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规范化适用

“蓝碳”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实则有着诉讼缘由、保护法益、责任承担方式这3种不同的角色与定位,应给予不同的规范化建议。应明晰“蓝碳”行政监管机制、明确将“蓝碳”纳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转变环境司法范式,开启“蓝碳”环境司法机制,保护“蓝碳”法益;从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来规范作为责任承担方式的“蓝碳”。

环境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阶段性运行困境与突破路径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主体之一,如何合理运用调查核实权在理论研究上尚未形成定论。在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框架内,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运行面临证明责任过重、手段不足、缺乏保障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从环境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法律规范出发,通过分析不同诉讼阶段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提出减轻诉前阶段检察机关证明责任、丰富调查核实权行使手段、增强权力运行保障措施等突破路径,达到更好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现存问题及其对策——以S省D县检察院为样本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建立了我国现行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S省D县检察院开展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出发点,从微观角度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线索获取困难、诉讼管辖混乱、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难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难以管理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建设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未来应当加强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公民的联动衔接,多途径收集线索;探索建立检察院内部跨区域合作机制,减少在异地管辖、集中管辖背景下程序衔接不畅的问题;引入专业组织和专家辅助人对环境污染定损,并提供相应修复建议;明晰公益诉讼案涉赔偿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由省级以上检察院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会。

群体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研究

诉讼标的在一般的民法案件中具有一体性特征。对于群体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由于公益性决定了诉讼人在诉讼请求中无法获益,其诉讼标的问题无法直接“套用”诉讼标的理论中的实体法权益原则加以解释。本研究通过梳理诉讼标的理论的一体性与相对性内涵,认为相对性原则对解释群体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以群体性环境公益诉讼特征为线索,探讨其对诉讼标的理论的冲击,提出程序价值、法理定义、相对特征等3个方面的突破路径。

环境公益诉讼与能动司法的价值关系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与能动司法理念在环境司法保护领域具有较强互动性,两者在预防性、公众性、协同性等价值观上具备共性,但实践中两者仍存在价值关系差异化,主要表现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空白、形成公众生态保护合力的渠道受阻、生态修复金全过程管理协同性薄弱。因此,司法部门需要能动地过渡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定、能动地拓展公众生态环保合力渠道、能动地探索生态修复资金司法协作方案。司法机关在推进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人员、理念实质融合的同时,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生态优美环境的期盼,以高质量现代化的司法服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域外借鉴及发展探索

环境公益诉讼蕴含着对环境破坏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的双重属性。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国家和人民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期待由事后救济转向源头预防,这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事前预防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从我国预防性公益诉讼的立法、司法方面进行分析,对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归纳,通过对域外国家预防性公益诉讼经验的总结,提出构建符合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裁判理念、完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法规、构建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相匹配的司法程序的建议。

环境公益诉讼展开的实然状态与应然图景——基于“绿孔雀案”的反思

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不仅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多元主体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侧面体现。在环境公益诉讼活动中,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司法机关基于环境治理中的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分别扮演着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制度角色,但实践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往往在诉讼要件、诉讼时机与诉讼类型等方面失之偏颇。“绿孔雀案”作为我国第一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对依据环评行政许可建设行为的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公共利益损害救济的公法责任属性并不相符;而在环境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以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预防性保护的同时,法院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又使得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顺位偏离。基于对“绿孔雀案”的反思,环境公益诉讼应然图景是,社会组织依法正当行使法律赋予其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环境行政机关在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中发挥优先主导作用;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和法院共同协作,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标准及适用研究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所形成的专家证据近年来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然而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未形成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系统认识,鲜有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对环境公益诉讼中所涉及的社会科学证据的审查和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此类证据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公民诉讼领域有关社会科学证据的司法审查和认定标准及其相关的证据规则,从专家意见审查认定规则体系的角度,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有关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的规则体系。

环境公益诉讼中专家陪审员制度检视与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专家陪审员拥有环境权益救济的专业性、公共利益保护的全面性、司法正义实现的综合性等特征。在已有的专家陪审员实践中,相应人员的选任、工作与任职保障均未得到改革者的应有回应,存在法律依据细化不足、选任方式偏离需求、关系协调较为匮乏等问题。结合各国在规范依据、人员选任与结构安排、职责分配等方面的有益经验,改革者需形成涵盖专家陪审员组织、工作与保障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构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人员选任机制,且从理念与实践上发展不同主体接纳专家陪审员的支持力量。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研究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由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转变的回应,但在实践中因为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现实困难,致使其功能无法有效展开。因此可以在理论上借助预防原则、比例原则和法所不容许风险理论对重大风险进行检视,并从法律完善和路径优化的角度提出建议,一方面,促进环境实体法的完善,从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定义重大风险内涵,并在举证责任上采用因果关系推断的证明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人民法院认定主体作用、明确重大风险司法认定标准、完善重大风险司法认定保障,进行重大风险司法认定的路径优化。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标准及路径探析

新时代做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能够更好地履行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责任,有利于人类从容应对风险社会,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为法院公正裁判提供重要依据。文章在明确做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的重要意义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认定标准、确认衡量要素,并从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权的具体归属、健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的配套程序、提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参与主体能力、健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工作保障制度4个方面指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认定的优化路径。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司法鉴定问题研究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指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借助具备环境科学专业技术和知识的鉴定人员,利用现场踏勘和实验模拟等多种技术手段,对涉及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且提供相应鉴定意见的活动。区别于传统司法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涉及面广、技术难度较大、鉴定过程复杂,有待在法律层面予以进一步规范。近年来,中国陆续发布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不断探索和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持续强化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两结合”管理体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存在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未满足实践需要、鉴定意见证明力不足、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法律规范、规范鉴定机构的准入和经营管理、加强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健全监管机制加以解决。中国应当构建健全、统一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标准体系,设立专门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准,以“生态+司法”筑牢生态保护法治屏障。

基于评价理论的环境公益诉讼报道生态话语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近些年来法学界和环境保护界高度重视的问题。相关实践表明,媒体能够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在讨论环境公益诉讼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媒体参与的困境、原因以及对策,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论证媒体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并具体研究媒体报道在公益诉讼中的扩散功能。

环境公益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中所涉及的技术问题颇为复杂,在进行技术事实认定时,法官面临着法官辅助人缺位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构建技术调查官制度。为解决专业技术案件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问题,技术调查官制度率先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效果良好,可为环境公益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构建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环境公益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构建应当从技术调查官的职责、制度的启动及运行入手,具体而言,其启动应以法院依职权启动为主、调查官主动申请介入为辅,其运行应当涵盖保全、勘验、调查取证、庭前准备、开庭审理、案件评议等诉讼环节,同时建立相应的回避制度与监督机制,以期技术调查官协助法官进行公平公正的技术事实认定。

“双碳”目标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证立与完善

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贯彻生态文明理念的应有之举。“双碳”目标涉及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具备公共属性,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应当坚持在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基础上,厘清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主体资格、确定合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并进一步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有限合并,以此推进“双碳”目标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化。

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何以可行与何以可为——兼谈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议题司法化是大势所趋,亦是保障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需要。当气候变化诉讼回归司法实践本位时,法学理论必须回应气候变化诉讼基于何种理论、具有何种价值意义、如何与已有相关领域的诉讼进行识别与契合。囿于气候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与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我国的气候变化诉讼呈现“公益诉讼主导、私益诉讼补充”的发展格局。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是选择环境公益诉讼抑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自身特性以及现有的法律制度。基于“二诉”并存的现状,不应认为气候变化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择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取其益、剔去弊”,充分发挥“二诉”在气候治理中特有的价值与功能。此外,制定与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法律与相关性法律以及贯彻风险预防原则,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对于铺展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考虑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质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环境公益诉讼并没有充分体现其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功能,这无疑会对法律的一致性、明确性、权威性以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产生质疑。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不健全,导致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有迫切的需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确保诉讼在法律和社会层面都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进而增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动力。我国现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为了进一步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进展,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这包括完善诉讼的主体制度、加强与证据相关的规定、优化环境公益诉讼的裁判程序、改进诉讼请求的规定,并加强审判团队的培训和建设,这样才能确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法律程序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作用。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 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当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呈逐年增长之势,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也随之增多,对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公益损害赔偿金管理使用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必要认真分析研究,采取实务管用措施加以改进,切实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功能价值。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引发了对法律手段的迫切需求,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其立法势在必行。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实现法律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本文围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与重要性、在环境法典中的规范定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门法构建以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明确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特别立法程序调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环境保护与修复纳入了发展规划的重大布局中,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和法律,建立了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但仍存在较多问题。本文在此背景下,通过综合集成,分析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运行现状,并提出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