命变成随时可以被杀死的“赤裸生命”,又可以指阿甘本的“牲人”美学体系。例外状态是西方主权者在现当代政治治理中时常运用的政治手段: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之下,人们的生命随时变成“牲人”的生命。在跨语境视域之下,阿甘本“牲人”审美政治可以关照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时,中国人的生命变成悲惨的“牲人”般的赤裸生命。阿甘本的“牲人”审美理论突显诗性正义和审美正义的特点,能够丰富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空间。

殷商人牲人殉性质新探

传统观点认为 :商代的人牲和人殉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杀戮 ,是商代奴隶制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笔者经考证认为 ,商代的人牲是远古祭牲风俗的继续和变相的血亲复仇 ,并有着明显的父权制特征。而人殉在远古、近代都有 。

牲灵之谜——人类与动物(生物)之间田野互动规范的同步进化及其生态价值

田间设置“稻草人”的功能是经由吓唬鸟类进而制造“牲灵”,最初发明“纸老虎”等类似的符号面具,很可能是为了吓唬小孩——这里是“熊出没”之地,莫向虎山行“。稻草人”用于规训他者“,纸老虎”则用于自我规训,提示着早期的农牧民与动物(生物)之间田野互动规范的同步进化和生态位的相对分离,体现着原生农牧文明的自我谦抑精神。这正是天人合一,即生态文明得以可能的规范基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出现后,发生了人类与动物(生物)之间的不同步进化及其灾难性后果,殖民地的原始野生动物被大量猎杀而濒临灭绝。文章认为天人关系的健康和安全,是人人关系健康和安全的生态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重新发现并借鉴亚洲及“环青藏高原地区”原生文明之制造牲灵与人类进化同步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在民法典背景下特别注重对农牧交错地带生态环境习惯法的发掘整理和传承利用,对于维护地球生态安全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意义。

以新店子墓地殉牲为中心的动物资源利用研究

殉牲是北方牧业人群典型的葬俗特征,殉牲的种类、数量与各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新店子墓地殉牲动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殉牲动物的畜群构成特点、年龄和性别结构,结合民族学和现今畜牧业生产方式,认为新店子人群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具有多样性,主要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并最大限度地获取乳奶和皮毛资源。针对牧业人群动物资源利用的研究对探究游牧经济生产模式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革牲”舆“斷殺”之間——武帝儒家禮制革牲薦蔬改革的經禮依據及其舆佛教的交織

受佛教影響,梁武帝於天監十六年革宗廟二郊農社的牲爲薦蔬。此舉能具有合理性且成爲《斷酒肉文》和僧團素食運動之前奏,是因爲梁武帝在運作機制上将其纳入“至敬無文”、“贵誠重質”的系列儒禮改革之中,在思想資源上尋得《周易》、《左傳》的支撑。“守仁不殺”、“新孝順觀”等佛教論说並未進入儒禮革牲,只有劉勰的身份瑕疵暗示了僧徒力量的存在。作爲“人王”的梁武帝有儒顯佛隱的自覺和能力,是爲其轉向“法王”之重要基石。

陕北民歌和声配置的探讨与分析——以《梁生哥》和《赶牲灵》为例

在我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以陕北民歌为素材的音乐作品占据一定比例并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其和声配置进行整理归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梁生哥》和《赶牲灵》为例,可以发现陕北民歌的调式和旋法等音乐要素均立足于中国特色和声理论。以陕北民歌的调式特征与旋法特点为基础,结合自然音调式、结合大小调与异调配置三类配置方法对两首民歌分别进行和声编配,以此说明同一首民歌的和声配置手法的多样性以及各种配置手法之间的音响差异。再结合若干基于陕北民歌素材的作品范例,对其中的和声配置技术进行深入分析,由此说明和声配置技术对音乐结构和内容表现的积极作用。

从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特殊灰坑葬窥见人牲献祭仪式

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黄蒿界乡小界村,是一处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遗址中的特殊灰坑AH1出土人骨22例。本文通过分析人畜性别年龄组合规律、人畜死亡季节、人畜共埋形式、出土完整器物等方面的特征,同时在参考新石器时代祭祀坑特征的基础上,认为AH1灰坑应为祭祀坑,灰坑中的死者可能为氏族内部经过专门挑选用于献祭地母的人牲。

在歌声中传递乡情——陕北民歌《新编赶牲灵》的文本分析与演唱要点

本文以胡廷江改编的陕北民歌《新编赶牲灵》为例,对此曲的文本以及演唱要点进行分析。文章首先对歌曲的改编背景进行了论述,对原版本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在对此曲文本的分析上,分别从歌词和音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歌词上,此曲主要体现在对陕北方言的运用上,具有浓郁的地域乡土气息。在内容上,则体现出具有浓郁的叙事性情节特点,并在其中蕴含着真挚的情感。就音乐而言,本文着重分析了此曲的旋律和节奏,对其中所运用的纯四度音程支架、级进下行三音列、大跳音程、弱起节奏、跨小节切分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则是对该曲的演唱要点进行了概括,认为应当从润腔技术、人物角色的塑造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洞庭湖区耕牛和牲猪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

家畜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吴昭武等报道,家畜是洞庭湖枯水期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为了进一步弄清耕牛和牲猪在洞庭湖区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1987年,设30个观察点,对湖洲散放的耕牛和牲猪作了调查,并结合螺情和居民病情进行了分析。 观察点概况 以流行村为单位分设的30个观察点,分布在洞庭湖区的14个县(市、农场)。

凤翔血池遗址北斗坊马牲饲养方式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血池遗址北斗坊地点祭祀坑出土马牲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马牲的食物来源多样,同一个体马牲肋骨的碳同位素比值高于其他骨骼。结合相关研究认为,食物来源的多样性可能与饲养马牲的苑厩散布于不同地域有关;食物结构转变恰与《周礼》中“刍之三月”“殊养之”等记载相符。

基于RFID技术的牲猪安全生产自动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为实现猪肉食品安全生产,本文设计了将RFID技术应用其中的牲猪安全生产监控系统,它融合了基于RFID的现代物流技术、视频技术、基于编码管理的个体溯源技术及具备红外体表测温功能的兽医检疫器的应用,使基于RFID技术的牲猪安全生产自动监控系统能实现对牲猪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和进行事后跟踪溯源。

《打牲》勘校声名远——谈金恩辉先生对打牲乌拉地方志的发现及其研究

本文概述了金恩辉先生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及其研究,充分肯定了其治方志与目录学方面的学术贡献。

基于PLC的牲猪屠宰生产线三线同步控制

以牲猪屠宰过程中实现酮体解剖输送线、红脏线和白脏线的三线同步控制为研究对象,采用PLC和变频器组合的控制方案,提出了适于PLC控制、能在三线传动过程中实现高精度稳速控制及同步控制的控制策略,并对系统进行了硬件和软件设计。完全实现了三线准确定位和同步运行,避免了因电机性能差异和三线中负载波动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祭牲礼制化的个案研究——何郢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考

本文以安徽省滁州市何郢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和归纳祭牲的礼制化进程,认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早期是祭牲兴起期,商代中期至晚期是祭牲礼制化的萌芽期或初创期,周代为祭牲礼制化的确立期,由此对何郢遗址用猪和狗做祭牲、猪牲以幼年个体为主、狗牲年龄多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研究二题

动物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古代人类的相关行为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对丰富和深化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中国动物考古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除了方法论的研究以外,主要关注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等,对于利用动物进行祭祀和随葬等方面涉猎不多。李志鹏的《商代墓葬中的狗牲研究二题》在对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现象进行历时性梳理及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商墓中随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动因,探讨了殉狗与墓葬的社会等级关系。此外,他还通过对商墓中狗牲的年龄判定,研究了商墓殉葬狗牲的文化内涵、狗牲的来源等问题。这些认识角度新颖,言之有据,论证充分,发人深思。

论中国古代的饕餮与人牲

饕餮纹是人牲祭典的象征,饕餮纹的兴衰,同人牲的产生与衰亡这一深刻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