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强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ESG体系建设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9年至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即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此作用具有长期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法治环境较好、司法独立性较强、环境执法强度较高的地区,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有过诉讼或环保行政处罚经历、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环境绩效较低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治理加强、社会关注提升和信息披露水平提高来实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保法庭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立法和执法角度展开研究,而对司法手段的作用效果关注较少。以各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分批设立环保法庭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研究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明显提升,且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渐进三重差分法探究环保法庭设立作用的边界条件发现,当企业为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所属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环保法庭设立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策略发现,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诱发的企业绿色创新挤占了非绿色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对于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环境司法专门化是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制度,补充了既有环境规制研究对于环境司法关注的不足,为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的环境法治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环保法庭何以有效?——能动司法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推进环保法庭建设已经从司法政策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背景下,有关环保法庭的实际治理成效各方仍未形成共识,关键原因在于环保法庭提升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传导机制不明。为此,该研究以能动司法理念为基本视角,提出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府院联动”和由环境司法推动的环境议题“社会关注度”提升可能是环保法庭产生实效的主要方式,并进一步细化为“政府关注力度”“政府规制力度”“公众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四条微观路径。实证部分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1—2020年十年间135个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对当地工业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设有环保法庭的城市的工业污染排放比未设立的城市低11.9%。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力度”和“媒体关注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在发挥环保法庭环境改善功能的路径中,政府的“行”胜于“言”,且媒体舆论场的作用大于民间舆论场。异质性分析表明,2015年前后国家层面一系列加强环境法治的举措提升了环保法庭对于地方工业污染的治理效果,且环保法庭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就影响路径而言,代表府院联动的“政府规制力度”路径影响较为稳定,而代表社会环境关注度的“媒体关注度”则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据此,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提示学界基于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加强对环保法庭外部性的研究;政策意义在于,强调在坚持中央环境司法政策的同时,适度推动地区环保法庭的设立,优化环境司法制度保障,完善各方主体相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尤其是加强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

环保法庭的设立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吗?——基于企业绿色并购的实证研究

寻求有效机制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那么研究环境司法强化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成长,进而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并购事件数据,以我国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企业外延式绿色成长——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而非高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并购。机制检验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提高了司法惩治力和公信力、增强了公众环保意识,从而对企业形成环保约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并购具有绿色整合效应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绩效,与其他治理模式相比,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且能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但绿色治理的宏观转化效应有待提高。

一家环保法庭的保驾护航

作为全国首家环保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坚持探索创新,先行先试,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环保审判三审合一、集中专属管辖的司法实践,开启了我国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先河。红枫湖位于贵阳市西郊,水域面积57.2平方公里,是贵州最大的人工湖,被誉为“高原明珠”。湖边有座红枫岭,每到深秋,红叶碧波,煞是好看。而就在湖东岸百余米处,有一栋白色二层建筑——这是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也是我国第一家环保法庭。

环保法庭设立的困境与出路——以司法专门化设计为视角

中国的生态环境已进入生态退化和复合型环境污染的新阶段。为应对日益增多的环保纠纷案件,环保法庭的设立已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但现实中,环保法庭的"利齿"却存在咬合不力的现象。文章从专业化环保法庭的构建基础出发,深层次对我国目前环保法庭运行现实和发展困境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司法专门化设计为视角,探索未来环保法庭的发展路径。

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分析与展望——以我国环保法庭模式为切入点

由于环境案件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特殊性,环境审判专门化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但诉讼极少且无力救济公民权利,审判机制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而无法正确审理案件。为了应对环境审判的紧迫形势,我国采取环保法庭的专门化审判模式进行试点,不仅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体现出诸多的优越性。但作为一种新生的审判机制,环保法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当然,环保法庭并不是司法推动环保事业的唯一方式,深入探索设立环保法院或者利用现有专门法院等有益途径,可以进一步实现环境审判专门化的目标。

环保法庭在突破环境侵权诉讼困局中的挣扎与困境

现行司法程序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存在着困境,也不能解决生态破坏等新型环境侵权纠纷,这既受到法律制度体系的限制,又受到法律机理的约束。为了解决这一困局,我国现在预期通过设置环保法庭以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形式寻求突破,但效果依然不理想。因为这种制度创新在法律上有难点、操作上有困难、实践上有争议,它不是法律制度自生自发演进产生的,而是带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制度的出路在于针对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设计出突破现行三大诉讼分立格局的专门的环境诉讼机制体系。

我国环保法庭的困境与反思

分析了我国环保法庭的进展及面临的困难,提出需要向全国推广运行比较成功的环保法庭经验,排除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将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和政府引导的"有形之手"结合起来,推动审判制度变革和创新,推动环保法庭走出困境。

我国环保法庭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文章通过回顾我国环保法庭建设发展历程，指出我国环保法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根据新时期我国环保法庭建设与发展面临的任务需求，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建议：循序渐进、按需设立环保法庭，率先将环保法庭建设纳入整体性司法体制改革的对象之中，强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立案和审理，组织研究井制定适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司法解释。

超前抑或滞后——环保法庭的现实困境及应对

环境问题带来环境纠纷的大规模爆发,遍地开花的环保法庭并没有有效化解环境纠纷,门可罗雀的现实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环保法庭的出现是某种规范意义上的超前,同时又是事实意义上的滞后,环保法庭游走在规范与事实的边缘;其特色性大于其普适性,本意的实用主义被形式主义取代;环保法庭的产生来源于自生自发性秩序,同时又糅合了顶层设计的成分;专业性的建制事实上隐含了综合性的机能。受制于体制的桎梏,其机制的灵活性难以发挥。突破体制限制,通过立法赋予其应有地位,相对集中地实施专属管辖,扩大原告的诉讼资格,完善审判庭的人员组成,建立相关配套制度。

环保法庭地方性改革检视

成立环保法庭是近年来地方法院改革的重要举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着环保法庭地方性改革。但是,地方法院自我主导的"自下而上"改革范式及对环境司法专门化内涵的表层理解,导致专门环境审判组织无序增长,环境纠纷的解决实效却并不如理想预期,具体改革措施呈现出强烈的地方经验色彩甚至合法性危机。环保法庭地方性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全国环境审判制度改革及相关法律制度完善提供有益经验与实证素材。促进我国环保法庭未来改革的实质推进和内涵提升,重点在于增强顶层宏观指导,合理改革路径,规范环境诉讼特殊程序规则等核心要素改革,加强环境审判队伍专业化。

论环保法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根据新的《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环保法庭受理的案件主要是环境民事私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诉讼里,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环境法目的的实现和环境诉讼程序价值的发挥。文章分析了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应当遵循的原则,就环境民事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两种类型,分别探讨了举证责任的核心和责任分配。

环保法庭的建设与现行法制之冲突

在现行法制背景下,环保法庭的设立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无论是"回应型"法律理论,还是司法能动主义,均不能为环保法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充分论证。环境公益诉讼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存在矛盾。解决环境问题,管理机构健全、管理范围广泛、处理方式灵活高效的行政机关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任寄托在环保法庭身上是不现实的。只有以合法性为基础,环保法庭才能真正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之路。

我国环境审判专门化的探索与发展——基于环保法庭的法律分析

环境审判专门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我国设立的各种环保法庭是对环境审判专门化的有益探索。但是我国的环保法庭还存在审判模式不统一、管辖权缺少法律依据、组成人员不专业等问题。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制度建构应该从合理确定环保法庭的管辖权和受案范围、放宽原告诉讼资格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实现环保法庭组成人员的多元化、促进环保法庭诉讼与非诉讼程序的衔接等方面进行。

论环保法庭的调解机制

环境保护领域纠纷的复杂性需要专业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为环保法庭的设置提供了必要性论证。环保法庭的调解机制,能够增强环保法庭的公信力,有助于化解环保法庭的生存危机;能够与环保法庭的诉讼程序相配合,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中国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等构设了环保法庭调解机制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一框架比较粗疏。环保法庭调解人员的选任,应加强专业化。

我国环保法庭“低受案率”的反思

我国环保法庭面临着受案率低的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环境案件范围狭窄,受案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环境行政执法对环境案件的消化,环保法庭形式主义大于实用主义,诉讼成本高等。解决我国环保法庭受案率低的困境需要从扩大环境案件范围,统一受案范围划分标准,因地制宜设立环保法庭,鼓励当事人积极提起环境诉讼,破除环保法庭"立案难"的困境入手,保障环保法庭充足案源。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环保法庭制度探究

自从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法治中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在这些指示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目标、新路径、新方针和新方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在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许多问题和矛盾。近年来我国环境资源类案件的总体数量在不断增加,中国各级司法机关开始尝试设立专门审理环境案件的环保法庭,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因法律依据之缺乏、环境案源之失衡、受案范围之过窄、公益诉讼之受阻、审判管辖之滞后、证据判断之偏差等现实存在的困境,我国环保法庭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必须从各主体、各角度、各方面来完善我国现行的环保法庭制度。

论环保法庭的实践困境及其发展出路

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环境纠纷,我国法院纷纷设置环保法庭,而已经设置好的环保法庭却面临无案可审的尴尬局面。我们结合司法实践,探讨了建立环保法庭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功能,重点从现行法律缺陷、专项救济基金匮乏、专业人才不足三个方面分析其面临的实践困境,提出了转变思维方式、完善立法、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和法院自身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发展出路。

再论环保法庭审判模式

环保法庭审判模式的确立是环保法庭制度构建的重要环节。当前的"三审合一"与"四审合一"审判模式依旧受传统三大部门法思维限制,对环境法理论吸收不足。环保法庭审判模式应当打破传统审判理论的约束,更多地吸收环境法理论,构建起"立案、审理、执行"三合一的环保法庭审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