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扩张视角下犯罪分层的路径选择

刑法扩张所带来的犯罪化与重刑化趋势,是当前刑事法治面临的新课题。不同的刑法观尽管对刑法扩张这一客观事实态度有异,但对犯罪分层这一理念皆有兼容。合理的犯罪分层,有助于促进犯罪治理,并能够有效应对刑法扩张这一客观事实。犯罪分层制度,包括了犯罪分层的模式与犯罪分层的标准。为适应刑法扩张的时代背景,需要结合实体与程序、立法与司法,构建具体的分层模式与分层标准。先通过实体法上的分类,以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为界区分重罪与轻罪;再从程序法上,通过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刑事和解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简易速裁程序等适用与否的判断,从轻罪中区分一般轻罪与微罪。在犯罪分层制度的配套措施上,还需建立层次化的制裁体系和多元化的制裁手段,在坚持重罪未必重刑、轻罪必须轻刑、微罪可以出刑原则的同时,引入替代性非监禁措施、易科罚金刑、前科消灭制度等,配合犯罪分层制度,使我国的刑事制裁体系周延完备。

轻罪治理的理论基础:多维度界定犯罪分层标准

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巨变,重罪减少,轻罪激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离不开法治。因此,明确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针对轻罪治理法治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目前犯罪分层标准未统一,法定刑或宣告刑标准存不合理。因此仍需要结合犯罪行为本身侵害的法益、社会大众的一般认知来确定犯罪分层的标准。通过对《刑法》分则的罪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最高法定刑、法定刑、宣告刑、犯罪侵害的法益、社会大众的一般认知等多维度来分析犯罪分层的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可以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完善犯罪分层标准的建议,丰富轻罪治理的理论基础。

犯罪分层的程序性标准及模式初探:以刑事强制措施为观照

立足于实体法的形式或实质犯罪分层标准存在缺陷,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呈现出相当的层次性梯度结构,是实然的犯罪分层程序性标准,是活着的犯罪分层,我国应倡导重罪、轻罪和轻微罪(微罪)的犯罪分层模式。

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论犯罪分层标准

犯罪分层标准可分为形式标准和实体标准两类。形式标准根据法定刑罚轻重对犯罪进行分层,其优点是直观、明确,缺陷是以立法者标准代替所有标准、缺乏逻辑性。实体标准根据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分层。实体标准有三个视角,即国家视角、专家视角和民众视角,国家视角表达立法者对犯罪严重程度的认识和评价,专家视角表达刑事法学者对犯罪严重程度的理性认识,民众视角表达普通民众对犯罪严重程度的感受和评价。三个视角的犯罪分层结果存在差异,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与多边讨论取得一致。实体标准的优点是科学性强、逻辑合理,缺陷是使问题复杂化。从科学性角度考虑,应该采用实体标准。

犯罪分层的标准与模式新论

犯罪分层理论的关键是犯罪分层标准和犯罪分层模式,现有的标准均是实体性标准,弊大于利。分层标准应兼容实体法和程序法内容,主要是法定刑和刑事强制措施,分别代表立法和司法中的应然与实然分层。分层模式要考虑现有的立法、司法解释等,主要是有期徒刑的刑期数字,轻微罪、轻罪(次轻罪、轻罪)、重罪(最严重的犯罪、次严重的犯罪、一般重罪)的三模式具有合理性,以此实现分层模式与强制措施适用的合理关系。另外,具体个罪也有分层模式。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域探究——以犯罪分层理论为基础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汲取多年来的探索经验,在基本法的层面上设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是,从法条表述方式上看,国家对社会调查的态度是"根据情况可以""根据情况"的具体含义不明确,"可以"也表明是否进行社会调查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司法实务中对哪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社会调查认识不一,实施差别性大。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判定哪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社会调查,也就是其适用域问题。犯罪分层理论的运用较为广泛,与我国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本文旨在以犯罪分层理论为基础,尝试通过分析我国刑法法条语境,并结合未成年人特殊刑罚制度,将我国的刑事犯罪分为微型罪、轻罪、偏轻型罪、偏重型罪、重罪五个层次,根据不同的层次分析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与否,从而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适用域的界定提供一种思路。

犯罪分层理论的展开:梳理、价值与架构

犯罪分层是指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将所有犯罪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犯罪分类方法。犯罪分层理论既有刑事法上的意义,又有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既有刑事实体法的积极意义,又有刑事程序法与刑事执行法上的积极功能。世界大多数国家刑法典采用犯罪分层的做法,但是,犯罪分层无论是我国刑事立法还是刑事法理论研究,尚处于未知领域。为此,我们欲通过对世界各国犯罪分层实践的现实考量,分析我国犯罪分层理论展开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探索性提出我国犯罪分层理论框架。

论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机制——以犯罪分层理论为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上取得了令人喜悦的立法成就,但其不足是缺乏一个具体、合理且可操作的审查标准。犯罪分层理论用于解决犯罪轻重的层次划分,是适用于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凭据。羁押性强制措施具有"不得已性",只有重罪才能适用逮捕、拘留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和现实情况,在故意犯罪中,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是重罪和轻罪的分界线,在是否决定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时还应综合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我国始终将"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不捕尽量不捕"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新刑事诉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抽象且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将以犯罪分层理论为基础系统阐述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机制。

通过犯罪分层制度控制死刑

控制死刑一直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必须履行的国家义务。通过对犯罪进行分层处理,把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犯罪”的层次内,通过立法规定明确“最严重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切实做到有效控制死刑的适用。

犯罪分层标准的理论体系续造

国内目前讨论犯罪分层标准都围绕法定刑(有期徒刑的刑期)这一司法标准而展开,禁锢了犯罪分层标准的体系化研究。现代规范刑法学中的犯罪分层标准应由立法标准与司法标准、实体性标准与程序性标准、应然性标准和实然性标准等共同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和逻辑严谨的体系,并且各个分层标准均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功能设定。

犯罪分层制度的检讨与启示

犯罪分层制度的构建动因是“大刑法”的改革设想和微罪扩张的现实趋势,而支撑理由可以归结为犯罪分层制度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两个面向上的价值。但是,从结构基础上看,我国轻微罪扩张的进程整体较为理性,“大刑法”改革的设想也已经破产,进而难以达到足以层次化的微罪数量。从制度价值上看,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法律价值名不副实,其在实体法上不能有效区分刑事可罚性,在程序法上也仅具有立法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难以证成,将犯罪分层制度的“轻重”理解为刑事政策的“宽严”,并不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稳定化等价值,反而导致了机械化。未来,我国刑事立法改革应破除对域外犯罪分层制度的盲目效仿和宣扬,而需认识到,粗糙机械地将犯罪的轻重分离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具体刑事制度的精细化和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轻罪治理视阙下犯罪分层的路径探究

轻罪扩张所带来的犯罪化趋势,是当前刑事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科学的犯罪分层不仅能促进犯罪治理,更能为刑法扩张趋势提供有效应对。犯罪分层包含犯罪分层模式与分层标准两个部分。在分层模式的选择上,结合刑事治理的目标与犯罪分层的理论价值,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双重分层模式更符合我国国情。在分层标准的确定上,结合形式标准说的理论优势与实质标准说所能发挥的个案保障功能,可在实体层面建立以形式标准为主导、实质标准为补充的轻、重罪的分层标准。在程序层面,可通过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确立微罪的分层标准。

犯罪分类与分层的立法价值及实现路径

刑法的科学化,要求实现犯罪的分类与分层。立足立法层面,犯罪分类作为立法者编排刑法分则各章、节的前提而存在,是犯罪分层的基础,应以所保护的法益内容为标准进行划分;犯罪分层属于犯罪分类的一个向度,应以行为人为基准进行。犯罪分类与分层能共同影响刑事法网的范围、推进我国刑法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增强刑法的制度自信。实现犯罪的分类与分层,旨在追求刑法分则体系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及实用理性,应采取“小章制”的刑法立法形式,推动犯罪分类的精细化,并根据实施侵犯同类法益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促进犯罪分层的合理化。

轻重犯罪分层治理的理论供给与制度进路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明显减少,轻微刑事案件大幅上升。轻罪扩张的现实趋势引发对犯罪分层治理的积极探讨。犯罪分层理论虽然尚未被我国刑法吸收,但秉持积极态度对其进行检视和探讨,有助于完善刑法规范、推动犯罪治理、构筑和谐社会。一、轻重犯罪分层治理的实体困境(一)犯罪分层的实体标准有待厘清域外许多国家将犯罪分层理论吸收和纳入刑法规范,如德国和意大利采用二分法,将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法国则采取重罪.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犯罪资源分层:一种新的犯罪现象分析方法

犯罪资源是指能够使犯罪行为主体对犯罪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犯罪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的总和。按照犯罪行为获取犯罪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将犯罪现象分为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共同构成立体的犯罪现象结构。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当今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自然犯到法定犯、从重罪到轻罪的历史转换,犯罪治理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具体而言,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更多关注出刑和制裁多元化,更加注重常态治理和依法治理,刑事程序制度也应更加轻缓与灵活,同时营造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

轻微犯罪的比较考察与科学界定

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没有对犯罪进行分层,轻微犯罪也并非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关于轻微犯罪范围界定的标准,综观国外立法和国内理论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即宣告刑标准说、法定刑标准说以及实质标准说。这三类观点各有优劣利弊。采取何种观点、何种标准划分轻罪和重罪,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目的是对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进行完善,进而推动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这就决定了所界定的轻微犯罪,是在现行刑法框架内、以行为构成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为前提;以罪行而非罪名或犯罪性质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以法定刑即形式标准为划分的依据;以3年有期徒刑为具体的分界线。

轻罪的界定标准与分类治理

犯罪分层是轻罪治理的应有之义。关于轻罪的界定,从立法和司法不同层面,采取“形式+实质”相结合的“综合标准说”较为合理。由此,轻罪可分为形式轻罪与实质轻罪。对于形式轻罪,无论“法定刑说”抑或“宣告刑说”,均难以充分反映轻罪的主客观情形。根据定罪量刑过程中刑罚的运行形态,形式轻罪可分为法定的轻罪、处断的轻罪和宣告的轻罪。其中,处于中间层的处断刑涵摄影响和决定定罪量刑的主客观要素,将其作为界定轻罪的标准更符合轻罪治理的目的需要。从类型化角度,对于实质轻罪考察影响罪行轻重的基本要素和变量要素,可将其分为单一的轻罪、复合的轻罪、转化的轻罪等类型。在轻罪治理方面,应当对轻罪“趋轻”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予以理性反思,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实质轻罪的出罪机制,促进轻罪的刑罚轻缓化,以实现轻罪的分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