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王粲条“文秀而质羸”考释——兼论王粲五言诗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

钟嵘《诗品》王粲条之“文秀而质羸”,指王粲五言诗有文辞秀密而体气稍弱的特点。“质羸”并非指王粲身体羸弱,而是指王粲诗所体现出的重文轻质的倾向,从中可见五言诗质理始衰而文辞始盛的发展趋势。这种重文轻质的倾向缘于王粲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此处的赋,既包括作为文体的赋,也指《诗经》六义与比、兴相对的赋。钟嵘评王粲诗“文秀而质羸”,亦是通过其与刘桢诗“气过其文”、曹植诗“体被文质”的对比,构建出五言诗源流的经典谱系和文质并重、质胜于文的审美品位,区分雅与俗、正与变,使五言诗正统回归到风骨典雅、文质兼备的轨道上。

中古时期文学“评价坐标”嬗变与王粲文学地位的重估

魏晋至南朝时期,文人对王粲的评价重心及其文学地位的认识发生了明显转变,反映了该时期文学“评价坐标”的嬗变。曹丕对王粲的文学品评重心在辞赋,这个时期王粲的文学地位在建安文人中并不突出;刘宋以后作家评论转向以诗歌为中心,兴起了对王粲诗歌特点及其文学地位的讨论,引发关于王粲、刘桢文学地位高低的争议;之后,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对作家的才能及其擅长文体类型进行了颇为全面的考察,在对历代作家的别集、总集类文献的纵向、横向比较后,王粲“七子之冠冕”的称号最终确立。

王粲文学引《诗》浅论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文学发展的土壤,后世文人的创作很多植根于《诗经》,深受其艺术手法、审美思维的影响。本文立足于王粲引《诗》文献,结合汉末的社会背景,系统总结王粲文学作品引《诗经》的特点,探讨王粲文学引《诗》对“风雅精神”的延续。

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王粲死因的新探索——对“麻风”“疾疫”二说的重勘与省思

在寻绎王粲死因这一重要问题上,关键信息应当采信《何颙别传》而非《针灸甲乙经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意在宣扬医道、自神其术,其笔下的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具有强烈的学术建构倾向,叙述细节难以信从。考诸典籍、征之医理、衡以常情,王粲曾罹患甚至死于麻风病的说法难以成立,至谓王粲辞世与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有关,亦出于史料辨析失照后的误为牵合。王粲晚年体型、心态、创作风格的变化,乃至最终的死亡,当与“五石汤”所致药源性疾病相关。重勘王粲死因这一经典论题,对今后的中古医疗社会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辨析

钟嵘于《诗品》中评价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指出王粲诗歌创作的独特性。王粲在曹植、刘桢之间“别构一体”的主要表现在于“诗多伤情”与“文秀”。“诗多伤情”是指王粲诗歌抒发的情感偏于伤怨,“文秀”则体现王粲诗歌文词的华美以及情感的真挚充沛。另外,王粲诗由于靡密和气骨不高而造成的“质羸”一面,也与曹植、刘桢的诗风有所不同。

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

汉末王粲为魏侍中,参与兴造有关礼制。其所造制度,影响及于隋唐。本文从学术史角度,考述分析王粲当典章散乱之际,负责修订重建朝廷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爵制、服佩制及宫廷雅乐之制等。在此基础上深入追溯其家族汉代山阳高平王氏天人相贯的汉学背景,以阐明王粲典制度的学术渊源,由此兼而说明王粲在曹氏政权中虽居"常伯"之尊修饰礼典,但用世之志远不能真正满足的特殊思想心态。

论王粲与五言诗的成熟——兼证《七哀诗》、《杂诗》的写作时间

王粲《七哀诗》三首和《杂诗》都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他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现存诗作,都是杂 言诗和四言诗;而其现存的五言诗作,全部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作尚属汉音, 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五言诗作则纯乎魏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大体上来说,从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与"魏 响"的分水岭。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雄”传记——试论王粲《英雄记》

王粲的《英雄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的传记。该书全书已佚,存在书名讹误、材料真伪与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据史料分析,其主体部分当写成于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年)九月,作者归曹前,反映了曹操统一北方以前汉末群雄割据时代最宽泛的“英雄”概念。

论“七子之冠冕”的形成——试论王粲文学创作中诗礼秩序与情感表现的融合

自刘勰论及王粲乃"七子之冠冕"以来,学者多立足于文学层面界定王粲在建安时期的文学思想地位,王粲的文学特质在这种文本细读式的研究中被比较透彻地发掘出来,但在广义的层面上,这种单一的研究视野却使王粲的整体形象遭到割裂。本文试图通过王粲的家学思想透视王粲的精神内质与文学创作的关联,在学术传承、审美创作方面对比研究王粲与"建安七子"中其余六子的同异性特征,以一种比较广阔的视野考察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登楼赋》——王粲弃刘归曹的信号与准备

汉代及六朝的文人们,常有这样的现象,对于他们十分重视的题材,往往同时用不同的文学样式来表现,而不嫌其重复。如赵壹写《刺世嫉邪赋》时,于篇末又托秦客与鲁生作了两首抒发同样思想感情的五言诗。蔡琰于五言《悲愤诗》之外,又有《胡笳十八拍》。陶渊明写《桃花源记》之时并有诗,于《归去来兮辞》之外,又有《归园田居》诗,等等。王粲亦复如此,在他写了《七哀诗·荆蛮非我乡》之外,又写了抒发同样思想感情的《登楼赋》。

浅论王粲的人格心态

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建安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人格心态的角度探讨王粲的创作风格,一方面,积极的用世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使他的诗歌不依傍经典,直抒胸臆,"发愀怆之词";另一方面,浓重的客寓意识和"躁竞"而举棋不定的政治态度,加之身体先天的不足,共同导致王粲其人其诗的"自伤情多"、"文秀而质羸",在某种意义上开了太康文学"情多气少"、悲而不壮的先声。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王粲位次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审美自觉

在古代文学史及研究论著中，王粲被认为是建安七子之首。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王粲并非总列第一。曹丕、曹植、刘勰、钟嵘四位最有代表性的论者，对于王粲的排位就并不一致。这反映了论者的深层心理与品评标准的不同，由此可以洞察魏晋南北朝文论向文本转化的审美自觉的评论态势。

王粲荆州交游考论

王粲在荆州交游颇丰,可考证者凡十二人,他们对王粲在荆州的诗文创作及思想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王粲在荆州的大部分诗文创作皆与其当时的交游有关,它们反映了王粲备受世人认可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如四言赠答诗专以"情胜",劝谏之文以情动人等。此外,王粲与荆州友人司马芝有较多的相似政治观点和处世之道,与宋衷、刘表有共同的学术倾向。

论王粲投曹后同题诗赋创作的艺术特色

王粲投曹后政治际遇和生活境遇均有较大的改变,其诗赋多作于与邺下文人游宴唱和的活动中,即多属同题创作。这使得他投曹前重情的创作倾向逐渐淡敛隐退,注意力转向艺术技巧的探索和文藻的结撰方面,偏于以才驭文,表现出另一番鲜明的艺术特色,如语言骈化,词藻华美,文心巧思,猎奇工细等,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并不亚于前期,这一点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

说“文秀而质羸”——关于钟嵘《诗品》王粲条疏证

钟嵘《诗品》评王粲“文秀而质羸 ,在曹、刘间别构一体” ,历代注《诗品》者于此句 ,或略而不注 ,或注而不详。其实“曹刘体”是代表的一种古雅的文学风格 ,所谓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 ,是说王粲在曹、刘古雅之体外“别构”秀美一体。以秀为美的审美情趣是在玄学“清通简要”的学术方法的浸润影响下形成的 ,是长期孕育并脱胎于玄学“言意之辨”的理论之中的。王粲虽未以玄学名世 ,但他与玄学的两个思想根源有密切关系 ,其行为方式亦与玄风大盛之后的虚诞之风颇为相似 ,所以 ,他应是早期玄学风气中人。王粲既与玄学有如此密切之关系 ,那末 ,他在曹、刘古雅之体外“别构”秀美一体 。

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考

张仲景于建安二年为王粲诊病,言"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章太炎及郭霭春认为其死于麻风。据有关史料考证,得出以下结论:1.张仲景与王粲于建安二年(197年)相见。2.张仲景于王粲20岁时预断他20年后将死,此事亦见于《太平御览》,其说可信。3.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后人据《甲乙经序》所说"眉落而死"推断死于麻风,与史实不合。

好合琴瑟 分过友生——曹植对王粲师承关系的全面探索

建安文学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后世评论家常常将建安作家放在同一个时空平面上进行论述,如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这就掩盖了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曹植是建安文坛的晚辈,邺下作家大都是曹植学习和师法的对象,特别是王粲,是曹植的老师,对曹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弄清曹植对王粲的这种师承关系,将大大有助于再现建安文学的演变序列。

拨开仲宣登楼的历史迷雾——对王粲登楼旧址的考证

汉代王粲《登楼赋》中楼址今在何处 ?历来众说纷纭。文章以充分的论据批驳了“襄阳说”、“江陵说”和“当阳县城说” ,对“麦城说”也提出了质疑。作者首次提出了王粲登楼在荆门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