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实证检视及其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能对量刑产生影响,回归理论,其是基于刑民一体化思维下对环境法益的确立、特殊预防理论的指引、民刑共治犯罪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与恢复性治理模式的有机融合。通过对1528份污染环境案件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空间不足,应对其进行规范约束,赔偿本身的认定与其他金钱类责任容易混淆,赔偿的支付对象不确定及款项用途不明朗。鉴此,应将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相结合,完善赔偿影响量刑的标准,赔偿的认定优先于其他金钱类责任,确立环境公益基金制度,以期进一步规范环境案件赔偿作为量刑要素的适用。

我国首例环保基金资助环境公益诉讼案在贵阳宣判

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起诉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水污染侵权纠纷环境公益诉讼案，2010年12月30日在贵阳开庭并当庭一审宣判。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新趋势及解决之道

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设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逐渐走入公众视线,最近多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就如何协调环境行政机关监管职权与司法诉讼的互动关系、如何突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金瓶颈、如何协凋不同种类处罚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索赔资金使用方案的俞理性等这些司法实践中的典型问题,本研究提出了解决之道,希冀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带来一些促进作用。

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运行规则建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的分析

《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新添了责任类型,较民事责任“恢复原状”更贴合环境科学。但是,作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重要表现方式之一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仍面临着赔付规则过简、管理规则缺失和监督规则不足等运行问题。为此,应健全赔付规则,统一赔付对象为政府主导设立的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明文列明资金用途、酌情确定赔付方式;建立管理规则,体系化地建设“中央—省—市—县”四级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体系,同时制定完备的基金管理规则;加强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流转、使用效果的监督,明确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承审法院、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公民五大监督主体,以及各自的监督方式。

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现状与发展的调研分析——以福建涉水生态公益诉讼案件为分析样本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现状尽管环境公益诉讼在立法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但从司法实践层面看,不仅起诉的案件总量不多,远远低于预期,而且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阻力。(一)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体数量偏少2007年至2014年,全国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共计为65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57件,行政公益诉讼8件,平均每年受理案件仅为8.1件。2015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后,截止2016年5月。

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目前我国缺乏对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的统一规范,实践中存在政府财政资金管理、法院执行款账户管理、公益基金会管理、公益信托管理四种做法,并可以被进一步归纳为公权力主导的管理模式与民间力量主导的管理模式。不同资金管理模式在合法性、合目的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生态环境恢复费本质上属于恢复环境的行为责任的具体履行方式,应当由责任者自行决定费用的管理模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使用与政府的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职能契合,应当由政府主导管理,但在具体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则更适宜引入民间力量以提高资金管理与使用的灵活性与效率。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高难题怎么解?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制度能有效解决原告巨额诉讼成本负担问题

长期以来,高昂的诉讼费用阻碍着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费用制度作出了专门解释,但司法解释中对诉讼费用的减免制度、诉讼基金制度等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诉讼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现状与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制度的司法检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正式运作已有近五年,但是很多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善.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及破解——基于50起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对2015—2017年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在总量、案件范围、原告类型以及诉讼请求等方面有了较大变化,在诉讼主体范围、审判操作规则和后续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建议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细化审判操作规则、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和人才库,以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