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司法中适用“认购碳汇从宽”的实践反思与制度调适

“认购碳汇从宽”是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为弥补传统刑罚应对环境犯罪不足而创新的机制,对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亦有裨益,但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实践中出现了定位模糊、适用范围不清、修复目的未彰、从宽尺度不宜等问题,存在滥用的风险。从规范评价角度,“认购碳汇”具有修复、教育与促进公益的功能,据此“从宽”具有正当性,可以解释为《刑法》上的免予处罚事由和酌定量刑情节。从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及刑事立法政策导向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为适用“认购碳汇从宽”提供参照;同时,应结合环境犯罪的特点与“认购碳汇”的机制特性明确其具体适用规则。

碳汇补偿机制纳入环境刑事司法的实践与问题分析

为助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司法机关在环境刑事司法领域针对受损生态环境修复问题创设新的司法模式,鼓励被告人以认购碳汇的方式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并将案件中具体的修复情况纳入裁量。其出现收获了较多积极评价,但由于其新颖性较强,相关法律依据不足,也受到了包括“以钱买刑”、蹭“双碳”目标热度等质疑。对此应首先明确碳汇补偿机制在环境刑事司法中适用的合理路径,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确定碳汇补偿在环境刑事案件裁判中量刑轻缓化事由的定位;在具体适用中不断完善程序设置,在充分引导当事人主观自愿的同时强化其执行效力;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创设相关规范和标准,推动碳汇补偿机制不断发展,以促进其优化适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环境刑事司法视域下生态修复制度的建构与运行

目前环境刑事司法中的生态修复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修复措施与环境刑事司法割裂、生态修复碎片化、生态修复效果不佳等问题,原因在于:缺乏贯穿环境刑事司法全程的生态修复制度对于生态修复责任的全流程约束。因此,应当构建统一的生态修复制度以期问题的克服。生态修复制度立足于司法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平衡,内含三种递进逻辑:“惩罚”与“修复”的权衡是其二元价值追求,即以生态修复责任的附加补强环境刑法威慑的不足,从而实现刑事司法与生态修复的良性互动;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及时调整是对二元价值的递进实现,即以轻刑结果的激励与程序回流的威慑倒逼犯罪人积极、持续地承担生态修复义务,保证修复结果的最优化;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全流程调整是对价值的再递进,即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循环检视对生态修复过程全程跟进,实现制度的动态优化与修复措施的及时调整。生态修复制度的内在逻辑生成了制度架构,具象为整体架构中的三个主要机制:类别化机制是在环境犯罪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确定生态修复措施的着力点,实现生态修复的优化功能;预防机制着眼于生态修复责任增加犯罪人义务的法律属性,以生态修复过程的展示减少环境犯罪的发生,扩充环境法益增量;匹配机制在立足于环境刑事司法特殊性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修复效果的最优化,从而达到生态修复效果与刑事司法的高度匹配。生态修复制度外接三条路径:技术路径保证生态修复方案制定的科学性;资金路径保证生态修复方案在充足的财力支撑下不折不扣地落实;监督路径保证公众全程参与生态修复,倒逼第三方以最低成本博得最优修复效果。运行路径的科学稳固是保障制度落地的重要抓手,因此,只有依靠这样科学高效的生态修复制度,并以稳定的路径完成“应然—实然”的转换,才能形成修复措施的咬合力,进而稳步推进生态环境的优化修复。

恢复性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适用中的局限与补强——以京冀晋豫四地158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文书为样本

现实之困:环境刑事司法中恢复性措施适用现状检视,生态环境修复现已成为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主导性救济方式。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新增环境修复制度,自此环境修复成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环境资源审判中探索建立环境修复制度,并提出树立修复为主的现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环境司法审判的根本性价值取向。

论恢复性正义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惩治环境犯罪的目的不仅包括惩戒犯罪行为人,同时还应当包括保护社会受害人权利和保护环境的目的。然而传统刑事司法在惩治环境犯罪时只注重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戒,忽视对损害后果的关注,不利于环境犯罪惩治目的的实现。恢复性正义以实现"所有人的正义"为宗旨,关注对犯罪损害后果的修复,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具有重大的意义。将恢复性正义引入到环境刑事司法中,完善我国现有的环境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同时将公众参与制度引入惩治环境犯罪的活动中,对环境犯罪惩治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环境刑事司法问题研究——以古田县法院“补种复绿”生态补偿机制为例

随着生态资源价值的日益凸显,我国涉生态资源案件的数量与类型不断增多,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单一的刑罚手段已无法有效解决环境犯罪行为中人与环境的关系。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将以恢复、预防为主的恢复性司法引入环境犯罪案件逐渐受到司法界关注,古田县法院"补种复绿"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其中的典型尝试。"补种复绿"在古田县近年的环境犯罪预防及恢复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法源依据不明确、适用对象具有局限性、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结合国内其他地区的试点情况,将生态补偿机制纳入环境刑事司法模式,同时配合实施过程的保险机制与监督机制,是实现生态环境之有效保护的可行之径。

智能辅助:破解环境刑事司法证据困局之匙

证据取得、固定与认定是环境刑事司法的关键所在。因为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取证主体的法定职责与技术能力难以统一、环境证据的科学认知与法律判断难以连接、举证责任的接近原则与无罪推定难以平衡已经成为困扰环境刑事司法的难题。在智能时代,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推动环境行刑衔接机制的有效运转、构建环境证据的认知转译平台、建立环境行为主体的数字档案,应是破局的有益思路。智能辅助将成为破解环境刑事司法证据困局的良钥:智能基准构建助力行刑协调、环境数据共享降低取证难度、呈现方式优化保障证据固定、同类数据推送辅助事实认定、智能管理监督规范鉴定标准,都将有效提升环境刑事司法的质效。

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困境及其对策

我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而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裁判却极少,刑法在保护环境、惩治环境污染犯罪中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本文从梳理和总结环境刑事案件审理状况入手,对环境刑事司法效果不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张通过完善环境刑事立法、建立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等措施加以解决。

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衔接

当前,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从部门之间内部权力配置看,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权力配置不合理,导致机构功能发挥不足;从外部衔接机制看,案件移送不力问题较为严重。基于法律和事实原因,在行政执法阶段已经将大部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予以过滤,同时行政处罚缺乏有力司法保障而难以执行到位。如此情况导致环境违法犯罪的成本极低,发案率偏高。协调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关系应做到:突出环保行政执法机关之横向独立性与环保责任;重视法律规范执行与判例功能指引;夯实平台建设和联动机制等基础工作;加强检察机关对执法与司法监督;科学地进行证据衔接与转换;强化对环境监管中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如此,环境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才能够共同为生态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日本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借鉴

在日本,疫学因果关系是指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通过流行病学的方法进行证明,从而推断侵权行为和被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疫学证明法解决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用来证明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具有科学性,可以达到人类目前对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进行证明的最高标准,可以取得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上的平衡,其他国家运用该种理论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应在我国环境刑事诉讼中推广。

解决我国环境刑事司法问题的新视角

环境犯罪的本质在于它对生态系统及其平衡的破坏,进而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延续。现行环境刑事司法没有体现生态文明理念之要求,注重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忽视对环境自身价值的保护,环境刑事司法效果极不理想。一方面,国内环境犯罪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的少之又少。强化环境刑事司法,严惩环境犯罪势在必行。具体路径:对司法人员加强生态文明理念教育,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引入新型因果关系理论,对环境犯罪实行严格责任,对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机制进行构建;加强环境法律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以适应与环境犯罪作斗争的要求;变革和创新环境刑事诉讼制度,为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促进生态文明提供程序保障。

试论环境刑事司法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环境问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本质上它涉及到侵害者与受害者、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当下文献,发现更多学者仅仅从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分析问题,自然而然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明责任问题上要求严格责任下的证明责任;这是一种片面看法。如果放在利益权衡的视角分析,则发现严格责任不能解决问题,立法者、法官需在刑事政策视野下,通过立法、司法具体划分以界定相对严格责任和绝对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方更好地明确检察官、被告具体举证责任。

环境刑事司法之现状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层出不穷,环境犯罪居高不下,环境刑事司法对此却回应不力。寥寥无几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与数量庞大的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差距悬殊;屈指可数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判决与全国发生的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数量反差强烈。究其原因,一是立法方面,环境行政违法与环境犯罪界限模糊。二是实践方面,环境犯罪案件移送遭遇瓶颈制约,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方面的规定较原则,案件移送衔接程序较复杂,环境犯罪证据采集较困难。三是司法方面,环境刑事司法自身存在短板。环境刑事司法规则缺失,环境司法专门化制度不完善,专业化的审判机制尚未建立,专业化的审判队伍也极度匮乏。为有效破解环境刑事司法之困境,有必要从确立生态法益及环境犯罪的独立性,完善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立法,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探索建立环境警察制度,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等方面努力,以期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内蒙古西部生态环境的刑事司法保护研究

内蒙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当地环境刑事司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收效甚微。行政处罚对于制裁环境违法行为具有局限性,不足以遏制环境犯罪的滋生。司法机关与环境执法部门在案件移送、接受上的不顺畅,地方保护主义及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影响使环境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受到挑战,当地环境司法专门化程度低、司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亦使内蒙古西部地区环境刑事司法的强化面临困境。在环境违法行为严重威胁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运用刑事司法对环境犯罪进行有效的惩处是非常必要的。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问题的调研报告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配合有助于环境法律的实施。通过分析我国环境案件多采用行政手段处理而极少运用刑事司法手段解决的现象,能够得出我国环境"两法衔接"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的结论。文章将从"两法衔接"信息共享方面着手研究,发现我国在信息对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从顺畅环境案件信息交流渠道着手,以此使得我国环境"两法衔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论中国环境风险之刑事应对

环境风险是指人类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决策和行为引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毁损等"生态灾难"的可能性。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引发的环境风险无处不在。法律手段是应对环境风险的重要途径,刑事手段是最后的法律手段。立法上,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大多设置为结果犯不利于预防环境风险,应当通过完善环境刑事立法,将环境犯罪设置为危险犯以减轻控诉方的举证负担。司法上,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处不力,环境刑法的执行力较弱,应加大打击环境犯罪司法力度,提高环境刑法的执行力来应对环境风险。

刑事司法环境问题初探

刑事司法环境,是指与法院刑事司法活动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司法前提、司法主体、司法文化环境、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影响刑事司法活动的因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但我国刑事司法环境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加强法官队伍建设,通过自身工作增强司法公信力,理顺司法权和政治权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刑事司法的程序化与合理化,全面建立司法救助制度等措施,可从根本上能动地改造现有刑事司法环境。

海南生态文明保障的刑事司法效能检视及优化

在全国污染环境刑事案件逐年激增的背景下,海南环境刑事司法依然存在对污染环境罪惩治不彰的困境。通过对海南近年来环境资源类犯罪情况进行梳理,并分析污染环境罪适用不足的成因,可以从社会层面更新环境伦理价值观、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以及推进环境刑事司法职业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环境“两法”衔接问题研究

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内容,探析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刑事案件数量严重失衡的现象,可窥知环境“两法”衔接受阻。在传统权力制约机制失衡、行政机关懈怠于移送案件和检察监督缺失的内忧外患下,应当厘清环境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及检察权之纠葛,以科学理念引领解决路径,改良环境刑事司法植根土壤,提升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监督职权,确保推进环境“两法”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