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立法、环境司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立法与司法协同视角

企业绿色创新是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的基础和托底,是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的必然路径。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法从经济价值导向维度和生态价值导向维度衡量企业绿色创新,并以2007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置专门环境法庭为背景,将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具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司法协同环境立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环境成本和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绿色战略调整来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经济价值导向绿色创新,企业更加倾向选择生态价值导向绿色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低的企业、处于经济上行期的企业、处于官员绿色政绩考核时期的企业以及管制行业企业中,协同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对政府推进环境治理、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环境立法年度观察报告(2023)

2023年中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特征是立法范围的拓展,人居环境保护制度在不同层级的立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规定,生态保护也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立法主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进入立法规划已经影响到环境立法研究和实践,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和修改的节奏放缓,特殊区域生态保护立法出台,融入环境保护制度的法律法规逐步增多。环境司法解释继续发挥重要的制度构建功能。环境类部门规章主要在碳减排立法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他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地方环境立法总体上在多年来形成的轨道上平稳前行,立法主题、立法方式等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创新,包括人居环境立法的增多、融入其他立法的环境保护制度越来越多,但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分工不清、热衷于区域保护立法和协同立法、执行性规则设计不到位等问题仍旧存在,地方环境立法的实质内容改进仍有较大空间。环境立法研究主要关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等主题,环境法律制度的研究仍呈现点状集中的特征,并较多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相关联,对地方环境立法的评价和分析逐渐增多。

环境立法理念辨析:可持续发展、环境权与环境保护义务

以使用环境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相继的环境权理念不能根本解决环境法的效力来源问题。环境法规制的是损害环境的行为,其规制人类环境行为的道德基础不是环境的内在价值,而是良心这种纯善利他的生命情感。生态中心主义“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存在主体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因权利的示选和排他功能而走向保护环境的反面。从环境权转向环境保护义务是破解环境法效力来源的关键。环境立法应当以禁止损害环境的环境保护义务和无害使用环境的环境使用权利相统一为基本理念。

生态文明时代环境立法自主发展阐释

中国环境立法之路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同向同行。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自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时代。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生态文明事业稳定前进,环境立法效能大跨步向前跃升,特点鲜明,成效显著。环境立法自主发展道路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尊重环境发展规律,立足当下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实际,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环境保护智慧,接轨世界环境发展前沿,形成更具体系化的环境立法格局。由此,应当以环境立法体系化有力推动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护航。

地方生态环境立法研究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扩大了地方立法主体的范围。2023年,《立法法》进一步修改增加设区市可以开展立法的范围,我国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具有总体数量保持高速增长趋势、环境立法中又以市容环境为中心的综合环境立法居多的特点。新获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机构在生态环境立法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地方立法机构在立法中要想深入推进地方环境立法工作的开展、健全地方环境立法制度,就要继续完善地方立法权限制度和地方环境立法运行机制,提升地方立法水平能力,以及发挥地方区域优势,充分结合地方特色,健全自然环境保护制度。

地方环境立法系统性困境与出路探析

增强地方环境立法系统性是提高地方环境立法质量的基础。以系统论视角对福建省为样本的省级环境立法进行体系化审视,从立法选题、制度规范到具体条文,不同程度地存在立法重复、冲突与空白等“不系统”困境。究其原因,与地方环境立法主体之间权限不清、事后清理等矫正机制不健全、事前立法评估制度缺位密切相关。为此,应当以法定形式明晰地方环境立法体系内部权限划分,在此基础上,完善地方环境立法前评估制度预防立法割裂,健全地方立法清理制度适时消除立法冲突和重复,探索“法典化”的地方经验以增强环境立法系统性,从“治标”和“治本”两条路径协同增强地方环境立法系统性,提高地方环境立法质量。

论我国地方环境立法之完善

地方环境立法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正确认识和完善我国的地方环境立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体系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地方环境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今后立法时,应该考虑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衡量理论和采取听证等措施来完善地方环境立法。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取得全方位历史性成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这是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党的根本宗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改革,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以环境立法理念为角度论环境立法目的

由于不同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人类自身认识程度的不同,环境立法理念经历了变化。环境立法理念的转变和更新是决定环境立法目变迁的根源。在学理上对环境立法理念的历史发展和变革予以探讨,将有助于把握对环境立法目的的准确认识。因此,本文拟从环境立法理念的角度入手来揭示环境立法目的。

论提高环境立法效益的可行路径:中央与地方环境立法事项合理分配

面对我国环境立法"繁荣"与效益不彰的怪象,现有提升环境立法效益的路径已表现出种种局限,需要同时从立法体系结构和立法实质内容出发,探索新的路径。从适法性角度分析立法效益问题的症结可以发现,立法事项分配对立法效益的影响不容忽视。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权,这为中央与地方环境立法权在事项内容上进行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契机。环境立法事项分配即是指环境立法事项在不同立法主体和立法层级之间的分配,几乎囊括了解决环境立法效益问题的现有思路难以涵盖的种种要素,考察不同国家的环境立法实践也不难发现,中央与地方环境立法事项分配不仅存在,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在这一新背景下,本文提出以央地环境立法事项的合理分配作为提高我国环境立法效益的可能路径,并结合我国环境立法实践论证这一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做好地方环境立法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地方环境立法是国家环境立法体系的组成部分。它具有依法性、有限性和双层次性的特征。其立法重点是细化国家法律法规;适时填补国家环境法律法规空白;做好特殊环境要素或状况的地方立法工作。

我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以松花江污染事件为视角

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事件折射出我国环境立法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补偿基金等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亟待建立;现有的环境应急处理制度、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制度、跨国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无法很好地认定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无法应对环境诉讼的特殊性等问题。我国未来环境立法应当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重要步骤,《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制定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伦敦雾霾控制历程中的城市规划与环境立法

从城市规划和环境立法角度出发,对伦敦城市雾霾史的四个主要阶段分别进行论述。并结合伦敦城市雾霾成因,揭示伦敦雾霾控制历程中,合理城市规划、强化环境立法对伦敦摆脱"雾都"阴影的直接推动和经验规律。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城市雾霾现象的改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生态危机视阈下的环境立法公众参与

风险时代生态环境危机时时侵扰着人类社会,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立法作为应对风险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唯具备正当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公众参与和公众环境利益的表达,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应该以利益表达的整合原则为基础,建立完善的环境立法公众利益表达制度,通过利益博弈的选择,从程序和实体上促进环境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实效性,从而更好地应对环境风险。

环境立法目的之伦理思考

通过对环境立法目的的伦理思考,探索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目的的有效途径,以期推进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循环经济”框架下的环境立法分析:理念与制度——兼论新疆地方环境立法的基本思路

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物质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良好维护实质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以循环经济为理念,改革环境立法、完善现代环境保护制度能够促进我国循环型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新疆地方环境立法的基本思路,从而实现新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环境立法前评估方法及其运用

环境立法实效不足是困扰我国环境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美国具有相对完善的立法前评估制度,较为成熟的评估方法,灵活有序地运用成本收益法、成本有效性法、风险—风险分析法等多种评估方法,预估环境立法的必要性、合法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等,以提高环境立法质量,值得我国借鉴。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地方环境立法转型——以湖南省地方环境立法为例

步入了"低碳时代",地方环境立法更是落实两型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途径。当前我国地方环境立法存在立法主体单一、缺乏地方性、立法价值诉求上未能避免部门利益化倾向、实施机制上倚重行政手段、地方立法体系上缺乏对生态环境整体性的关照等方面的不足,这是一种行政依赖型环境立法或经济发展主导型环境立法。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其尽快实现向民生型环境立法转型,以保障"人人"身体健康,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统筹城乡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原则,在各类相关主体间贯彻商谈和协作原则以保障地方环境立法的科学性。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其向民生型转型必须秉持民生幸福为最高立法理念,立法中贯彻对社会弱势者的关怀伦理;优化地方环境立法权,充分保障非职权立法主体参与地方环境立法的各项权益;地方环境立法"宜细不宜粗",以突显地方性、保障可操作性。此外,地方环境立法应建构跨部门、跨行政区的地方环境法治协作机制,同时,需要加强地方环境立法的体系性,以免造成地方环境保护某些方面的无法可依。

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加剧，因公害而产生的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将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本文分析了传统民事侵权的区别，讨论了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与举证责任等问题，并提出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应实行预防性的排除侵害与损害、赔偿并重的救济制度，实行利益衡量原则与公害赔偿社会化。最后，作者就如何完善中国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环境立法在区域社会治理中的实践与反思——以山西省环境立法的法治实践为视角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环境立法逐步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柱和保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新兴的、发展迅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环境发展战略的先后提出．我国现代环境立法进人了全面快速发展阶段，地方环境立法也蓬勃发展起来．在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地方环境立法在区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山西省环境立法的法治实践为视角对此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