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责任与金钱类环境责任适用的调适

当前,对我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责任与金钱类环境责任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分歧,呈现为理论与实务对责任并处的妥当性之争,以及修复生态环境应否优先之辩。两类责任的并处引发了同质性责任重复负担、惩罚性过重减损修复效果的实践困境。为此,亟待对生态修复责任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惩罚性赔偿之间的适用规则分别进行明确。行政罚款具有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功能,与生态修复责任产生功能上的交叉,仅应在综合责任人被科以的其他行政处罚手段,仍难以达到生态修复的目的时,才可并处,但需与之相折抵。同时,生态修复责任的确定与适用应当具有优先性,且因其与罚金对责任人而言并无太大实质功能的区别,故二者不宜并处。此外,惩罚性赔偿实为“准刑事罚”,仅在生态修复责任内容不具备惩罚性效果的情况下才存在适用的空间。由此,理顺生态修复责任与三种金钱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消解并处时的责任重复问题,以期在确保生态修复目的实现的前提下,形成对违法犯罪行为适当的惩罚与威慑。

基于流程重构理论提升检察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效率研究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进一步推进,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类诉讼不仅直接体现司法公正,也关涉生态环境是否及时得到修复。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范、实践案例可知,当下由于缺少理论支撑和制度支持,该类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做法不一、诉讼效率不足等问题。为保障生态环境及时修复、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流程、提高该类诉讼效率,应引入流程重构理论,构建起从案件庭前证据证明标准及责任划分、诉前公告流程重置、诉中审判流程优化的案件全过程高效体系。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动态审视及反思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参与主体、责任承担、诉讼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呈现较大区别,且该程序因存在诉前程序模糊、保全措施滞后、审判组织缺乏合理性、责任承担交叉等问题,导致各地裁判结果相差迥异,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此,应在反思该程序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立足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背离,通过完善诉讼程序、加强配套机制的构建,实现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及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功效。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与司法适用——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分析对象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主体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使之恢复至基线状态的一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然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多,但受性质定位不明以及与罚金、没收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方式关系不清等因素的制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仍存在一定困境。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要正确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当打破“刑事优先”的传统司法模式,在正确界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的基础上,协调好其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理顺其与刑事责任的确定次序,厘清其与恢复原状的适用关系,明确其与赔偿损失(包括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顺位。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环境公共利益作为保护的客体,其价值功能体现在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事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的协调统一;弥补环境犯罪刑罚措施的不足,实现恢复性司法的功能;进一步促进环境刑罚目的的实现,预防环境犯罪。实现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良性发展,切实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应当明确附带的条件、权利行使的限制以及审判组织的确定等相应的运行规则。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诉讼目的、起诉主体与法律责任等方面与传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很大不同。这一新型诉讼虽有诸多优点,但从司法实践看,该制度的运行存在主体困境、管辖两难、程序不畅、责任障碍等问题。追根溯源,这与环境刑事与环境民事公益两种诉讼在诉讼目的、权利系属、诉讼原理上存在巨大差异不无关系。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不存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内生性制度,应在全面审视该制度的前提下和基础上,结合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通过修正诉讼理念、健全程序规则、规范法律责任等方面加以完善。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路径探究--以野生动物保护为切入点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有效地衔接了刑事公诉制度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惩罚犯罪行为的同时可以及时有效地保护受损的社会公共利益。以野生动物保护为切入点,对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该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诉前不依法公告、诉讼请求单一、管辖法院存疑、判决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通过分析上述问题的成因,提出加强法院对诉前公告的审查、落实多元化的诉讼请求、根据案件类型明确管辖法院以及规范赔偿款项管理等应对措施,探索该项制度的完善路径。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域外借鉴

国外刑民交叉案件诉讼模式包含刑民分离模式和刑民附带模式,各有特征和适用优越性。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为我国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新兴种类,在损害赔偿金和罚金的缴纳顺序上,可以从域外民刑交叉案件刑民附带模式的特征上有所借鉴,以保障受损公众的环境利益和环境修复。而在环境刑事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理发生冲突时,不应当再适用刑民附带模式。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治理保护的碎片性、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关联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特殊性与生态环境赔偿修复的滞后性,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所面临的主要瓶颈与矛盾。环境司法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必然需求,既是确保生态环境治理实质效果的现实要求,也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司法要求。以“恢复性司法”为基本理念、“协同治理”为价值指引、“生态环境损害程度”为尺度,梳理黄河流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现状和发展趋势,论证生态环境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与价值性,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中诉讼程序协同、诉讼责任协同、诉讼利益协同的司法协同路径,促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发挥最大化效用,实现黄河流域环境司法专门化、精细化、公正化。

环境公益诉讼的民刑交叉程序法律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例

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将涉及民刑交叉的法律问题,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环境诉讼案件民刑交叉的典型,在程序法与实体法上具备价值优势,但也存在刑、民程序上的法院管辖、诉讼模式、程序运行、证据规则等方面有所区别的困境,在民诉法、刑诉法、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司法解释》的框架下,重申民刑交叉应遵循的程序原则,通过权衡好民刑交叉的管辖权、因案巧用变通诉讼模式、充分协调两种不同的程序、实现两种证据规则的协作,以司法改革为契机,深化环境公益诉讼的民刑交叉程序改革,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功效。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新增的诉讼模式,在环境刑事案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受损害生态环境。但在实践中出现了诉前公告程序难以履行,诉讼职责定位不清,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破解困境,要简化诉前公告程序,明确法律依据,突出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指导性案例202号 《武汉卓航江海贸易有限公司、向阳等12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的理解与参照——船舶偷排含油污水的性质与事实认定

2022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37批指导性案例,均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例,包括第202号至第211号共10件指导性案例,包含民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类型,旨在进一步指导全国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为了正确理解和准确参照适用第202号指导性案例,现对该指导性案例的选编过程、裁判要点、参照适用等有关情况予以解释、论证和说明。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确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迅速攀升。由于生态环境利益具有典型的公共利益属性,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往往既触犯刑法,又损害生态环境利益。基于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之要求,应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功能,在检视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对策,以期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完善以及未来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提供参考。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措施,具有立体化追责、高效解决纠纷等独特价值。当下,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罪名集中、审理基层化等特点,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导致该程序出现了定位不清晰、管辖存在法律冲突以及取证困难等各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分析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明确程序的定位,规范诉前公告程序,推动专门管辖,发挥海事法院在审查海事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海上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实现该程序精准打击海上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