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撒献祭》看西方艺术的发展与变迁

从14-18世纪,西方绘画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中有着对前人的继承与变革。本文以著名圣经故事“以撒献祭”为主题的宗教绘画为主线,探讨从文艺复兴时期到洛可可时期西方艺术风格的发展与变迁。

朵玛、身体与献祭——基于甘肃省临潭县日扎村的研究

青稞在藏族文化中有着广泛应用,以青稞面团制成的朵玛是藏传佛教仪轨程序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对于不同的仪式实践者,朵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象征系统。本文基于甘肃省临潭县日扎村的调查,分别讨论村落巫师阿乃和日扎村属寺禅定寺僧人如何在各自的仪式中使用朵玛以及朵玛的象征意义。在藏族文化中,朵玛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作为神灵的临时身体,也被作为神灵的食物。美国学者谢丽·奥特纳在夏尔巴人的朵玛研究中将其分开讨论,并武断地认为所有的佛教神灵都能拥有朵玛被肉身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个概念是同时体现在朵玛上的,而且并非所有的佛教神灵都能拥有朵玛被肉身化,朵玛作为食物也有着自身的分类。

献祭神话与姐妹情谊--战时女间谍书写的双重结构和主题变奏

依托于双重阅读结构,战时的女间谍故事涵纳了丰富的潜在主题。故事的表层是作为“双生花”的女间谍们为国献祭的神话,深层则是对战时政治蓝图、性别权力、文人处境的构设与回应。姐妹结盟的缘由,提示着抗战中各有殊异的政治设计,而情谊的伴生则象征着权力的构建。姐妹间相互拯救的推进模式,质疑了她们牺牲的主体能动性,表明战时想象牺牲和献祭时的性别压抑。结局对姐妹情谊的不同处理,呼应着作家创作的思想资源、性别立场和对知识分子处境的关怀。女间谍在姐妹的扶持下走向牺牲的故事,透露出抗战意识形态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与传统意识形态关于女性的话语,潜藏着的一种微妙的对位关系,为作家完成精神御重提供了通道。

献祭,花费,呕吐与艺术——论巴塔耶对梵高绘画批评中的艺术思想

本文从巴塔耶对梵高的绘画的批评入手,对其艺术思想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在巴塔耶看来,艺术是一种献祭和花费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呕吐"活动和解放异质性的活动,它的目的就在于追求人的至尊。

《灵感女孩》:一个救赎与献祭牺牲的现代神话

《灵感女孩》的主人公邝被美国评论界誉为谭恩美笔下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是作品备受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祭祀文化的视域内考察邝的形象塑造,我们发现作者从体貌、脾性、成长环境等各个维度将邝动物化,然后再让她充当自觉自愿的动物牺牲,以救赎现代西方自我的灵魂,亦即西方自我的精神再生有赖于中国人物的肉体消亡,这种中西两种文化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模式就构成了《灵感女孩》的精神实质。

客家人食物献祭仪式的展演与分类象征——以贺州市白花村为例

祭祀起源于向神灵敬献饮食;食物献祭则处于祭祀仪式的核心地位,有其内在的运作体系和象征意义;白花村客家人对神、祖先和鬼的祭品分类,象征对应着以个体或家为中心的社会人际网络,从亲到疏、从熟人到生人的"差序格局"亲族关系。

救赎与献祭——对朱湘死亡意识的解读与反思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的现象学阐释可能有多种 ,但主要与四个方面紧密相关 :融注了边缘、焦虑、精美、悲剧的文化身份 ;诗与人的清醒悖逆 ;“救赎诗”的自觉营构与乌托邦话语 ;“诗的救赎”的自为献祭。“朱湘之死”是一种“理性死亡” ,也是一种“意向死亡” ,最终完成了诗人朱湘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

铸造、献祭与山川:承德须弥福寿之庙金龙传说的人类学分析

有清一代,格鲁派喇嘛的祭司地位深刻影响后人对清代皇权形态的理解,尤其在与元代皇权形态的比较时,便产生了更多的争论。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前来承德朝觐,乾隆皇帝模仿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修建了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围绕这一寺院的妙高庄严殿顶的八条金龙,产生了一个意涵丰富的传说,本文综合运用历史与神话学方法,详细分析了这一传说的内在结构与文化意涵,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了元清两代的祭司与皇权关系模式的差异。

生命·救赎·献祭·立约——《圣经》中的“血”意象

《圣经》是一部记载神政史和人类救赎史的"书中之书"。书中多次提及的"血"成为贯穿全书的血线,被赋予了深刻而丰富的象征意义。它是生命的象征、拯救的赎价、献祭的祭品和立约的凭证。这些相互紧密联系的血意象构成了《圣经》中血观念的生动完整形象。

越界狂欢:肉体献祭之谵妄及消解——对木子美等网络现象性别政治的文化解读

学界对于木子美等网络现象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其女性主义立场,并大多倾向于作出伦理道德的价值评判。这无益于深入探讨该现象所蕴含的复杂文化涵义与隐秘的话语/权力关系。论文通过分析"看"与"被看"的意识形态效应,以图揭示木子美们如何掉进了这个虚虚实实的网络陷阱——网络脱衣舞与女性主义倡导的身体写作有着一种吊诡性的关联。在商业主义的合围中,性革命的失败与躯体的暴露形影相随。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考虑到更复杂的问题情境。木子美们的强力姿态与陈染、林白等人的自恋、幽闭构成了一种戏谑性的出离和反动。而且,狂欢性的午夜诗学通过身体献祭获得了越界的话语能量。

试论中国“士子献祭”戏的悲剧精神与文化根源

长期以来,悲剧概念始终是西方戏剧的谈论对象,而未能成为《中国戏曲分类》的主体词汇。所以,中国无“严格意义上的悲剧”的说法,始终占据着理论界的主流。于是,中国戏曲中的苦情戏、怨情戏就在悲剧精神缺失的语境中牵强地被误认为中国悲剧的“正身”。而西方悲剧中英雄“人格的伟大”与身体或精神的毁灭带来的悲壮感似乎也与我们的戏曲无缘。笔者此文目的就是打破这一既定观念,以中国成熟剧目为本体,寻找出一个中国戏曲独特的戏剧群落,界定出属于中国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并分析了这类戏中主人公“人格的伟大”和自觉的毁灭的形成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革命神的受难:献祭图式与左翼戏剧的构建

左翼戏剧虽然带有严重的程式化痕迹,其二元对立模式也为人所诟病,但是从戏剧人类学的角度考量,左翼戏剧更像是一种民众祭祀形式:在左翼戏剧内部隐藏的献祭图式,一方面建构了左翼戏剧的本体,消解左翼戏剧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又迎合大众政治宗教化的心理,使得艺术成就不高的左翼戏剧能够从戏剧场域走向公众视域,成为大众狂欢行为。

论“献祭”心理对西方悲剧“悲剧张力”的建构

西方悲剧作品在其悲剧性情境的营构中,潜藏着人们对"恶"的恐惧而搬演的集体性情绪的发泄与传达,及对献祭心理图式的搬演。献祭心理包含着"媚神"、"悲神"及"辱神"三种心态,在"恶"的命运主题,献祭的品性赋予了悲剧命运感、神秘性和祭典性等因素,塑造了悲剧"严肃"、"崇高"、"阴郁"品性,使得悲剧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情绪,在类似祭坛的剧场中发挥作用。同时,献祭心理始终贯穿其中,支持着这种"祭典"的完成,使得观众在"玷污"与"圣华"牺牲中疏散自己的怜悯与同情之心,达到某种程度的圣华与升华,在悲剧情绪净化的同时,使得悲剧张力得以扩张与收缩。

献祭与献媚——《饥饿游戏》赏析

成为大众的选民不需要献祭,只需要献媚就好了。对小萝莉的情感,女主角引发的革命风暴萌芽,和平庸的男主角白开水的感情,都消解成为向观众的献媚。

文山壮族山神庙献祭活动和“竹筒签卦”调查——以平贵村壮族为例

文山壮族依托于山神庙这一原生态民间文化土壤,将"二月二"、"六月六"、"娅歪"等传统节日献祭活动和"竹筒签卦"民间文化事象世世代代地相沿成习、留存下来。通过对广南县者太乡平贵村壮族山神庙献祭活动和"竹筒签卦"民间文化事象的调查研究,可探析其所内含着的潜隐性文化内涵以及所凸显出的功能性社会元素。

西方学者献祭研究述评

献祭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一个传统论题,从爱德华·泰勒、罗伯特·史密斯、埃米尔·迪尔凯姆到马塞尔·莫斯及埃德蒙·利奇及其后来学者,他们围绕着献祭的性质及其功能性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概念及相关理论,对献祭的探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主要对这些学者的讨论进行简要的概括和总结,以期通过此种梳理,归纳出献祭研究在西方的传统脉络。

福柯谈苏格拉底之死与献祭的公鸡

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嘱咐弟子克里托不要忘了给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国内在翻译和介绍苏格拉底之死的时候，最初因为对希腊文化不够了解，闹出了一些笑话。《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在中国有多种译本，胡适曾经这样翻译：“克里托，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请你替我把债还上，好吗？”

悲情的神衹——中国神话中的“献祭”原型

神话,作为人类精神的原始表象,投射着原始初民的集体意识。但是就是在上古这种超个体的心理基础下往往潜伏着神秘的"原型",并且绵延人类历史至今依旧左右着人类的心灵、经验以及行为。对原型的探究就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探究,就是对人类精神成长历程的透视。而在中西方神话中都有一类昭示人类悲剧精神的神话,无法令人忽视。他们无一例外都极具牺牲精神,甘愿以一己生命的付出换得众生的安宁;或者他们把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放大到极致,直至毁灭。但是,西方神话中极具献祭情怀的神衹们历来被人们冠以悲剧之美学,崇高之精神的典范;然而中国神话"献祭"的悲剧美学精神却始终没有被重视。本文通过对中国经典神话中悲情神衹的解读旨在挖掘出文本下"献祭"的精神内涵,来证明"献祭"在中国并不曾湮灭。进而通过分析中西背景下宗教文化在民间的不同发展道路得出"献祭"这种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行为在中国被边缘化的原因。

模仿与献祭:《莎乐美》及其他

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对"五四"时期的中国话剧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该剧中欲望与模仿、色情献祭两个方面来阐释这部唯美主义戏剧所蕴藏的深层含义,并欲以此来解读"五四"以来中国话剧人在对《莎乐美》的演绎中所寻找的关于灵与肉、爱与死的精神追问。

“献祭”之隐喻——《众神的黄昏》终场的多层声音与多重感知

《众神的黄昏》终场,布伦希尔德一角在管弦乐队的强大支撑下独当一面,将戏剧情绪及其精神寓意推向了《指环》的至高点。对于这一经由瓦格纳精心设计的"献祭"场景,笔者尝试从其整体形式结构以及主导动机的贯穿发展入手,对接受过程中的聆听感悟进行剖析与反思。笔者由此提出的音乐与戏剧的"多层声音",以及相应产生的"多重感知",似乎正是瓦格纳心目中音乐与戏剧的理想交融形式,即"音乐即于戏剧"的体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