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犯罪的特征及侦查治理对策研究——以G省D市为研究样本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但从环境治理现状看,环境污染问题仍十分严峻。当前污染环境犯罪发案特征是整体发案比率低,但呈递增趋势;证据特征是不易保存性、高度专业性、隐蔽性、复杂性;诉讼特征是已到案的嫌疑人最终受到刑事判罚的比例较低。由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机制三个方面因素导致污染环境犯罪侦查面临很多困难。为提升污染环境犯罪的侦查治理效能,应通过建立环保警察队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配备专业侦查监测设备和依托智慧新警务提升取证效率四方面来加强“队伍+专业+大数据”的警务运行模式建设;应通过建立“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联合执法机制、完善鉴定机制和加强检察监督四方面来完善污染环境犯罪侦查治理机制。

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机制是提升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保障和服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构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高度关注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主要包括:第一,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机理与基本样态应有科学把握,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科学前提;第二,对不同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功能应作合理定位,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系统之维;第三,积极促进多元治理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协同效能的产生。上述关键性问题的解决需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和配置好法律资源、经济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综合运用多元治理机制,系统把握、稳步推进,惟其如此,方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并进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犯罪技术治理的反思及完善

我国高度关注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先后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形式对环境犯罪技术治理设定体系化的规范依据。在实践中,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具有防范“行转刑”、双面利用工具属性、密切联系物理空间、多维获取案件线索等特征。然而,治理主体人员有限,被治理对象的相关主体在逐利心理以及侥幸心理下形成的合作排斥心理,监测数据有限真实与技术手段介入下客观行为评价的错误空间,为环境犯罪技术治理带来了实践难题。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预期,首先应正视技术治理的合理定位。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环境犯罪预防时,不仅需要客观看待数据分析的辅助性能,还需要均衡因预防行为而投入的治理成本与实际获得的治理收益。其次,强化行业在线数据监管是缓解治理主体人员压力的备选方案。行业监督在促进环境监测执行的过程中充当义务执行者,而非权力共享主体,且该行为有别于企业合规。此外,为了给技术治理实施提供更好的执行环境,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相关活动进行约束。

黄河流域环境犯罪之空间分异及司法现状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黄河流域相关犯罪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在宏观的空间维度上,资源分布情况、流域位置等自然空间要素主导着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的分布,而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显现。在以污染环境罪为切入点的微观层面上,通过分析刑事判决书发现,构成本罪的行为方式以非法处理危险固体废物为主,司法实践中对于判决所依据的国家规定理解不一,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损害结果的认定也有参差。在量刑上,则存在自由刑适用幅度偏低、罚金刑的适用弹性大等倾向。针对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的分布特征及面临的实际问题,应当设立专门法院,完善鉴定程序,指导刑罚的适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环境犯罪治理的路径研究

我国当前的环境犯罪治理虽已取得良好进展,但由于环境犯罪具有行为专业性、过程隐蔽性、结果潜伏性,治理程度亦需考量经济发展需求等特殊性,因而在环境犯罪治理方面还存在治理主体积极性不足、协作不够等问题。鉴于此,可以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环境犯罪多元主体治理网络,以便各主体围绕“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利益联结点实现协同整合。针对公安机关沿袭传统警务模式而引致治理能力欠缺、力量分散的现实困境,可通过条线基础任务强化、数字化改革牵引等措施,实现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和及时处置,推动公安机关生态职能的高效发挥,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企业环境犯罪合规不起诉问题研究

当前,企业环境犯罪成为公害犯罪的主要治理难题之一。在实践层面,企业环境犯罪具有犯罪认定和处罚困难,治理效果差强人意,民营企业急需保护的现实困境。在可行性上,该制度深受国家重视,实践实验与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相契合,试点实践取得良好效果,具有良好构建前景。在完善路径上,对小微企业活用适用标准、加强环境恢复考察、强化检察机关与生态部门的协作、落实第三方环境监督效果,共同治理企业环境犯罪。

环境犯罪法益观的检视与提倡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作出较大调整,传统的环境犯罪法益观受到冲击。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所具有的片面化、模糊性缺陷,无法满足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基于保护环境法益的必要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以环境权为核心法益的正当性,提倡建构以环境权为内层法益,以环境管理秩序为外层法益的阶层性、复合式法益结构,打破传统人类法益与现代环境法益的思想壁垒,以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秩序维护的双重机能。

论环境犯罪被害人补救体系的法制完善

环境犯罪被害人补救体系的法制完善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基础,依循“国家-社会-个人”的逻辑进路,涵盖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援助制度和被害人赔偿制度。在被害人补偿方面,应当以国家责任理论为主要依据,以政治利益的合目的性和社会福利的效率为制约,从资金来源和补偿原则两个方面加以完善。在被害人援助方面,应当适度借鉴域外经验,健全相关法律政策,在完善全国性的犯罪被害人援助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环境犯罪被害人援助组织。在被害人赔偿方面,应当明确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被害人赔偿的优先性,从被害人视角完善环境刑事诉讼程序,加强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海洋环境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与对策探究

海洋环境犯罪呈现出案件频发、犯罪行为隐蔽、危害难以量化、侵害客体复杂等特点,侦查中面临启动难、犯罪认定难、取证难等困境。为有效预防、打击海洋环境犯罪,海警机构应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优化侦查启动机制、完善管辖制度等提高案件侦查启动效率;通过增强犯罪认定能力、拓宽案件侦查手段、加强侦查力量建设等提升执法人员海洋环境犯罪侦查的综合素质。

论积极刑法观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应用——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

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探讨了在风险社会中积极刑法观对环境犯罪治理的积极影响。通过梳理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不同理论,指出环境犯罪治理应坚持积极刑法观,并在社会现实和犯罪预防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法和刑法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污染型环境犯罪追诉时效问题研究

污染型环境犯罪的时间跨度长和地理覆盖面广,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滞后的;同时,获取相关证据的困难程度、因果关系的模糊性及法律程序中权利失衡等问题也给基于传统犯罪特征所设定的追诉期限制度带来压力,这引发了对于追诉时效制度能否构建出有效的环保责任追究体系的怀疑。本文结合立法研究方法对我国污染型环境犯罪刑事追诉时效的起算点以及时效期限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建立企业环境犯罪专项合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发展理念的转型呼吁企业环境犯罪治理效能的优化提升,但目前我国企业环境犯罪治理存在着刑事立法上的供给不足与刑事司法上的正当性危机,亟须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平衡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能切实起到预防企业环境犯罪效果的治理模式。企业环境犯罪专项合规的建设不仅能够回应该领域的刑事法不足,还能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尽管是舶来品,但刑事合规与我国企业环境犯罪治理的理念相契合,将其引入企业环境犯罪治理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具有可行性。

恢复性司法适用于环境犯罪的省思及优化

恢复性司法注重对受损法益的修复,其适用于环境犯罪既是生态环境法益保护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必要补充和环境犯罪司法实践的要求。恢复性司法措施适用于环境犯罪契合我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且顺应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当前,该项措施的适用存在法律依据不足、适用率不高、适用案件范围狭窄以及评价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当将恢复性司法措施纳入非刑罚处置措施,通过颁布司法解释或意见等方式,明确恢复性司法措施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具体适用,同时要提升办案人员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措施在环境犯罪案件的罪名和量刑适用上不应受限。为保障恢复性司法措施的适用效果,应当完善相应的评价监督机制。

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分类问题研究

早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期间,“破坏自然资源类犯罪—污染环境类犯罪—破坏生态类犯罪”的环境犯罪分类格局在我国就已初步形成,并在后续立法中得到了坚持与完善。当前,环境犯罪的立法分类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分类不明确和分类不均衡。前者主要表现为部分环境犯罪的类属不明确,后者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类犯罪的罪名过少。为此,应当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从立法上明确环境犯罪的基本类型,并遵照从第一代环境犯罪到第二代环境犯罪再到第三代环境犯罪的先后顺序排列环境犯罪;同时,应当以刑罚个别化原则和环境法秩序原理为指导将污染环境类犯罪细化为对象污染型犯罪和能量危害型犯罪两类,各类犯罪均由数种具体犯罪组成。

环境犯罪治理中的生态修复:困境、定位及出路

生态修复是近年来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适用依然存在定位混乱、缺乏激励、监督不佳等问题。立足于自身性质与犯罪治理的现实追求,生态修复应定位于环境犯罪刑罚从宽之认定条件。如此定位下的生态修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护客体、理念、性质、程序、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故建议将生态修复纳入环境犯罪案件认罪认罚机制,实现环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这一构想在制度层面具有现实可行性,程序上可提升诉讼效率,实体上可形成阶梯式量刑激励,同时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联动各部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生态修复的质量和效果。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环境犯罪生态修复性司法的适用研究——以桂林市司法实践为例

环境犯罪中,司法机关多以相对保守的传统司法观念进行审判,并不能有效惩罚和制止犯罪。为充分发挥司法工作救济受损环境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转变司法理念,在环境犯罪中广泛适用生态修复理念,健全磋商机制,拓展公众参与,并推进以行为责任为主体的生态修复性司法改革。

基于情境预防理论的环境犯罪治理研究

针对环境犯罪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传统的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无法达到理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情境预防在预防环境犯罪上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和操作上的可行性。以犯罪是人与情境互动作用产生的行为这一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环境犯罪具体情境的设计和改造,构建增加困难、提升风险、降低收益、减少刺激以及排除借口等类别的环境犯罪情境预防体系,可以有效地减少环境犯罪的机会,降低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黄河流域环境犯罪案件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以20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鉴定意见在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的证明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审查与认定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鉴定人出庭率较低、鉴定意见审查形式化、对鉴定意见异议说理不充分等。其原因主要在于:高质量的鉴定机构缺失及现有立法不足导致鉴定人出庭率低,鉴定意见证据定位不清及法官专业知识限制导致审查形式化,自由裁量权扩张及形式化审查模式导致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要破解当前困境,需推动鉴定机构提质增量,改变原有鉴定人出庭模式。进一步端正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证据定位,依托互联网打造新型司法鉴定平台及科技法庭。此外,还需不断增强法官的说理意识与能力,尝试形式与内容并审模式,正确发挥鉴定意见在打击黄河流域环境犯罪中的应有作用。

数字赋能环境犯罪治理的维度与完善建议

在环境犯罪治理领域,除了发挥传统治理方式的作用之外,还存在着相应的数字赋能空间,数字技术能为环境犯罪治理提供持续动力。数字赋能环境犯罪治理是指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设施为硬件基础,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依据,以现代互联网信息平台为载体,推动数字技术与环境犯罪治理深度融合,为信息研判、预测预警、犯罪侦查、成因探究、以案促改等提供详细的数据和信息支撑,以达到科学化和前瞻性决策,推动构筑复合型治理架构,提高环境犯罪治理效能的目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参与主体有待增加且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有待提升,信息共享和数据安全问题需要重视等。通过健全并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构筑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提高参与主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推动信息共享并采取措施保障数据安全,从而更加充分地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提高环境犯罪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