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犯罪既遂标准——以对犯罪结果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其优越性:它以刑法分则既遂模式论为依托,因而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既遂情形。但通说却存在不能克服的矛盾:它无力解决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行为的问题;各种具体犯罪标准的争论也表明通说并未解决犯罪既遂标准问题;通说还面临其他质疑,这些都使通说陷入尴尬。将犯罪结果理解为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并将"犯罪结果发生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犯罪目的实现说"目前不宜作为我国犯罪既遂标准。

论犯罪结果的构成要件地位

我国刑法在"自然意义"和"价值意义"上使用犯罪结果概念。但在犯罪构成语境下,犯罪结果只能是犯罪行为作用于体现刑法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刑法禁止改变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变化现象,是自然意义上的犯罪结果,是一种逻辑结果。犯罪构成中需要这种逻辑结果确定犯罪行为的性质,需要它和犯罪对象一起来说明犯罪行为对刑法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从而揭示出行为的社会属性。犯罪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

论犯罪结果的本质

犯罪结果的单一本质学说或与犯罪客体相联,或者与犯罪对象相关。但这两类犯罪结果学说与刑法理论都存在矛盾之处。以单一本质为基础形成的多层次犯罪结果学说,不仅在划分技术上有瑕疵,且从两重本质的关系来看,犯罪客体侵害是对包含犯罪对象侵害的犯罪事实进行价值评价后得出的结论,不是因果意义上的结果。因此与犯罪客体相分离的、因果意义上的结果才是犯罪结果的本质。犯罪结果不仅是犯罪价值评价的素材,也与刑法在目的上意图防止的损害结果密切相关。所以在解释与运用上,犯罪结果应该与刑法的目的相关,且能够适用于结果犯与行为犯的认定,从而使对犯罪的通盘评价植根于犯罪事实。

犯罪结果与大陆法系客观处罚条件——以我国刑法第129条规定为视角的考察

犯罪结果具有相对确定性,其基本内涵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这一要件,不能用大陆法系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来解释,它属本罪的犯罪结果,因而我国现有犯罪论体系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客观处罚条件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相契合,不能盲目引进。

犯罪结果新探

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是犯罪行为的逻辑结果在现实中的展开。犯罪结果有其规定性,它不包括犯罪行为的间接结果及现实危险。我国刑法理论在对犯罪结果进行分类的时候,把本不属于犯罪结果的量刑情节也归入到犯罪结果当中,因而总体是欠科学的。犯罪结果与犯罪行为、犯罪目的、犯罪对象及犯罪客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论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在定罪中的意义表现为 :犯罪结果是部分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法定犯罪结果发生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或未遂的客观依据 ;犯罪结果因其与法条竞合、牵连犯的密切关系而影响行为的罪数。犯罪结果从客观方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是量刑的重要根据。

主观犯罪结果刍议

主观犯罪结果分为实然的结果与应然的结果 ,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犯罪形态 ,行为主观犯罪结果认识的内容、程度也不同。主观结果对于区别犯罪形态、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犯罪结果概念探析

犯罪结果指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 ,不存在可能发生的结果形式 ;界定犯罪结果必须联系而不能脱离犯罪客体 ;反映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的一切事实现象并非都是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只能是其中主要由犯罪行为引起的。

遂后补救行为初探——对充分利用刑罚减免制度有效避免、减轻犯罪结果的思考

遂后补救行为是指在犯罪既遂后,行为人主动避免紧迫性危险结果或者减轻可逆性实害结果的行为。遂后补救行为应具备回溯性、时效性、主动性和多样性几个条件,补救行为与犯罪中止具有相似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承认行为人的遂后补救行为,有助于充分实现刑法的保护和保障机能,立法对此应作出相应规定。

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的客观显示,在定罪量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刑法学界尚未对犯罪结果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问题达到共识。通过对犯罪结果与犯罪客体、犯罪结果与犯罪对象、犯罪结果与定罪量刑进行分析,犯罪结果可以概括为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所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从客观方面反映社会危害性质与量的一切事实现象。它即是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又是量刑的必备依据。

犯罪结果概念探微

什么是犯罪结果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教材和有关论著中,犯罪结果往往与危害结果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把危害结果作为刑法上结果的唯一研究对象,并对危害结果提出了诸多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结果,是特指危害行为给客体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 第二,“按通常观点,在犯罪构成中所说的结果,是专指犯罪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的损害。更确切些讲,是犯罪行为给犯罪直接客体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害。” 第三,“所谓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是从广义上给犯罪结果下的定义,其对客体的损害,既包括了物质性的。

犯罪结果作为既遂标准的新思考

中国刑法对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判断标准未作出明文规定,刑法第23条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就成为理论界解释犯罪既遂在逻辑上的法律依据。由于对"未得逞"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围绕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就产生了诸多主张。通过对现有犯罪既遂标准的分析论证,得出应当以体现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结论。

论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对犯罪→刑法→刑罚的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刑法学界对犯罪结果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问题仍争论不休。本文运用有别于传统刑法学的新的学科体系——概念刑法学,重新界定犯罪结果:犯罪主体实施(或欲实施)犯罪行为(或对能够控制的事态未控制)作用于受害主体(传统观念的犯罪对象)之上,造成刑法化权利(可能)受损或扭曲,从而导致刑事法律关系质变的形态,是为一种受损的刑事法律关系。刑权关系是否遭到损害是判断犯罪结果是否发生的唯一根据。

犯罪结果概念辨析

犯罪结果概念辨析鲜铁可犯罪结果（亦称危害结果）是刑法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它与犯罪行为、因果关系及犯罪未遂一系列问题密不可分。然而，犯罪结果的概念，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已经造成的...

犯罪结果及其分类新探

“犯罪结果”之传统定义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矛盾和漏洞。一是将“犯罪结果”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二是使犯罪结果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把罪结果”并不是指危害行为给客体造成的一般损害，而仅指其中的物质性损害，即有形损害，因此不应包括非物质性的无形损害。在犯罪结果中，既存在定罪结果，也存在大量的量刑结果，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指过失犯罪与间接故意犯罪），犯罪结果才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要件。

论票据犯罪结果、数额及既未遂问题

票据犯罪结果 ,主要是指票据犯罪行为对票据法律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财产损失。票据犯罪数额的认定 ,应以票据兑现数额为依据。虚假票据所记载的数额与真实有效票据所记载的数额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票据诈骗犯罪既遂未遂的界限 ,以行为人是否非法获得数额较大的票据经济利益。伪造变造票据犯罪的既遂未遂界限 ,主要把握是否完成了票据必须记载事项的填写行为。

金融诈欺犯罪结果犯证成

金融诈欺犯罪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举证难的问题,其保护法益应限于金融资金安全,因此"欺骗"行为不应成为独立的入罪评价标准,金融诈欺犯罪应以损失结果的发生为成立要件。

通过扫黑除恶的社会治理——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为视角

在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严峻形势下,党和国家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全面、深入、系统推进,成效显著,赢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是国家专门力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但单纯通过刑事司法或综合治理均无法达到深入且快速的良好治理效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四个结合”为治理理念,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体系。其具体体现了司法治理与综合治理并重,且重点突出、有机衔接的共治路径及其立法思路。其中,司法治理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关联治理机制的体系性完备,综合治理则突出群众路线下治本且治标的综合预防体系健全。通过不断完善的法治来推动常态化、高质效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保障扫黑除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检视与路径构建

数据要素成为中国社会数字经济中的关键要素,但刑法中数据犯罪的规制逻辑仍然囿于“计算机犯罪+其他信息犯罪”的传统架构,未能完成以“数据安全”为核心法益的评价体系的转变,导致数据犯罪呈现法益识别困难、体系布局混乱、调整范围受限等多重困局。因此,有必要在前置法铺设的框架下,补足相对独立的数据安全视角,重塑数据犯罪刑事规制路径;贯彻数据分类分级的顶层思维,横向形成以部门专项保护为主、主体权益配置为辅的分类机制;纵向贯通以数据重要性、危害性为综合衡量要素的分级策略,围绕数据生命周期打造义务矩阵,明确数据处理者在非法数据留存、数据跨境、数据滥用、数据造假等情形下的刑事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犯罪中的过错推定责任

信息网络犯罪是典型的技术型犯罪。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犯罪中虽然能够起到技术性帮助作用,但其也是防控信息网络犯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不同类别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迥然相异,故其在信息网络犯罪中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大相径庭。既然如此,刑法针对不同类别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犯罪中所采取的归责方式也应有所区别。现有刑事法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的网络链接提供者及网络平台提供者规定了明确的安全管理义务,进而对网络链接提供者及网络平台提供者所实施的信息网络犯罪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在风险社会语境中,这种过错推定责任体现出刑法治理模式由“责任主义”向“负责主义”的范式转换。“负责主义”治理模式不仅对信息网络犯罪之防控有显著效用,也为如何有效惩治其他类别的风险犯罪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