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执法者玩忽职守罪认定的误区及归责路径探析

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社区矫正执法者的失职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本应是责任认定的重中之重,但在实践中这一环节却被忽视。在我国司法裁判中,对酌定量刑情节的限制适用一直以来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在完善立法、高速发展的阶段,很多制度,像惩戒权、用警权等尚处于争议状态,还有很多制度像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中心、队建制等还尚未完全贯彻落地。对于即便已经涉及玩忽职守罪的执法者,也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案件中是否存在一些足以减轻或免除其责任的情形,充分体谅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情境,做到国法与公理的相统一。

模型建构视野下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之区别

近年来,刑法学界在涉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罪的认定时争议颇多,尤其表现在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及客观方面特征的界定上。实际上,刑法所建构的犯罪识别模型(犯罪构成)虽然来源于生活原型,但由于人为概念系统固有的拟制功能,法律规定往往高于生活事实本身。据此,在犯罪模型上将所有故意性的一般渎职行为统一拟制为滥用职权罪,将所有过失性的一般渎职行为统一拟制为玩忽职守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事实原型本身,但却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法律问题研究

目前,玩忽职守犯罪在职务性犯罪中呈现出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比较难。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本质与其归责在国内外刑法学界至今争论不已,本文以案例作为出发点,对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基础上提出客观归责理论并予以论证,同时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玩忽职守罪立法研究——以“小官巨贪”现象为逻辑起点

":小官巨贪"的频发与监督责任不足有密切关系。玩忽职守罪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故意、过失并存的立法模式,法定刑过轻,徇私舞弊规定的不合理等,都是导致监督过失责任的认定出现困难的主要问题。预防"小官巨贪",要注重对玩忽职守罪的立法完善。与玩忽职守罪存在的立法问题相适应,也应该从区分故意、过失的立法模式,提高法定刑设置,调整徇私舞弊规范表述等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认定玩忽职守罪中“重大损失”的两点思考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正在紧张地进行。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司法体制与机制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其具体措施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检察改革,以加强法律监督促进社会和谐为主体,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本刊编辑部注意到,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对前者给予其足够的关注。虽然近年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它至今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严打击职务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近年,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与审判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法院的最终判刑结果日趋轻缓化,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这种现象,既不利于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同时也削弱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公正性的信任。缓刑适用过多势必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对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产生怀疑,从而给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带来困难。目前,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2010年将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案件。在今年4月25—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曹建明检察长又再次强调:要着力加强对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中现实问题和研究,要紧密结合推进检察改革,紧紧围绕实践中制约和影响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及时从理论上指明破解难题、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为总标题组织了笔谈,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对我国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政治导向正确,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玩忽职守罪客观构成要件探析

文章从犯罪客体的概念出发，结合玩忽职守罪的特点，论述了其客体是公务职责的谨慎性、勤勉性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并对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和重大损失的后果两个方面，进行了归纳。

科学把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分标准——以闫某玩忽职守案为例的分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系过失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存在三种认识,即故意说、过失说与复合说。从立法进程、《刑法》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体系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立案标准与案件分类上的区别对待来看,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是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意图通过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来达到明确界分两种不同犯罪的目的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困难。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知,更多的是通过对客观行为内容的分析判断进而得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只有将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为两罪的主要区分标准,才可能满足作为标准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明确性。

关于玩忽职守罪几个问题的思考——以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为中心

玩忽职守犯罪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 ,打击、预防玩忽职守犯罪意义重大。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如何确定 ?怎样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责任及其责任之大小 ?如何预防玩忽职守犯罪等都值得我们研究。从司法实践上看 。

玩忽职守犯罪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规定 ,对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范围 ,尚不能完全肯定。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 ,对于行为人不履行职责 ,在主观上可能是过失 ,也可能是故意 ;但对其行为新造成的犯罪结果则是过失。玩忽职守与官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有明显的区别。修改后的新刑法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失职行为 ,有立法上的疏漏 。

玩忽职守型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玩忽职守型犯罪近年来呈现出数量日益增多、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基建监管岗位上比较多发、有些往往隐藏在重大安全事故背后、多与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诈骗、走私等犯罪相交织、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广等特点。究其原因,存在于思想、体制、立法和司法等诸多方面。要有效遏制其发展态势,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侦查机制和办案责任制,并提高其法定刑,进一步增强打击力度。

警察玩忽职守案件的特点、成因及司法应对

人民警察玩忽职守的行为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不仅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给公安队伍带来负面影响。警察玩忽职守犯罪案件的发生,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查处警察玩忽职守案件,一是要扫除对这类犯罪在认识上的障碍,二是要提高检察机关侦查玩忽职守案件的能力,三是要严格规范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论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主体对职务违反的心理态度 ,前者为直接故意 ,后者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对行为的罪过心理仅是一种量刑情节 ,不同于犯罪罪过 ,两罪主体对“重大损失”的发生 ,都为过失心理 ,因此 。

玩忽职守罪构成论

玩忽职守罪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是部分具有因果关系的,因而不能仅以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来判断犯罪的成立,否则不能制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浅谈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没有履行或不正当履行而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的职责要求,不正当行使职权或超越职权而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在犯罪客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以及由于法律法规授权或受国家机关委托、委派而代表国家机关执行职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是行使国家机关的一定权力或履行国家机关的一定职责。其形式特征是身份上代表国家机关。现行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存在一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消防责任事故罪与消防监督检查及玩忽职守罪的关系

从消防监督检查的重要性和遵守消防执法程序的必要性入手 ,阐述消防监督机关在消防责任事故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消防监督人员与玩忽职守罪的关系。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辨析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是渎职类犯罪的两个重要的罪名。玩忽职守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 ;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两罪都可以表现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

试论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作为我国刑法典中"渎职罪"一章中的一个典型的罪名,玩忽职守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的勤政性,客观方面包含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一般情况下是过失,特殊情况下存在着间接故意.

故意“误拆”中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对策——以规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为视角

故意"误拆"以"误拆"之名行强拆之实,事实上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在故意"误拆"的情形下,无论权力大小,权力寻租的背后,必然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行为。故意"误拆"中职务犯罪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个别领导片面追求政绩、具体的拆迁实施单位不当地追求经济利益、监督机制不力以及官商相互勾结导致腐败,致使职务犯罪滋生。彻底避免故意"误拆",应该科学合理配置权力,改变干部考核机制,让基层官员有升迁的正常途径;同时加强媒体舆论监督,发动舆论监督的人民战争,让故意"误拆"没有办法遁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根本上避免拆迁权力寻租,强拆而非"误拆"贪官的保护墙。

关于涉税玩忽职守罪案件的几点思考——兼评王某玩忽职守案

依法行政的推进,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愈加严厉,从而执法人员的执法风险也在不断升温。对于税收执法风险而言,税务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被追究刑事责任是最大也是最常见的执法风险。由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过失,尤其对于复杂、技术要求较高的税收执法,对涉税玩忽职守罪的判定有时难度较大。为有助于此类案件合法、公平、公正地处理,涉案当事人受到应有的对待,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而有关税务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问题,处理涉税玩忽职守罪案件应注意的特殊情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