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说献疑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即“造极说”)从20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所接受。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发表“造极说”有着特殊的语境,因此不宜简单地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二是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就其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相仿佛,即“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故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

刊刻之误,抑或修订之为:明代朱廷立《两厓集》之《朱俊溥跋》献疑

朱廷立为明代中叶的名宦,阳明理学的主要传人,《两厓集》为其主要代表作。在整理朱廷立《两厓集》的过程中,发现武汉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元年刻本《两厓集》文末有整理者朱俊溥的两篇跋,这两篇跋内容存在一定相同之处,但亦有很多异文。在明别集丛刊本《两厓集》及天津图书馆所藏《两厓集》文末都是仅有一篇朱俊溥的跋,内容相同,可该跋与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本中朱俊溥的跋相似而又有很大区别。经考察发现这三篇跋的异文系朱俊溥不断完善的体现,同时也可以说明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本、明别集丛刊本及天津图书馆藏本《两厓集》不是一个刻本。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为证明"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作者提出了宋代农民欢乐说、宋代妇女幸福说、宋代官场廉洁说、宋代士大夫人格高尚说,并盛赞宋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高薪养廉、保障言论自由等政策,特别是君相互制制、党派互监制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对于上述种种颇具颠覆性的论断,本文较全面地作了力所能及的学术性商讨。

《孟子》解读献疑

我们通过对孟文进行研读,发现《孟子》通行注本(朱熹《四书集注》,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的注释似有商榷之处,现就其语意、词义、句读、虚词等问题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汉语时体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献疑及对策

汉语研究中的“有时说”不能精确地反映并解释语言中“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概念，无法揭示体标记与情状内在时间结构的关系机制，无以辨别时制与事理逻辑关系、时制与情状之间的本质差别，这也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了诸多难题。这应首先确定汉语是体范畴突显的语言类型学特征，然后以汉语体标记具有“时间指向”功能说来替代汉语“有时说”，在体范畴内部解决汉语界长期以来关于“了”、“着”、“过”等时体争论问题，最终有利于汉语研究跳出英语语法框架的束缚，简化汉语语法体系。

“V2自动词化标准”献疑

本文将动结式晚出派的判断标准概括为"V2自动词化标准",指出这条标准过于严格,在判断动结式时难以贯彻到底,操作性不强。文章结合六朝至唐宋时期的八部文献,对"破、断、坏、灭"等4个动词的使动用法和用于动结式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据此分析了这条标准存在局限性的根源。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献疑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尚存在一些可商之处,具体包括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1)注音有误或择音不当;2)词类标注与释义、书证不相应;3)术语使用不当;4)释义不确;5)立条当分而未分。文章逐条举证析疑,并提出了修订建议。

辞书中“不得”处理献疑

《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对词条"不得"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现代汉语词典》只收录谓词后的"不得";《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谓词前和谓词后的"不得"作为两个词同时收录;《汉语大词典》则将两种不同分布的"不得"置于同一个义项之下。若综合考察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表现,应区分两种"不得"。相应地,不同词典在"不得"的词条收录和词性标注问题上也应考虑做适当调整。

《杨惺吾先生年谱》献疑

香港吴天任教授所著《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以下简称“吴著《年谱》”),以创新的体例,丰富的资料,被大陆学术界评价为“郦学”研究的“巨构”。我因忝列《杨守敬集》整理小组,又承担杨守敬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自订《年谱》”)的整理工作,因而多次拜读吴著《年谱》,深佩其博洽,于自订《年谱》阐发綦多。随举一例,如自订《年谱》四十五岁条下原有:“又黎公本文章之士……”一段文字,吴先生认为此段文字事涉《古逸丛书》,系“有关书成序跋”,故吴著《年谱》将此段文字改录于杨守敬四十六岁——即《古逸丛书》刻成年条下,就极具见识。当然,即便是一部优秀的著作,也难免错讹。吴著《年谱》也是这样,存在着一些不尽妥善之处,爰及所见,择要辨商如次,以就教于吴天任先生及诸方家。

“汉语为非格标语言说”献疑

胡建华(2007)提出汉语为非格标语言,然而其立论的基础并不坚实:一方面它所列出的语言材料过少。另外,胡文提出假设所依赖的汉语现象,完全可以在生成语法既有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认真考察其假设、语料与论证后,本文认为,汉语为非格标语言的提法尚可商榷。

《关于“定语+人称代词”》献疑

本文对张凤琴、冯鸣先生的《关于"定语+人称代词"》一文提出如下的质疑:一是修饰语的种类问题,二是受到近代外语的影响问题,三是人称代词"谁"带定语问题。

《周氏冥通记》注译献疑

《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然因该书颇具六朝口语的特色,在某些语词注释翻译方面尚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构建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献疑

进入21世纪,中国档案学研究已经到了整顿、提高、转型的阶段。但档案学仍然存在学术危机,需要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构建独立的理论体系;需要强化档案学的"科学"属性,形成对档案学归属和性质问题的统一认识,推动档案学的科学发展。针对档案学应该定义为"学科"还是"科学"、属于什么"科学"门类、与档案馆学之间关系等问题,学界需要采用现代意识和手段,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

“某,不某也”训诂例献疑

先儒解经,有训“某”为“不某”者:《仪礼·聘礼》:“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汉郑玄注:”敢言不敢.”/《公羊传·隐公元年》:”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汉何休注:”如即不如,齐人语也.”/《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患得之”,三国魏何晏注:“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公羊传·隐公七年》:”母弟称弟。

对“科技一体化”的献疑

尽管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之间确实能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差异是带有根本性的,甚至是难以协调一致的,这样就使我们对目前普遍流行的"科技一体化"观点不得不提出一些疑问。从思维方式看,科学偏重求真性、逻辑性思维,而技术偏重综合性、求效性思维;从知识结构看,科学只涉及关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知识,而技术既要涉及关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知识,又要涉及关于"做什么"的评价性知识,还要涉及"怎么做"的筹划性知识;从行为规范看,科学活动遵循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规范,而技术活动对公有性、无私利性等规范提出了挑战并且有自己的伦理性、经济性等独特要求;从研究过程看,一般说来技术创造始于问题,而往往不是始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科学理论。笔者从这样四个方面论述了"科技一体化"观点的不妥,力求使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看得更清楚一些,以利于技术及科学的健康发展。

泉州锡兰王子世家问题献疑

本文针对泉州锡兰王子世家问题及与此相关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世家问题虽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与实物证据，但尚有许多细节未能弄清，一些论证不够严谨，匆促下结论是不可取的。

《周氏冥通记》注释献疑

《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2010年1月齐鲁书社出版的日本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编,刘雄峰译《〈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然因该书颇具六朝口语的特色,在某些语词翻译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敦煌变文校注》献疑

文章联系变文语境,运用各种文献材料,就《敦煌变文校注》中的“写、喻、货求、转转、在、仿便、称算、次第、隔事、忙然”等词语提出了不同的校注意见。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之献疑——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价问题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了与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的评价,其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批评的各方面,几近涵盖了学界从反面视角批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立足的全部角度。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批评论"的相关理论,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中诸多理据提出质疑,而后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本出发,立足于文本的外部形式和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两个角度,力图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客观评价。

《清平山堂话本》校点献疑

江苏古籍出版社约请有关专家整理出版《中国话本大系》,预备出约一百种。《清平山堂话本》原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谭正璧校注本,这次作为《大系》的一种,由石昌渝先生重新校点,已于90年与读者见面。最近通读全书,很佩服石先生的用力之勤,校勘之细;不过也发现校点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承谭本而误的,也有新产生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恐怕在古代俗文学作品整理中带有一定的共同性。笔者不揣浅陋,提出来向石先生及广大读者请教,倘或能稍有裨益于《大系》的校点整理,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