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越中王学之“落实而下行”——陶奭龄劝善思想的四重向度

相比于刘宗周的《人谱》所代表的“正统派儒者”严守儒释界限、对福报闭口不谈以保持道德的纯洁性的“儒门功过格”,陶奭龄的劝善思想蕴含了四重向度:一是既坚守儒家立场,又对佛、道思想保持开放的态度;二是强调在“认识本体”的前提下着实做迁善改过的工夫;三是主张在明辨义利的基础上融摄对功利的追求,先义后利;四是认为“心”既是道德行为的发动者、监察者,又是意义与价值的创生者,用这种内在超越的方式证成“德福一致”的实践必然性。陶奭龄的劝善思想,是对越中王学劝善思想的系统总结与发展。他将越中王学高明玄远的形上之思与世俗大众求乐免苦的心理结构结合起来,是对阳明学的“落实而下行”。

明代黔中王学与浙中王学的思想互动——以孙、李与钱、王为中心

黔中王门学者与浙中王门学者的思想互动,既有直接面晤与书信交往(如孙应鳌与王宗沐),也有心会与神交。孙应鳌与李渭,钱德洪与王畿,分别为黔中王门与浙中王门最具代表性人物,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既有相互契合之处,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通过此互动证明,与其他王门后学一样,黔中学者能够贴紧当下学术动向,及时反映问题意识,尤其注重本体与功夫的一致性,提出了独具特点的"慎独说"(如孙应鳌),并能勇于修正己说(如李渭)以获长足发展,使黔中王学得以自立与彰显。

论清初朱学与王学之争——以张烈《王学质疑》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康熙年间,张烈撰《王学质疑》批驳阳明心学,一时两派人物针锋相对,掀起又一波朱学与王学之争的高潮。《王学质疑》成书于史馆篡修《明史》的过程中,起因是史馆内部就阳明学的官方评价问题产生的争论。该书主体内容是对“心即理”“致知格物”“知行合一”三个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进行批驳,言辞大胆激烈。而同史馆的毛奇龄亦撰文毫不客气地对此书进行了回击。这场论争吸引了很多后来者加入,对两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初这场朱学与王学之争的结果,从官方地位来看,朱学成为官学,王学落败。但从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朱学的理论至此停止了发展;而暂时蛰伏起来的阳明心学,则在近代再度蓬勃而出。经过历史的无情洗涤,阳明心学被证明是极具魅力与价值的。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王学的跨江传播与两浙的地位互换

王阳明去世后,绍兴作为曾经的王门讲学中心之一,其地位逐渐被杭州所取代。绍兴地位的下降,一方面缘于因天真书院的建立而使杭州在王门中影响力的相对上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阳明学者在绍兴讲学的相对沉寂和绍兴王府的快速衰落。除此之外,两浙地区阳明学地位的相互转换,还与当时阳明的两大高足钱德洪、王畿把居住地和注意力由浙东转移到浙西,以及越人讲学过于空疏狂野有密切关系。而发生在阳明以后浙江学术中心从"东"到"西"的转移,到了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东西并重的局面,刘宗周传人在钱江两岸并驾齐驱、互为补充,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王学护法到汉学开山--毛奇龄学说形象递变与近代学术演进

清学史叙述中毛奇龄多被描述为清代汉学开山,这更多是后人认识叠加之产物,而非事实。毛氏学术形象,历经数变,见证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与毛氏同时学人,多视其为王学护法,这与其本人抱负相符。降至乾隆时,学人却一边倒地倾向其经学,多从负面角度立论,毫无引为前导之意。至嘉庆时,阮元、焦循联袂推重毛氏,尊为清代经学开山,一改乾隆时学人之见。阮元、焦循之举,意在纠正由惠栋所开而风靡当时之汉学习气,在当时鲜有同道。稍后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从反向角度树立毛奇龄攻宋学(本意乃从王学立场攻宋)之汉学开山形象,不仅影响后人追溯汉学开始之事实,亦替汉宋之争这一后见助力。如此辨章学术,可助厘清毛氏学说之本意及后世认识迁转,显现近代学术思想发展之线索与脉络。

李渔心学与王学关系考论

李渔的思想观念受到过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李渔用"心"所表述的不等同于王学"心"之概念,与李贽"童心"也存有一定距离。李渔之"心"所表达的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智慧,而非哲学思辨内容。李渔并不是阳明心学亦步亦趋的思想传承者,在精神上也与王学左派相差甚远。

“心学真宗”:论万历时期的王学与佛教之关系

明万历时期,王学处于鼎盛状态,佛教宗风亦自此重振。这固然是心学思想的内在诉求和导向,而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一时期有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编撰文献:佛教居士周梦秀所编《知儒编》,用以证明"学佛可以知儒";王学士人周汝登所编《佛法正轮》,用以证明心学统三教、儒佛不二。这两种文献因为流传原因在以往研究中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由此切入可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儒佛关系观念,进而考察当时"心学杂禅"的指责以及王学士人对此的回应。总体来说,王学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促进了宗门重振运动,促进了民间信仰和劝善活动的流行,同时使得儒家自身矩矱亦变得模糊,因此难免引起不同教派各方面不同的反应。

心·学·政——黔中王学治理思想及其特质

"心""学""政"是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三个重要内核。"心统学政"是其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维度,这一内在维度体现为"心"在"学"和"政"的领域的落实。在理论层面呈现出"心学合一"和"心政合一"两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则呈现出"心学"和"心政"两种形态,表现为"为学"和"为政"两种活动形态。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这种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形成于中晚明时期贵州特殊的儒学环境和地缘政治生态中,同时其作为儒学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政治治理""民间治理""个人治理"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王学主意说论要

一、对“意”之概念的历史考察与心、知、物、性、情等概念相比,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讨论得不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概念不重要。对意之概念的考察,涉及到意与心、意与志、意与念、意与知、意与情等一系列范畴、命题。一般来说,儒、释、道所言之“意”不尽类同。道家言“意”,谓指意义或意象,属知识论和语言学中的言、意、象之辩,而与人性的善恶邪正无关。王学主意说的意之概念,则基本属于道德论和心理学的范畴,因而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王学主意说的形成、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是儒、释两家对“意”之概念的诠释和理解。

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鹿善继是晚明北方王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儒学思想承王阳明、罗念庵一脉而来,以"躬实践"为主要特色,合学业、事功为一体,重节义,重实学。以"真"为心体,以"时习"为工夫,以奋进为乐,以"不动心"为着落。据鹿善继的学行及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理应给予其儒学史上相当的地位。

明代王学的基本政治问题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明代王学的政治哲学思路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治心可以转化治世,好的生活在于民众的自我创造;"万物一体"是最好的人间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无所谓阶级之分、亲仇之别,一律与自我本身同等对待;良知及其他内在性的资源可以转化为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人也从完善的道德个体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民间社会的教化行动使得民众参与自下而上的道德救赎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哲学家或者知识分子应承担政治责任,将"学"与"政"打通。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明代王学兴起

明代王学作为一个主旨大体相近的思想共同体,在中晚明社会大兴其道。王学的兴起,蕴含着值得我们反思的政治意味。王学切中当时思想界溺于旁求外袭的时弊,注重个体的内在资源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意义,将治世之事转向内在的治心之事;王学在理论上简易直接、打动人心,王学中人多希望以悦服心灵的方式来推行儒家的理想、教条和秩序,其意在"收拾人心"并进而实现政治理想;王学中人深入民间进行社会教育,在明代严酷的官场政治之外,通过简易平常的哲学话语以及书院会讲、制定乡约等手段来改造心灵和社会,表明了王学在政治鼓动问题上提倡向下的社会路线。

明末清初王学修正派社会政治思想述要

以刘宗周为代表的王学修正派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然而他们在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将"心"的弘忍根依于"理"的明净,摆脱了陆王派徒恃一心的傲慢,也克服了程朱派据理凌人的偏执,将扎实的日常功夫维系于对明净本体的坚守,为浮荡已久的世道人心重奠根基。同时,通过对天理的去魅将君主由天上拉到地下,使之由超然在上的天意代表还原为担负着沉重现实使命的文化符号,为对其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从内部、从正面打开了缺口。他们以保守的姿态应对现实的困境,宣布了一个传统的谢幕,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

抗战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王学振新著《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片论》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是历史悠久、魅力无穷的中华文学在民族危难与奋战之际特殊境况下的薪火传承，也是中国作家和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一种斗争武器；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人生的历史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展示。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理所当然地在中华民族文学史册和世界文学史册上留下辉煌的篇章。”然而，抗战文学这一笔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学遗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