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工具的没收——兼评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规定的不足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其中,对犯罪工具的没收限定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此规定体现了罪责自负和对第三人权益保护的原则,但与国际公约与其他国家没收立法的通行规定不符。分析对犯罪工具予以没收的法理依据,有必要正视我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规定之不足,并完善之。

论“扫黑除恶”中的没收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的认定标准宜采直接专门说,'扫黑除恶'在贯彻该标准时应注意区分'黑'与'恶'不同的组织程度.非直接用于具体犯罪的财物,有证据证明用于'维系犯罪组织生存、发展'方能认定为犯罪工具.没收犯罪工具应当树立刑事没收不得侵犯善意第三人合法财产权的原则,'扫黑除恶'没收犯罪工具应注意保护黑恶势力所开办企业的纯商业合作方的合法权益,并对善意第三人的认定采推定规则.'扫黑除恶'在没收大宗财物时基于'严打'刑事政策和特殊预防目的,没收犯罪虽受比例原则的限制,但在比例原则的弹性幅度内明显重于普通刑事犯罪.

论“犯罪工具”的内涵及其处理模式

明确犯罪工具是供行为人犯罪直接使用的财物之内涵的基础上,从犯罪工具的犯罪性、专用性和有意性等基本特征,把握犯罪工具的认定原则和标准。继而,探讨对犯罪工具予以三种不同的处理,即违禁品犯罪工具的必没收,一般犯罪工具的得没收,非本人犯罪工具、特定犯罪工具和变形或变卖犯罪工具的禁没收。

3D打印犯罪工具研究

3D打印枪支、信用卡、钥匙等事例凸显3D打印的刑事犯罪风险,影响3D打印产业健康发展。3D数据模型和3D打印物品均可能被犯罪工具化运用,犯罪隐患横跨信息与实物两个领域。现有刑法理论偏重于将犯罪工具理解为实物,不能满足3D数据模型的信息规制需要。《刑法》对犯罪工具作了犯罪构成必备要件和选择性要件两种规定,罪状有极强的弹性和包容性,并通过作为、不作为、持有三类危害行为的规制防范3D打印犯罪工具。《刑法修正案(九)》强化信息管理刑事立法,新设罪名填补立法漏洞,对预防3D打印犯罪工具有深远意义。

严把开户证件审核关谨防银行卡沦为洗钱犯罪工具

一、严把开户证件审核关 在办理具体业务过程中，当柜员接收客户提交的开户业务申请后，必须从客户所提交的身份证件上的字迹、防伪标示、证件照片的清晰度等方面审查身份证件的真伪，并牢记证件上照片的主要显明特征。同时开展人证合一审查，将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客户本人面相特征进行比对，如果发现证件照片与客户本人差异较大，须对客户进行必要的提问；如若发现非本人办理业务，应当要求客户出示本人证件。将身份证件通过“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系统”进行联网核查，从技术上核对客户所提交身份证件，以及身份证件上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身份证件照片等的真实性。

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是一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犯罪工具是犯罪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犯罪工具能否便利犯罪，依赖于犯罪人主观认识来判定。在实践中，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可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一些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犯罪工具，应分别情况加以不同处理。

研究间接正犯中犯罪工具的意义

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尚没有确立间接正犯的概念,但在理论上却普遍承认这种犯罪现象的存在。作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但是对于间接正犯中的犯罪工具的研究所涉不多,尤其是对于研究间接正犯中的犯罪工具的意义更鲜有论及,本文试从刑法学、证据法学和犯罪学角度来分析研究间接正犯中犯罪工具的意义。

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过去一些研究大都注意它在证实犯罪中的作用;对其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没有完全揭示;对其在犯罪预测中的作用更少涉及。本文试就犯罪工具的有关问题做一些“拾遗补阙”的讨论、以求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正。一、犯罪工具的对象及其划分犯罪工具人们习惯上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其对象也因此有多少之别。狭义的犯罪工具仅包括用以破坏犯罪目的物和现场障碍物的各种破坏工具。

淡淡犯罪工具的证据作用及其认定和处理

犯罪工具,泛指犯罪分子用以进行犯罪活动的器械及一切物品。在具体犯罪活动中,犯罪分子所使用的犯罪工具,其本身不仅是揭露犯罪和证明犯罪的实物证据,而且还可以反映出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同时。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犯罪工具没收的教义学解释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是对《刑法》第64条规定内容的重申,两者在制度属性上应作相同理解。包括没收犯罪工具在内的特别没收属于对物保安处分,兼具预防人身危险性及消除物品公共危险性的双重目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关于没收犯罪工具的相关条款存在内生的工具化风险及不当扩张的隐忧,对此,应引入比例原则激活刑法教义学内部的逻辑规则与解释机理,建构一套具有层次性、开放性、规范性的检验程序,从而实现对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限缩。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犯罪工具没收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犯罪工具存在数量多、类型复杂、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困境。而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随之带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没收犯罪工具的争议逐渐变多。针对这些疑难问题,司法部门应当采取比例原则的立场,将犯罪工具类型化界分,充分考虑个案情况对犯罪工具进行没收。

该串标的投标保证金会被认定为犯罪工具吗?

案例回顾： 2012年5月18日,浙江省衢州市污水处理厂筹建办公室发布了衢州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混合池纤维转盘滤池设备采购）的招标公告,预算价700万元。本案的被告人之一曹某为达到中标目的,利用3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开标后因有人投诉使得该项目重新进行招标。8月3日,该项目采购公告再发布,被告人曹某再次准备参与投标,被告人张某利用5家企业资质也准备参与投标。后经同行劝说,曹某与张某决定合作投标,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约定利益分成等。

被害人对没收或收缴的高价值犯罪工具应享有优先受偿权

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犯罪工具的处理和被害人的赔偿关系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基于我国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为了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更好的赔偿，笔者建议对刑事没收或追缴的高价值犯罪工具，被害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以2009年汪雨等人的抢劫案为例。

犯罪工具没收的权属限制和量度限制

犯罪工具是对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之"供犯罪所用财物"的理论称谓。源于刑事处分公正性及功利性的价值诉求,犯罪工具的没收应当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权属限制和量度限制。前者的要义在于犯罪人本人所有之财物,至于物权关系的并存或变更则不在此限,但要建立第三人损失补偿制度以保护因没收遭受损失的第三人合法权益;后者的运行需改"必没"为"得没",并引入公法的比例原则,进行妥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三个纬度的考量。

“工具之恶”的证伪与“监管之责”的限定——社交软件之犯罪作用力与法律责任探析

当前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给使用者带来了丰富的社交沟通体验,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现象。社交软件在其中起到了查找被害人信息和与被害人沟通的作用,但这些犯罪的便利因素不过是信息社会负面效应的投影。一物成为犯罪工具而应受法律之否定,应当具备本身恶之因素,而社交软件之负面效应,本质乃是犯罪人之恶,而非社交软件之恶,但为保障使用者之安全,运营商在运营社交软件时,应尽到自己必要的提醒和辅助义务。

浅谈犯罪工具照相

该文对犯罪工具的拍照提出了一种"摆拍"新的方法,并通过实际拍照例子进行了解释。

比例原则视野下犯罪工具没收的实质解释

属于绝对义务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没收属于保安处分,便捷而合理地遵守比例原则的路径是刑法解释学。犯罪工具型“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被限制解释为“直接且专门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所谓“供犯罪使用”,是指直接或准备直接供犯罪使用;所谓“直接”,是指财物对犯罪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或促进性的作用。某种财物是否被行为人专门用于实施犯罪或准备实施犯罪,应当从使用次数、使用比例、财物获取难易程度、主观目的、财物数量、财物特殊性以及行为人的社会角色等方面进行类型化界定。由此经由实质解释合理限缩犯罪工具的没收范围,实现仅仅将值得刑法没收的被用于或准备用于实施犯罪的财物予以没收的正义结果。此类没收存在于故意与过失犯罪之中,对于不应没收但应限制的财物,可实施附有一定解除条件的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安处分措施。

论犯罪工具没收的范围

犯罪工具没收的范围要在深入分析犯罪工具的内涵以及犯罪工具没收性质的基础上予以审慎地确定。应当坚持全面没收原则,不宜以“直接性”和“专门性”标准限缩犯罪工具没收的范围,更不宜以“与违禁品相当”标准来确定没收范围;要在充分保障合法财产权的前提下,将归属于他人的犯罪工具也纳入没收的范围。存在惩罚过于严苛的情形下,应当授权法官综合案件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犯罪工具没收的范围。针对未定罪案件中以及犯罪行为停止后犯罪工具状态发生变化情形下的犯罪工具没收,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确定相应的没收范围。

犯罪工具的认定与没收

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工具的认定及没收在尺度把握上存在差异。应综合考虑犯罪工具是否为实施犯罪"实行行为"而准备、犯罪工具与犯罪行为的联系是否紧密、没收犯罪工具是否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工具价值是否相适应而予以认定和决定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