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安排与实施机制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产物,是限制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的措施之一。为保障制度的顺畅运行,我们应当消除刑事法律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的冲突,由终审法官依职权启动封存程序,同时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并构建以民事责任为主、以刑事责任为辅的责任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救济措施缺失,已然严重影响了封存机制的实践效果,阻碍了该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应当以封存决定进入判决书为起点细化适用程序,严格限制查询被封存犯罪记录的主体资格,明确封存的法律效力,构建违背封存义务的责任追究与救济机制。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限制犯罪记录流向社会公众的思索与实践——以江苏某基层法院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试点为样本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功能是限制犯罪记录公开,确保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资料只在公检法司机关内部流转,避免因犯罪记录外流而引发社会公众对未成年犯的非规范性评价,形成"标签效应"。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未明确具体操作程序。江苏某基层法院在犯罪记录封存试点工作中引入听证程序等做法成效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和推动形成科学规范的封存操作规程积累了有益经验。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在理念指导层面,存在无条件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化的错误倾向和对犯罪记录封存本身寄予过多希望的问题;在制度具体设计上,不仅存在规定过于粗糙、配套措施尚未跟上的弊端,而且对公共安全与未成年罪犯利益权衡不够科学,对未成年罪犯康复与犯罪记录封存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必要的关照。未来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当避免错误理念的不当指导,克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最大可能实现既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又保障公共安全的双重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旨在通过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来保障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对这一群体的特殊保护。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这一制度还只是初步地建构起了一个框架,还存在着实体与程序上的许多问题,面临着可操作性的质疑。有必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完善。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在于淡化犯罪标签并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解读相关术语。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信息难以封锁、法律规定及有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鉴于此,未来立法有必要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保密程序等外围制度为中心,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与消灭制度国际经验之借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通过对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归纳及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制度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及例外情况考量等方面的综合比较,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分析与配套设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建立的一项全新制度,对切实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消除"标签效应"负面影响等具有深刻意义。人民法院需由相关部门出台规范性文件,对通报的时限、对接机关、通报内容及方式、流程予以详细规定。通报义务应由作出生效的裁判文书的法院履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施行后,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依法不应被查询或知悉。而对应的刑事案卷和其他工作记录,因记载与犯罪记录相关的内容,也有必要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同时,封存范围应有明确的界限,不能随意扩大,以免危害司法公开的推展。

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检察监督

2019年底未成年人"两法"的修订,使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再次受到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不同的实施细则,已封存犯罪记录泄露事件多发,司法机关对封存标准的把握过于机械等问题显现。对此,建议检察机关加强相应的监督职能,由最高检牵头起草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对泄漏已封存犯罪记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并对重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进行后续考察。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规范与功能延伸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弱化罪错少年的罪犯标签,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基于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的综合考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北京规则》的要求存在差异,尚未达到前科消灭的程度。在实践中,应当将保护未成年人的视野予以拓展,将这项制度的功能进一步延伸。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从实证案例中发现,未成年人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仍会出现在庭审中,影响到法官的自由心证。同时,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在社会中仍然会被贴上"歧视性"标签。通过对部分地区进行考察,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与成年犯罪相分离的档案保管形式以及系统性的犯罪隐私保护模式。为彻底消除犯罪记录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后遗效果,防止刑事司法与社会对未成年人作出二次不利评价,有必要在结合地方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前提、条件、程序、监督四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限缩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犯罪记录的过度封存使得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部分主犯和再犯的犯罪记录也被封存起来,增加了社区的潜在风险。为解决"未成年犯罪人隐私保护"与"社区民众公共安全"的冲突,建议该制度的刑期限制条件由五年降为三年,对暴力性犯罪按不同年龄段、对主犯按不同种类、对再犯按主观罪过形式区别处理,并引入禁止令制度作为第二道防护网。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底层制度”冲突及消弭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一项新兴的、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举措,是司法制度上的一项重要进步,同时也由于其仍在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疏漏。目前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法律规定不够细化,同时与我国的档案制度及《公务员法》、《兵役法》等法律存在冲突,未能衔接。但目前的研究均未能揭示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冲突、以及这些明显的冲突为何在现阶段未能得到解决。本文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力图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底层制度"设置来解答这些问题,在对制度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制度以及社会综合管理制度等"底层制度"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分析这些制度存在的价值以及运行方法从而为冲突的消弭提供参考。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现实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规定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保护方面的重要举措。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具体操作程序,有效促成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中国实践:适用与走向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其中,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但由于该规范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与《公务员法》等诸多的民事、行政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等原因,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和作用发挥存在困境。在中国语境下对其进行考量,应当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启动主体、执行主体、封存程序、查询程序等加以细化,对"有关单位""国家规定"等术语加以明确,并修正与之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达致自身完善和系统协调;在国际语境下对其进行审视,应当由未成年人犯罪封存走向前科消灭,且适用于所有的未成年人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