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的诗歌选本与王士禛接受

清初王士禛以“神韵说”主盟康熙诗坛,影响深远,清中期以后其诗作东传至日本,在江户后期至明治初形成了和刻选本。日本王士禛诗歌专选本有选者明确的批评观念和审美倾向,是江户后期唐宋诗之争的产物。清诗总集选本以东传的清诗总集为底本,频繁选入王士禛诗,其中绝句选本表现出对王士禛绝句的认同和偏爱。江户、明治时期的选本以其特有的方式接受了王士禛,在建构清诗经典序列的过程中确立了王士禛及其诗歌的经典地位。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

王士禛神韵说自有其词学渊源。就填词实践而言,通过前期与后期词学实践的对比,发现王士禛的词学创作正是在早期神韵宗尚和趣味的不断肯定下实现的,且其词学实践与早期的神韵诗论“典、远、谐、则”的要求呈现出一致性。考其词论构建,其词学理论著作《花草蒙拾》上承早期的神韵宗尚,又不断建构完善,呈现出早期神韵宗尚从“言”“象”向“意”的转变。从转型需求来看,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是在基于词体独特地位及诗词交互的认识下,受家学传统、社会风气、文学群体等因素影响,企图于实践中探寻出文学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平衡之法。

王士禛、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王士禛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影响巨大,被奉为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赵执信是王士禛甥婿,他著《谈龙录》攻讦王士禛,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代诗学一大公案。前人对"王、赵交恶"多有探讨,但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据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可以考知"王、赵交恶"真相,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

秦蜀驿道上的神韵与性灵——王士禛和张问陶的蜀道诗对读

王士禛蜀道诗濡染了庄学的“物化”色彩和禅宗的“色空”观念,很少表现诗人独有的性情面目,而张问陶受到清代中期反理学思潮的浸润,其诗歌是自我的生活与个性的写照;王士禛《蜀道集》带有衰乱之余的情韵气味,《雍益集》则纯然一派皇华气象,而张问陶在乾隆年间的诗歌是带着乐观调子的盛世之音,嘉庆元年后的蜀道诗一变而为豪宕慷慨之声与危苦忧时之音的合奏;王士禛的时空意识中,与生命存在紧密联系的时间维度相对凸现得较分明,而张问陶蜀道诗更注重空间因素;王士禛蜀道诗翔集典志,为神韵诗增添了雄浑苍凉的神味,张问陶蜀道诗雕绘万象,以气骨独具的篇章为性灵诗的“轻剽脆滑”和“尖新”作了自赎。

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

王士诗歌在神韵说指导下 ,追求言外之意 ,含蓄深婉 ,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真谛 ,纠正了明七子貌袭而“神”遗之失 ,弥补反复古派强调个性之真而忽略诗“韵”的偏颇 ,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 ,触及感伤的时代情绪和失落心态 ,也为传达心志找到安全合宜的形式。而雅正清远的神韵之什 ,又是营造稳定、太平的“盛世元音” ,被皇权着意选择 ,以之“振兴诗教” ,扶轮大雅 ,他也受到康熙帝的眷遇和擢拔 ,登上诗的“开国宗匠”之位。这除了个人的因素外 ,也是诗歌自身发展与历史。

王士禛的文人雅集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清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前后为重点考察时段

领袖式人物组织参与交游雅集是影响诗坛风貌的重要因素,也是观察诗风流变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王士禛与博学鸿儒的交游雅集来观照清康熙诗坛的风尚变迁。1678年,清康熙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入京后,王士禛组织了一系列交游雅集活动,形成小圈子。他在小圈子中提倡神韵说,崇尚清新淡远、平和雅正的诗歌风貌,迎合了士人的审美趣味,淡化了社会矛盾,扭转了质实诗风。在诗学宗尚方面,王士禛传播宋诗风,但并不反对唐诗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从而影响了诗坛大风气。

论王士禛三峡风物诗与渔洋诗风的转变

王士禛一生两次入蜀,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凭吊古迹,状摹名胜,即景感怀,声情悲壮。蜀地之行的亲身经历,千古三峡的雄奇险峻,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激发了诗人内心的灵感,而且也成就了王士禛在诗歌创作上一次质的飞跃。从此一扫前期迷蒙玄远、清幽澹泊的诗风,变得意境开阔,风格苍劲,气概非凡。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一种研究王士禛“神韵说”家学渊源的重要史料——国家图书馆所藏王士禛手批王象春《问山亭诗》述论

国家图书馆藏有王象春《问山亭诗》的明抄本,该书由王士禛批点,批点时间在其"神韵说"形成的萌芽时期。王士禛的批点体现了他认真严谨的批评态度和鲜明的诗歌美学追求。虽然该手批本目前未见有学者论及,但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读者提供了直接证明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受到了王象春家学影响的第一手资料。

王士禛、叶燮与乾隆诗学的逻辑起点

在乾隆诗学的起步阶段,对王渔洋诗学的反思和批评是一个逻辑起点。神韵诗学流于趣味化的倾向催生了性灵论诗学的主体表达意识。而叶燮自成一家的思想则取消了艺术理想和典范的预设,直接影响到袁枚有工拙而无古今的诗学观的形成。正是以对王渔洋神韵诗学的反思和补救为出发点,格调、性灵、肌理各派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乾隆诗学的理论格局,也完成了古典诗学理论框架的建构。

王士禛诗文集的删定与清代文字狱——碑刻所见王士禛集外诗的史料印证

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保存的《阮亭题诗碑》题有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传世王士禛诗文集都未收录。此诗系王士禛于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谒沔县诸葛武侯祠时所作,晚年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故删去,未收入其诗集,《熙朝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通过《日下旧闻考》删诗和《列朝诗集》被禁毁两例事件,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被删的原因。结合诗歌押韵和格律形式,可以断定其首句当以《阮亭题诗碑》所录为是,《熙朝新语》卷二所载"青"字当作"侵"。

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

王士禛与田雯在清初康熙诗坛是"同郡同时"、官级相类、地位颉颃但诗美追求不同的名家,其交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人一生交往频繁,而非"隐然负气"、"不相结纳",虽然田雯与赵执信同样与王士禛所持诗论不同,但由于性格原因,田雯与王士禛不是"争名角立",而是关系融洽。

邓汉仪与王士禛、孔尚任交游考

著名诗人、评论家、出版家邓汉仪为清初诗坛旗手之一,他与当时许多诗人交游唱和,谈诗论学。其晚年与王士禛、孔尚任的交游酬唱具有典型意义。这种交游酬唱是新贵与遗民之间的接触,透视了清初文网的宽松和自由。同时这种交游酬唱又使邓汉仪与王、孔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清初诗学的发展。

学术夹杂着机术:翁方纲对王士禛“神韵说”批评的矛盾纠结点

翁方纲批评王士禛“神韵说”偏执于清远冲淡之风格,实际上同明七子派论调没有本质差别,轻视诗中之理,以致玄虚而难以理解;却又说王士禛“神韵说”无所不包,是特意纠明七子派痴肥貌袭之弊提出来的,体现出王士禛的超卓才识。翁方纲对王士禛“神韵说”的批评依违两端,甚至相互矛盾,这不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其中夹杂着机术——欲削弱王士禛“神韵说”的影响,却又想利用与王士禛的师门之谊提高自己的声望,以登上乾嘉诗坛盟主之位。

论王士禛的诗歌创作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禛被誉为“一代正宗”(《随园诗话》)。宋荦在《蚕尾集序》中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亡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威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经其身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卷173在评价王士禛的《精华录》时说:“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

王士禛杜诗批评析辨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宗主,从神韵说的美学立场出发批评杜甫诗歌。以"正变"论杜诗,杜诗由集大成的经典被削弱为五古长篇和七古的典范,王维的五古、七古和七律则成为"正宗"。以"神韵"论杜诗的艺术成就,肯定杜诗之真和古雅含蓄之美以及杜甫对题画诗题材的创始之功;批评杜诗之俚俗、以文为诗、直露写实和冗长。从"典范"角度论王安石和黄庭坚对杜诗的接受,认为杜诗作为宋代诗歌典范的理由在清初已不合时宜,黄庭坚学杜而不似杜,在杜甫之外自成一体,旨在表达其在唐宋诗之争中的宗宋立场。

王士禛佚跋一则

王士禛是清代前期诗坛的盟主，也是当时知名的藏书家。他对于经手之书，常写有题跋，加以评骘或考订。清人刘坚曾辑有《渔洋书籍跋尾》（《啸园丛书》本），近人陈乃乾又有《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1958年版），今人王绍曾、杜泽逊在此基础上，将纂辑范围扩展至王氏文集、笔记，以至诸家簿录，汇为《渔洋读书记》一书（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

王士禛词学研究述评

王士禛是广陵词坛的总持,有词集《衍波词》、词话《花草蒙拾》、词选《倚声初集》,且支持孙默汇刻了《国朝名家诗馀》,并评点过邹祗谟、董以宁、梁清标等人的词集。当今学界主要从"词论"、"词作"和"词史地位"等三方面对王士禛的词学贡献进行论析,虽时有精辟之论,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王士禛词学研究尚有拓展余地。

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例

清代之前,诗坛皆以沈约诗高于任昉诗。清初,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代表的诗论家,认为任诗高于沈诗,出现"扬任抑沈"现象。"扬任抑沈"是诗风演变背景下诗坛对二人诗歌作出的新审视、新评价:反对格调说之流弊,自揄扬近于古诗的任诗而贬抑注重声律的沈诗;反对柔靡纤弱诗风,自崇尚拓体渊雅的任诗而贬低绮艳色情的沈诗;追求神韵诗风,自褒扬赋有冲淡清远之美的任诗而黜退淫杂庸俗的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