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少年行为习惯及人格特征调查

犯罪少年行为习惯及人格特征调查苏月桐傅以容邱建国伍仁琴张鸿亚重庆市第二精神病医院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内对此问题已有不少研究。目前我国少年犯罪表现如下趋势：犯罪人数急剧增长，犯罪性质越来越恶劣，犯罪率逐年上升［１］。本文...

违法犯罪少年和正常少年家庭因素对比研究

本文对北京某工读学校违法犯罪少年72名的家庭背景以一系列问卷进行了调查,并以普通中学学生73名匹配为对照,其结果表明,研究组少年更多地把他们的家庭视为离散的和僵硬的,女性较男性对家庭有更多不满。亲子交流中,研究组少年男性对父亲,女性对母亲都有更多的困难.研究组少年在双亲-少年相互关系,家庭转变以及意外家庭事件等方面亦有更多问题。本研究资料支持家庭的情感生活对少年的行为有直接影响的论点。

犯罪少年心理特征调查与教育建议

通过调查和比较犯罪少年与守法少年的心理特征,我们发现犯罪少年在性欲型需要、物欲型需要、情欲型需要、逆反心理上都极其显著的高于守法少年;犯罪少年的内归因显著低于守法少年,犯罪少年与守法少年在外归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犯罪少年和守法少年在自我意识上存在差异。最后,我们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教育建议。

对收容教养犯罪少年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少年违法犯罪近年来呈现上升的态势,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收容教养犯罪少年,对打击少年犯罪活动,教育改造犯罪少年,有效地遏制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违法犯罪少年与正常少年个性特征差异及其家庭社会因素

目的:探讨违法犯罪少年与正常少年个性特征的差异,找出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应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济南市某教养院中随机抽取违法犯罪男性少年94人(少管组),年龄13～15岁,并在济南市及市郊抽取中小学生94人作为对照组。监护人同意参加。应用自拟家长问卷进行调查,了解影响调查对象个性的因素。并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计算出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4个分量表的粗分后,根据手册查出相应的标准分,以标准分:精神质>56.7,神经质>56.7,外向型>56.7,内向型<43.3为界(分数越高,个性偏差越大),统计两组的个性偏差人数。结果:发放问卷188份,收回填写完整、准确问卷188份。按意向处理分析,进入结果分析少管组及对照组各94人。①少管组艾森克个性问卷中精神质和神经质两维度粗分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5.38±2.98,11.09±4.25;3.39±2.27,8.69±6.02,t=5.14,3.15,P<0.01)。②少管组精神质和神经质人数明显多于对照组(43,25;20,6,χ2=12.63,13.34,P<0.01);内向型人数(11/11.7)明显少于对照组(22/23.4,χ2=4.45,P<0.05)。③少管组中缺陷家庭、有精神病家族史、父母离婚、家庭成员有反社会行为、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教育缺陷、双亲管教不一致、受教师惩罚、结交朋友有反社会行为诸因素人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0.01)。结论:违法犯罪青少年存在有精神质、神经质人格,不良的家庭环境及父母教育缺陷等是影响人格特征形成的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犯罪少年处遇体系的荣与殇——本体检视、显像特征和原因研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已发展出犯罪少年处遇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处遇机构如少年法院、感化学校和少年监狱也曾在部分地方设立并取得一定成效。由国际交往推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犯罪少年处遇体系的进步性不容忽视,但终因徒具"象形"而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是儿童保护理念缺乏,构建动机不纯,二是社会支持体系阙如。对照当代的现实条件,在我国制定统一的少年法是一条可行路径。

两岸犯罪少年处遇考察与启示

中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制定少年事件处理法,历经多次修改。至1997年强化保护教育精神,实行保护处分与刑事处分的双轨模式。中国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综合治理方针和双向保护原则,刑法以主体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为依据,对犯罪少年采用不同的处遇方式。中国大陆构建犯罪少年处遇体系应当强化保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制定统一少年法,建立多方参与的保护处分体系,完善宽严适中的少年刑事处分体系。

对低龄犯罪少年是教还是罚

近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案件的手段之残忍，恶性程度之深，令人发指。但是，此类案件的共同特征是，多由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低龄未成年人所为，一旦被媒体曝光后，都出现了无法按照刑法处罚而基本只能一放了之的“困境”。

心理、生理、社会环境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30例犯罪少年的调查分析

心理、生理、社会环境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３０例犯罪少年的调查分析张炳全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相当复杂，有个体心理、生理的关系，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医学行为科学学会１９９０年组织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市心理学会一些专家、学...

当前犯罪少年的观念变化初析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犯罪这一社会现象会发生哪些变化?出现哪些情况?根据对上海市少年管教所85年6月至86年5月一年内新收少年的犯罪情况调查,本文试对当前犯罪少年的观念变化作一初略分析。一、对金钱的异常追求,使犯罪少年在价值观上表现出金钱化的倾向。首先,从少年犯罪的案由来看,盗窃、扒窃,偷窃等经济犯罪已占诸类犯罪的首位,成为主要的犯罪形态。对少管所近年来新收犯罪少年情况分析表明,经济犯罪在整个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上升。83年严打前后为33.8%,到84年底为48.32%,到今年第一季度为59,97%。

当前违法犯罪少年逃跑的新特点及对策

随着少管所内部的安全防范措施的不断加强，违法犯罪少年的逃跑情况也逐步减少，改造秩序大有好转。但也有极少数违法犯罪少年不服管教，千方百计以逃跑来逃避改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监管秩序。最近笔者对某少管所去年一月间发生的十三起、十三人的逃跑情况（包括未遂）作了一次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文化教育在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少年中的作用

文化程度的低劣是违法犯罪少年一个明显特征,在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的入学统计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达到85％左右,据四个班级168人的一个调查,38.6％的少年在入所前脱离学校教育,这里还不包括更多的旷课逃夜学生。违法犯罪少年自认为文化程度低劣、愚昧无知,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认识,是简单而且普遍的,据对两个班级78人的调查,谈及这条原因的占94.7％。违法犯罪少年的文化程度的低劣,理解分析能力的偏差,使他们在教育改造过程中,对探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漠视态度;

分类管教是矫治犯罪少年的有效方法

近几年来,我们在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少年的工作中,摸索分类矫治的方法,在转变违法犯罪少年思想及行为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分类矫治是教育感化实践提出的新课题。1984年,我所收容的女犯罪少年中犯性罪错的达90％,这些人留恋犯罪生活,有的在所内搞同性犯罪活动,屡屡违纪。虽经批评、教育乃至处分,但收效不大。于是,我们认真研究了她们由受骗失身到堕落犯罪的特点,觉得应该对她们在教育上要开小灶,对症下药,“四自”(即自尊、自爱、自重、自强)教育应运而生。由于针对性强,“四自”教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绝大多数女犯罪少年开始认识罪错,懂得了保持人格的重要,有的还主动揭发检举了他人的犯罪活动。“四自”教育的成功实践,使我们从中受到启迪:分类矫治打破粗放型的传统模式,有利于提高教育效采,是较为科学的方法,从而坚定了我们探索分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信心。一、深入调查研究,确立矫治目标根据矫治犯罪少年思想和行为的需要,首先对他们实行分类编队;其次对犯流氓。

浅述家庭教育在矫治犯罪少年中的作用

已经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他们的家长对其家庭教育的作用，仍然起着相当作用。应该说，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在追溯其起因中，无不包含家庭教育不当的原因。只不过区别于有意与无意，直接与间接，潜移默化程度不同而已。家庭教育是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当其子女直至违法犯罪，受到法律的惩处后，其家长，作为对子女仍负有宋庭教育责任时，对子女的接受教育矫治，仍然是起着某些关键的作用。

暴力型犯罪少年的心理矫治对策

针对暴力型犯罪少年的心理特点,我们认为宜采取以下矫治对策: 一、心理距离缩短法。犯罪少年由于他们的特有经历及这次被判刑所遭受的打击,一般对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不讲真心话,不信任管教干部,这显然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自由环境中犯罪少年的矫治研究

犯了罪的少年,经过法院判决以后,一部分人进入监狱(少年管教所),另有一部分人重新回到社会自由环境中。前者有监狱系统化的教育改造措施予以矫治,而后者一旦回到社会,就会产生一个如何矫治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由环境中的犯罪少年主要有以下几种对象:(1)被宣告缓刑的;(2)被判处管制的;(3)免予刑事处罚的;(4)单处罚金的;(5)

重视犯罪少年审理和矫治工作的整体效应

我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合议庭在去年审理青少年和对已刑满释放人员的回访考察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闷题的解决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今后工作的发展。

癖好型违法犯罪少年处遇之我见

在少年犯罪原因调查中发现,出于癖好或因玩耍动机而引发少年犯罪被处以刑罚予以监禁的占4％。 这些犯罪少年是否非要处以实刑并予以监禁矫治,怎样更有利于对他们的教育改造,这问题应引起司法、法学界的探索与研究。

浅谈对犯罪少年应区别对待的问题

“打击犯罪活动”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总是摆在首要的位置。负有专政职能的人民检察机关，如何在充分运用打击手段的同时，又着眼了综合治理内涵的需要，采取多种可行办法扩大防范、整治、分化挽救的社会功效，以延伸打击的社会效果，却是一个政策性、法律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题，需要我们作深层的理论思考。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少年是否必要和如何区别对待，就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