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保法庭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立法和执法角度展开研究,而对司法手段的作用效果关注较少。以各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分批设立环保法庭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研究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明显提升,且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渐进三重差分法探究环保法庭设立作用的边界条件发现,当企业为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所属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环保法庭设立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策略发现,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诱发的企业绿色创新挤占了非绿色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对于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环境司法专门化是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制度,补充了既有环境规制研究对于环境司法关注的不足,为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的环境法治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环境司法专门化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来自环境法庭设立的经验证据

借助环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经验证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法庭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法庭会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投资、加强绿色创新和开展绿色并购,进而抑制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法治环境较差、环境规制较弱和公司治理较好时,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溢出效应分析发现,环境法庭既能抑制设立地区的企业金融化,还能抑制邻近地区的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改善企业主业业绩。研究结论为司法部门推进环境法治建设、微观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环境司法专门化中“三审合一”模式的局限及完善路径

“三审合一”审判模式作为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创新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审判程序衔接无序、专门化审判人员稀缺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印度、瑞典等国家在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的经验得出可供我国“三审合一”模式发展的路径,即“三审合一”模式应从立法层面确定该模式合法性,诉讼程序应适用分类审理的方式,全国范围内审判机构的设立应统一规划,专业化“三审合一”司法人员应得到系统培养。

环境司法专门化背景下环境法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学理念调整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我国环境法庭数量的激增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法人才需求。本科环境法课程长期以来采用讲授式教学,一方面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对环境法兴趣的培养,影响了环境法人才的输送。另一方面重书本轻实践,忽视了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培养,造成学生对环境司法实务缺乏了解。环境法的教学改革必须立足于现实困境,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探寻适合环境法特色的教学方法。

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困境与途径

近年来环境问题深受大众关注,有关环境类的诉讼案件也是越来越多。环境司法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其有可能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同时还可能会涉及实体法、程序法等多方面;此外其技术性较强,需要相关人员除了掌握法律知识以外还应掌握有关环境修复方面的知识等;以上这些有关环境司法的特殊性决定环境司法应走专门化司法道路,具备专门的环境司法机构,拥有专门化的环境司法审判观念、裁判标准等。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环境司法专门化,通过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概念与主要要素的分析,指出现阶段环境司法专门化所面临的困境,通过研究与外国的对比与借鉴从而在实现路径层面提供解决困境的途径。

环境司法专门化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吗?——来自专门环境法庭设置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司法是进行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我国从2002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设置专门环境法庭,这一外生事件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研究场景。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6年共4340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检验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的异质性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环境司法专门化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而且企业是通过扩大整体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环境治理,但是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抑制了生产性资本投向。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首先,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更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其次,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所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然后,与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前相比,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最后,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司法专门化之间起到相互补充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环境法庭的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各地法院应加强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立,积极推进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的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探索环境司法审判程序,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除此之外,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资本投向,以确保企业环境治理的同时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与环境行政监管不力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在现代环境法框架内,司法介入与行政监管之间应该形成权力制衡与功能互补的关系,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应以此为基本的功能定位。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本质属性在于回应针对环境问题的生态利益诉求,生态利益诉求可分为私益性的和公益性的两个基本类型,这决定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展开路径。回应私益性的生态利益诉求,应拓展传统环境侵权诉讼的功能,识别和回应以“美好”为取向的私人生态利益诉求。回应公益性的生态利益诉求涉及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位,应确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与环境行政监管形成竞争关系,并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聚焦于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督促。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域下环境诉讼特别程序设立之探讨

环境司法乃为环境纠纷解决之必要保障,集中体现为环境审判组织与程序运行机制。环境派出法庭、环境审判庭等环境审判专门组织已为我国环境司法贡献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环境专门法院之设置仍付之阙如。当前,我国环境诉讼普遍存在着起诉主体诉讼能力不足、管辖权配置混乱、受案范围边界不明确、传统因果关系证明规则虚置及法官业务水平有限等情形,无法满足环境纠纷解决的需求。环境诉讼程序建构在环境专门法院之下不仅能有效解决涉及多元主体的关联纠纷,更能防止不同类型诉讼程序的混同,从而形成统一的环境诉讼特别程序规则,以节约司法资源并提升纠纷解决效率。

生态损害法律救济的程序构建——澳大利亚环境司法专门化对我国的启示

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是生态损害法律救济的程序需求,但在实践中却遭遇困境,难以通过对现行诉讼制度的改良而形成稳定系统的制度。对此,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环境司法专门化模式的主要特点,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合理设立专业环保法庭、明确原告的起诉资格及范围、建立和完善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制度三个方面,对我国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初步构建。

流域管理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挑战与启示

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水环境和水资源实施流域管理,这也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流域管理突破了人为行政区划的限制,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我国传统环境司法在处置跨流域环境纠纷上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我国有些地方开始设置环境法庭来应对此类问题。不过,新设立的环境法庭仍然严格恪守行政区划,流域管理不断在管辖范围、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技术及执行问题上挑战着环境法庭,同时也给了在摸索中前行的环境法庭诸多启发,环境法庭如何在上述诸多方面作出突破,将有助于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构建和完善。

巢湖流域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缘由与路径——以环境司法专门化趋势为视角

作为对环境纠纷复杂性的回应,环境司法正朝着着专门化趋势发展。实施流域内环境司法专门化,符合流域环境资源整体性规律,有利于司法统一;有利于流域环境行政执法的有效落实;有利于保障流域环境主体的环境权益。巢湖流域可以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环境保护法庭,跨区域集中管辖涉及巢湖流域的环境资源案件,创新流域内环境司法机制,科学配置司法队伍,优质高效审理环境案件,为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论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设立环保法庭是环境司法化探索的主要途径,符合我国环境案件不断增加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性回应。文章在讨论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实践探索以及所面临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立法实践经验,就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完善提供建议。

环境司法专门化与环境案件类型化的现状

近两年,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继续前行,呈现环境审判机构设置有序、环境审判机制有效运行、环境审判程序可操作性增强、环境审判理论发展迅速和环境审判团队建设成绩不俗等特点;与此同时,环境诉讼类型化成效初显,最高人民法院累计发布81起典型环境案例,发挥了环境诉讼类型化的促进功能。但是,环境司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有待在充分认识和把握环境司法规律性和环境案件特殊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

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但是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面临环境立法滞后,环境法庭设置与管辖不相适应,环境司法专门化目前只局限于审判的专门化,缺乏良好的司法环境等困境。基于我国部分省市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现状,通过环境立法、环境法庭管辖等制度的完善,提出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中审判专门化及构建环保警察制度、环保检察处等相关制度的路径。

环境诉讼程序特殊规则构建之路径分析——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视角

环境案件的特质要求环境司法必须专门化,目前中国环保法庭的设立已经基本解决了环境案件"到哪里诉"的问题,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怎么诉"的问题,即环境司法专门化需要行之有效的特殊诉讼规则支撑。在"司法先行,立法跟进"的立法模式下,环境司法应强化探知主义诉讼模式、更新审判模式,在确立举证责任有限倒置原则和推行环保禁令的基础上,将环境私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有序衔接。

论环境司法专门化在海事法院的实践路径——兼论海事法院专门法院功能的重新定位

随着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加强环境司法保护的呼声日趋强烈,环境司法专门化作为一种对现实的理性应对,近些年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是,设置在地方法院的环保法庭无法摆脱司法地方化的体制性束缚,环境审判仍无法达到司法专门化的实质要求,致使环境审判面临种种困境,这推动了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路径选择问题的思考。最高人民法院将海上及通海可航水域环境案件全面划归海事法院管辖后,海事法院对海洋及通海水域环境案件专门审判的职能凸现出来,随着海事法院专门法院功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将在海事法院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环境司法专门化背景下专家陪审员制度研究

为正确认定环境诉讼中的证据和事实,提高司法公信力,建议建立专家陪审员参与环境案件审理的制度。环境案件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较强,专家陪审员直接参加审理,能够弥补法官环境专业知识的不足,解决环境案件审理中的技术难题,这对科学认定案件事实、有效监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切实提升环境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借鉴知识产权审判与地方法院试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建立专家陪审员参与环境案件审理的选任制度、参审制度、监管制度、保障制度,以及专家陪审员参加环境案件审理的相关辅助机制,建议启动专家陪审员参与环境案件审理的相关立法工作。当前情况下可以先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为《人民陪审员法》的修改进行相应的立法准备。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的特殊环境诉讼规则

我国的环境司法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程序散落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为了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公共环境利益,构建环境司法专门化势在必行,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保护法院进行专门化的环境审判过程中,出现环境诉讼保护对象的争议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的特殊性等问题亟待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特殊环境诉讼规则应运而生,虽然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是整体上构建环境司法体系的进程依然在不断推进。

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阶段性检视及未来发展展望——以甘肃省为例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我国环境治理体系逐渐精致化、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迎向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新态势、新阶段,以甘肃省为例,对过去十年间甘肃省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阶段性发展状况作一分析梳理,证成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为我国环境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业已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且符合中国环境的治理范式。同时,检视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尚存在环境法庭设立法律依据缺失、形式多元的环境法庭之间缺乏衔接规则、有关环境保护政策尚未形成统一体系等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新阶段应当从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出发,以立法形式确立环境法庭的合法地位、统一环境案件审理机构的设置标准、在确保地方环境政策体系化的前提下实现政策法律化,逐步建构更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