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跨越:王安忆小说中的性别动态与叙事创新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王安忆运用独特的文学手法,不仅解构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还创造性地重构了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该文借助解构主义理论,审视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议题,通过分析其作品中对性别动态的深刻洞察与表现,揭示作家如何在文本中映射并推动社会性别观念的变迁,探讨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对自由与身份的追求。王安忆的文学实践,无疑是对性别边界的深刻跨越,彰显了叙事创新在理解与重塑性别意识中的关键作用,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性别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范例。

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上海是一座魔幻的城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杂糅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上海书写的代表作家,王安忆与程乃珊为上海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记忆。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程乃珊则以“上海女儿”的身份追溯历史,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旧梦重温,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满足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她们站在各自的视角与立场共同书写上海传奇,寻找上海灵魂,挖掘上海书写的价值意蕴,以上海书写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与魅力。

《王安忆和女性文学的对峙与融合》评介

作为女性作家,王安忆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融合了女性文学特色,其作品建构了正面女性主体形象,而且显性流露出女性经验。关于王安忆的创作与女性文学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其中,崔佳琪的《王安忆和女性文学的对峙与融合》值得读者给予一定的关注。

中德文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女性小说译介——以王安忆为例

德语世界译介王安忆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学关系衍变带动着译介活动发展转向,树立德语世界眼中的中国当代女性小说样貌。通过文本分析,在初期,相同的文学主题产生共鸣,促进德语世界对王安忆小说的接受。继而,中德两国文学都迈入了转型探索阶段,作家的创作尝试获得德语世界关注,进一步推动了译介。而两国文学都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之后,世界文学舞台上的角逐与竞争,掺杂了多种因素影响,最终使王安忆小说的德译草草收场。

将寻根进行到底——王安忆近作的内在化转向

王安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入文坛,一直保持着充沛的创作活力,她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且她不断地尝试对自我的突破。她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复杂多变的,从早期带着清新稚嫩的理想主义色彩,到20世纪80年代由旅美经验碰撞促成的文化寻根,20世纪90年代在叙事语言、形式、题材上做出的多层面探索,21世纪初对普通民众关怀的执着追求,再到近年摆脱某种思想倾向的束缚继续写作实验。尽管风格持续多变,但她以细腻的情感观照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建构人物心灵世界的创作旨趣,始终没有变。

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张爱玲资源

显而易见,王安忆小说中的“地域视角”,与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只有探讨分析了这种联系,才能够将其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的推动性意义清楚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王安忆与寻根思潮和上海重新崛起是一种外部的联系,她与张爱玲小说的“资源”则是一种内部联系。唯有弄清这种内部联系,我们才有可能从作家创作的层面,来解释张爱玲对王安忆的创作转型所产生的某种影响。而本文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小说所做的文学史定位工作,也才能展开和深入。

双重视角的交替与穿插——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特色

王安忆的叙事能力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叙事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叙述者和鸽子置于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的转换下双线并行勾勒上海都市的历史变迁,细述人物内心最细微处的情感波澜。双重视角的交替与穿插,使叙述者保持充分的客观性,又不乏以一种贴近世俗、审视生命的叙述智慧去关注王琦瑶式的女性而流露出的温情,带着悲悯的情怀揭示这一类人的生存精神。

论王安忆小说《富萍》中的劳动书写

劳动书写在王安忆小说中的呈现是较为密集和坚实的,她注重展现社会底层劳动者怡然昂扬的生命状态与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安忆的文学追求与身为作家的责任担当在小说《富萍》中具化为对劳动者群体进行集体观照,她打破读者阅读经验所积存的上海为繁华、劳动者为凄苦的刻板印象,勾勒出一个由外来移民构建并壮大的新上海形象。

王安忆与戴厚英淮河小说的皖北乡村书写比较研究

王安忆和戴厚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她们与淮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聚焦皖北乡村各自创作出“淮河系列小说”。但二人在创作视角、叙事倾向、审美追求、叙事语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体现了各自鲜明的审美个性与艺术魅力。“外来妹”王安忆从“局外人”的视角,以平淡的叙事语言,审视皖北乡村的人性与文化,在回望中由批判转向怀念;“淮河的女儿”戴厚英则是从植根皖北的“局内人”视角,运用乡土味的叙事语言,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书写“流泪的淮河”,在写真中由眷恋转向反思。她们的淮河小说分别展现了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与审美追求,共同丰富了皖北乡村书写的文学图景。

新时期初当代女性形象的复杂性建构——以王安忆的《流逝》为考察中心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文影及阿毛娘等女性形象塑造,表达了王安忆对传统“家庭妇女”形象、现代“摩登女性”形象及毛泽东时代“劳动妇女”形象等女性形象资源的复杂情感态度与综合思考,如对传统“家庭妇女”形象资源的批判中有顾盼,对现代“摩登女性”形象资源的否定中有承续,对毛泽东时代“劳动妇女”形象资源的肯定中有扬弃,体现了新时期初女性形象的复杂性建构。这主要是由新时期初社会历史转型的复杂状况、妇女解放政策和思路的延展性,以及女性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决定的。

王安忆“我们庄”乡土创作的记忆书写

王安忆用现在的眼光回望“我们庄”这片土地,既有艰难,也有温暖,更是碰撞与回味。王安忆乡土创作中的“我们庄”丰富保留了地域审美文化形态,是社会记忆的文化存储载体,不仅是王安忆走过、路过、生活过的沿淮村庄,更是她想象的原乡、一个在生活中能寻到审美的文化世界。

王安忆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中的都市移民书写

王安忆小说集《红豆生南国》立足于当代,书写了全球化背景下都市移民的流动与漂泊。王安忆在小说集中不仅复写了移民人口的离散现状,更以“乡土人情”和共同生活为中介建构“流动的家”,试图在不确定的生活中重建日常生活的“恒常性”。王安忆的都市移民书写尽管在现实意义上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但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她小说创作中的日常生活美学。

论王安忆小说的独特叙事追求——以《五湖四海》为例

王安忆是当代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是当代文坛极具活力的创作者。自1976年发表《向前进》到2022年发表《五湖四海》,王安忆40多年的文学探索从各个方面体现她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追求。本文通过对其近作《五湖四海》具体文本的研究,从世俗人情的叙事内容、城乡互融的叙事结构、平实可感的叙事语言三方面分析王安忆小说独特的叙事追求,并探讨王安忆小说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

由“断裂叙事”见新世纪小说的浪漫主义回归——以王安忆新世纪小说为例

自现代以来,中国的浪漫主义一直被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所压抑,而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出现了“断裂叙事”现象正能展现出浪漫主义的回归。以王安忆的新世纪小说为例,“断裂叙事”分为三方面,叙事人物、空间、情节的断裂;描写、议论、抒情的插入;叙事逻辑的断裂。断裂叙事使得浪漫主义跳脱出现实主义的整体,唤回现代主义已失落的美学传统,作家们重塑精神之塔,找寻回家之路,从而实现浪漫主义的回归。

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意识探赜——以《匿名》为中心

王安忆在代表性作品《匿名》中突破自我,摒弃具象化写作,采取抽象的写作方式。该作品主要叙述上海人老新意外误入边缘地域林窟、野骨、九丈等地,结识边缘人郭睦、哑子、麻和尚等人,在相处过程中边缘人不同的生命体验呈示了不同的生命体认,这多类生命体认暗含了道家与儒家的生命意识。综观王安忆小说的创作,其生命意识的转变以新世纪为界限,从解构主观化的历史叙事转向建构客观的理性创造,生命意识形态从基本层面走向高阶层面,观照人类与自然万物,寻找生命本真与人类存在根基,走向“天人合一”。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历史与情感——论王安忆《富萍》《五湖四海》

从《富萍》到《五湖四海》,王安忆小说中关于水上人家的文学书写经时间沉淀而焕发新彩。在空间理论视域下,2部小说呈现的水上人家故事差异明显,但都融汇着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认知与对伦理情感问题的深度思考,水与土、乡与城、空间与地方,种种矛盾冲突下空间的转移、焦虑、迷失问题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论王安忆《考工记》的历史书写

王安忆于20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考工记》,借一座老宅、老宅主人陈书玉及其身边朋友的悲欢离合,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巧妙地将历史物化、凝缩,并着力营造出一种迷蒙的历史氛围,呈现出丰厚的意蕴。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从物化的历史、凝缩的历史、迷蒙的历史三方面探究《考工记》历史书写的特点。

王安忆《长恨歌》女性叙事特色研究

王安忆的《长恨歌》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作品充满了缠绵悱恻的独特韵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故事营构上,作家用女性话语建构方式和独特的女性叙事风格,用三条线索贯通三个叙述部分,以女性视角下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展开故事情节,加以女性化审美意象提升作品感染力,更用女性主义意识来阐释上海都市精髓,使《长恨歌》独具艺术魅力和研究价值。

《香港的情与爱》与王安忆1990年代的城市书写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中的“城”(香港地区)被处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上演故事的舞台”,而城里的“人”(老魏和逢佳)一个想寻求“家”,一个要寻求“靠”,在遇、缘、情、恋、憾等“催化剂”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情感变换,渐渐生发出受权利与义务观念不自觉约束的“情义”。王安忆关于“香港地区”的想象方式和叙说策略可归纳为邂逅的“奇”、情爱中的“义”和过客的“怜”,这不单是超越庸俗的情欲故事而探索一种建立在“利害”基础上的情爱故事与情感关系,更关涉作者1990年代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迁、时代演进、精神困惑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对话。

经验的有限性与重塑“自我”的文学性——1980年代王安忆文学观的变奏

本文回溯王安忆1983年访美前后文学观的变奏:王安忆最初尝试以“写他人”的方式告别雯雯阶段,但对自我经验的开掘才真正把握住文学介入现实的关键;访美使王安忆在世界视野中将自我相对化,继而在对报告文学采写经验的转化中写出了《小鲍庄》;但用“形式自觉”克服经验的有限性难题,又阻断了作家进一步思考摆脱政治束缚后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持续把握个人经验的时代社会性关联。总结王安忆1980年代有关自我言说与自我重塑的创作调整,可以启示我们“文学性”何以不仅仅是一个求解本质性答案的理论问题,更是一项关乎时代境遇中主体创生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