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载体

资产证券化作为资产融资方式,在目前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存在瓶颈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愈发明显。特殊目的载体的规则构建是资产证券化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载体应当有法人资格或法律人格,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不宜作为特殊目的载体。我国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载体应当包括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合伙和特殊目的信托,而我国现行法律中还存在完成这一构建的障碍。特殊目的载体的风险隔离机制,需要从基础资产的真实转移和特殊目的载体的破产隔离入手。

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SPV)税负问题国际经验与我国选择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银行界结构性融资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在世界金融领域发挥的重大作用逐步显现.然而,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仍处于以零星个案、小规模试点为主的初级阶段.究其原因,基础资产质量低劣、选择范围狭窄;法律、税收、会计、信用等方面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制约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进程.在上述因素中,税收因素直接决定了证券化融资成本的高低,决定了证券化融资结构的效率,因此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资产证券化税收问题涉及发起人税收负责、特殊目的载体税收负担、投资者税收负担因素.其中,由于特殊目的载体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结构,其税负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证券化融资的成本.本文以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税负问题为切人点,在深入论述国际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主要组织形式--信托、公司、政府机构、有限合伙等面临的税收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税收环境进行分析,并提出设立SPV的可行模式.

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法律问题探析

特殊目的载体是资产证券化中最关键的主体 ,能否形成特定资产信用 ,在选择特殊目的载体法律形式时必须考虑 ,成本因素影响着特殊目的载体机关的设置 ,特殊目的载体的目的、信息简单的要求则决定了其经营范围应受到严格限制。

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载体合并问题探讨

资产证券化是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已成为金融市场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金融产品。资产证券化的关键在于构造特殊目的载体(SPE),SPE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是否应当与发起人的财务报表合并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刚刚开始,传统的合并规则难以对SPE合并的特殊问题进行规范,因此学习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规范SPE合并问题,将有助于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

对结构化主体控制权进行判断的探讨——基于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的视角

母公司应当将所属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这里的子公司包括非法人性质的结构化主体。由于投资方对作为被投资方的结构化主体的权利并非源自其表决权,而是源自合同或协议安排,所以,有关对结构化主体是否拥有控制权的判断基础存在着一些特殊之处。实务中,在作出该项判断时普遍存在着一些难度。

企业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定位及规范路径研究

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下,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采用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作为其特殊目的载体。在功能实现层面,SPV模式的不合理性会导致无法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难以达成破产隔离目标。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相比,间接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专项计划难以解决证券发行的性质问题以及基础资产归属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将信托关系引入特殊目的载体对于监管优化仍具有局限性。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研判,本文提出,应当重拾信托本身所涵盖的组织特性,合理借鉴美国“制定法”信托经验,引入企业性质的商事信托作为特殊目的载体。在规范路径上,建议在《信托法》中专设“商事信托”一章,作为组织法层面的突破,形成“信托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的监管合力,以解决现有的法律结构冲突并防范监管套利。

与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有关的风险分析

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是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中最具特色之处，它既是基础资产的受让人，又是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人，在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他各参与主体都围绕着它展开工作。然而，特殊目的载体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也潜在诸多风险。本文在参考和研究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将与SPV有关主要风险归纳为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无法得到有效隔离，SPV自身破产风险，税收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证券的发行与交易的风险，并对各个风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税收问题初探

特殊目的载体(SPV)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核心主体,相关的税控设计决定了整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成本,对发起人和投资者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刚刚步入正轨的关键时期,与之配套的税收制度却存在政策失衡、应纳税行为界定模糊、纳税主体不明确以及重复征税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以SPV税收问题为典型,在对其法律定位、涉税环节以及现行税收政策全面分析梳理为基础上,结合当前全面"营改增"的制度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

浅析我国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最早出现在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资产证券化于2005年首次在中国出现。其中,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特殊目的载体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资产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关的规定和法律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本文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中涉及的法律现状展开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议。

资产证券化业务特殊目的载体增值税问题探讨

特殊目的载体(SPV)是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关键主体之一,是整个业务的枢纽。营改增后,SPV作为新的纳税层级,其税收成本直接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本文梳理了金融业营改增后学术界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增值税的相关研究,结合行业对SPV增值税的五种不同涉税观点,分析各自依据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特殊目的载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特殊目的载体已成为跨界资产管理和同业业务创新的必备载体,其在加大金融混业经营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又引发了跨市场、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本文通过实地调研,系统梳理了特殊目的载体发展现状和运作模式,深入分析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提出了其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的税收问题

在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SPV)的税负作为融资成本的构成部分,对各主体的决策选择有着很大影响,但当前相关税收政策的缺位阻碍了其发展。税收政策缺乏公平性、真实销售规定不明以及双重征税风险和避税设计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在梳理我国当前SPV相关税收政策并跟踪最新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并对完善SPV税收制度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信托及其应用局限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为了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会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特殊目的载体在我国主要有特殊目的信托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两种形式。特殊目的信托是美日等国家最典型和传统的特殊目的载体,但是由于我国相关法律不完善,导致在适用特殊目的信托进行资产证券化时,面临交易市场局限、审批监管繁杂等障碍,使得特殊目的信托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很多问题仍亟待解决。

农商银行数字化审计探讨SPV投资业务

特殊目的载体(SPV)投资业务发展迅猛,在银行同业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创新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不规范、规避监管、引发金融风险等问题。由于其业务复杂性、监管要求分散等,对特殊目的载体投资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审计人员专业水平不足、审计覆盖面不全、缺乏有效的信息化审计技术手段等多重挑战。对此,要深入理解并准确把握SPV投资的定义及其特点,运用新型非现场审计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以发现异常数据、发现审计线索,建立审计模型实现自动监测预警等数字化审计方法,以提高审计效率及质量。

版权证券化的规制路径: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版权证券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版权证券化作为资产证券化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运用,在我国可以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先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优势,一方面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另一方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实现版权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但是,当前我国版权证券化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其内在债权关系面临可能出现的版权所有权纠纷问题、版权转让公示制度问题、基础资产的“风险隔离”问题等法律风险。从比较法经验和实践需求角度看,海南自由贸易港版权证券化应采取建立版权管理组织和信托形式的SPV、完善版权转让的公示制度、健全将来债权可转让的法律规范等措施,有效地预防风险的发生,依法、有序、高效地推动我国的版权证券化进程。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推行“SPV”保税融资租赁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及跨境金融试点政策的出台,依托综合保税区的保税融资创新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为企业有效连接产业制造与设备运用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保税融资租赁模式中引入SPV特殊目的载体,在盘活企业固定资产的同时,实现项目融资风险可控,在疫情影响国际经济下行背景下,对缓解企业经济压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重要意义。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在跨境产业方面成果丰硕。文章围绕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推行保税融资租赁“SPV”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剖析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提出推行保税融资租赁“SPV”模式的对策建议,如构建支持保税融资租赁发展政策框架体系、加快聚集金融要素、建立健全为保税融资租赁产业赋能的支撑平台、深化跨区金融政策协调与合作等,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融资租赁“SPV”业务提供支持。

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国际实践表明,各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育的基础环境不同:美国建立在相对成熟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基础上,而日本、韩国、意大利则通过新的立法方式推进。本文对不良资产化过程中涉及的特殊目的载体的组织与立法、交易结构与信用评级、资产管理服务商等环节进行了比较分析。意大利的法律制度对我国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具有积极参考价值。

住房购买者偿还银行贷款的博弈分析

根据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实际情况,住房消费者在偿还借款时可以选择提前还款、按时还款或是违约拖欠,银行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打官司和不打官司。通过博弈分析,论述了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与银行放贷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的开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用制度的博弈分析

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概念和基本运作流程入手,说明信用对基础资产池的供给和MBS的运作的重要性。根据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实际情况,从2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方面是住房消费者向商业银行负债的博弈,住房消费者决定是否申请贷款,商业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另一方面是住房消费者向商业银行偿还贷款的博弈,住房消费者选择提前还款、按时还款或是违约拖欠,银行选择打官司和不打官司。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论述了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与银行放贷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的开展作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