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同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应急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两种模式,而协同治理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已有学术研究中,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不加区分甚至视为相同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协同治理、合作治理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主体地位关系、治理手段和治理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别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的治理,比较适用合作治理模式。实现合作治理模式需要从五个方面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

“生态人”培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防治策略

“生态人”理论假设认为人性兼具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与环境保护治理的不平衡、企业追求最大利润核心价值与负外部性处理的“非生态”以及民众追求自身环境权益与维权方式选择的“非生态”密切相关。“生态人”的培育为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有益借鉴,“生态人”培育要求政府强化环境治理责任、企业更加注重生态和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公众则应在追求环境权利的过程中更加偏重制度化的维权方式和手段。

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及预警模型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受到不断破坏,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高速上升的特殊公共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通过案例调研,研究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和特点,构建了环境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探讨了每个指标的设置原因、作用与影响范围,最后建立了环境群体性事件背景值与环境事故指标相互结合的双层预警模型。研究结论为管理和调控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科学依据。

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研究——基于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视角

在分析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地区已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对其进行防范和疏导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以浙江的三个典型事件为例,对该问题进行了案例剖析,从法律保障体系、公众参与机制、信息公开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和法律救济制度五个方面提出了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邻避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研究

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当某些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项目设施建设将可能损害周边小部分群众个人利益时,政府管理部门如何合理协调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提前做好相关调查应急预防工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本文从邻避冲突视角从微观上分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特点和内在机理,论述了邻避冲突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机制和政策措施。结果表明,舆情酝酿是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而解决舆情酝酿的关键则是参与人群边界的确定和恰当的信息公开。因此,建立有效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对解决邻避冲突式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围绕邻避类项目的事前评价,提前做好损失预补方案和舆论疏导工作,有助于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具体说来主要可以通过建立环境类信息公开机制来了解民众的诉求,确保沟通渠道畅通;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并完善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机制,避免舆论因缺乏引导而持续发酵,引导舆论走向正面;建立环境类项目损害评估机制,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方案;建立包括直接经济补偿和社会公益补偿等形式多样的环境类损失补偿机制;最后还要建立环境类事件过程监控机制,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管控,确保政府管理部门始终处于事件主导地位。在信息化不断发展、公民民主意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努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在面对可能发生的矛盾焦点突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应当科学分析其产生发展的原因脉络,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其分布十分广泛,多发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相对落后地区,以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环境群体事件较为突出,并且集中发生在村镇一级。其中参与人数多的较大类、重大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占比很大,主要是针对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而进行的抗争,一般都存在着一年以上的酝酿期。这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很低,但暴力化、对抗性较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力量具有明显的底层性,其城乡差异显著,环境群体事件的处置问题需要我们尤为关注。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治理--对农民抗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读

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农村有频发趋势。本文选取浙江东阳画水事件和广西岑溪市波塘镇事件,分析了当前引发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同时探索性地提出了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公众参与视域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普遍存在"重应对,轻预防"的倾向,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在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根源分析与发展趋势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各主体协商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可以构建"政府+公众+第三方组织"的协商沟通平台,推动政府单向度环境整治转向"多元主体协商治理",力求促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良好局面。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扩散动力学机制分析——以“昆明PX事件”为例

在目前愈演愈烈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这个背景下,以社会运动的心理、理性取向为理论指导,以系统动力学为分析工具,以"昆明PX事件"为案例,构建了网络舆情扩散动力学机制作为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框架,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系统仿真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为预防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提出了建议。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社会心理、演化博弈与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昆明PX事件为例

文章用社会心理理论和演化博弈模型解释了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决定因素,并且以昆明PX事件为例,用实证数据论证了愤怒、恐惧情绪指数及群体的情绪感染在该类事件中起到的作用,为预防和应对此类事件提出了公共治理的方法。

从环境群体性事件看中国地方政府的环保困境

随着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地方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其合法性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宁波市镇海区炼化事件的发生、升级及最后的解决方式都充分暴露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环保职能不健全和制定环境政策时公开化程度低的不足。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寻求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十分迫切和重要。无论是完善环保职能还是优化绩效评估标准,抑或是进一步公开决策程序,这些都是调和政府与民众、环境与经济之间分化和冲突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及治理研究——以“昆明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会利益冲突和信息传播理论角度出发,基于昆明PX环境群体事件,借助百度搜索指数工具,探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传播机制。从大数据思维角度提出有效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对策,这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制定应急管理预案、网络舆情监控、事中应急管控等措施,及时有效地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江苏启东事件为例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分析江苏启东事件中各政策网络主体的立场、策略、互动关系及其治理思路。在议题形成期,府际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生产者网络互动频繁,与议题网络互动较少;在冲突对抗和沟通对话期,议题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府际网络互动频繁,生产者网络被边缘化;专业网络代表科学,但容易内部分化。因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专注于议题网络与专业网络的支持,严格考评生产者网络,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塑社会信任、强化法治建设。

风险沟通与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环境矛盾和纠纷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的消极表现,也是公众环境抗争的非理性形式。根据诱发原因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分为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这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在冲突焦点、群体心理动力机制、预警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应对策略和方法也应有所不同。由于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基础在于公众与企业、政府及专家对环境风险有着不一致的认识,所以通过企业、政府、专家和普通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消除风险认知上的差异,可以预防和应对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实践当中,构建有效的环境风险沟通机制要遵循一些原则、避免走入误区。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发展趋势及治理对策

近些年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时间可预测性、支持广泛性、目标明确性、利益多样性等特点。预期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总量会急剧上升,中产阶级将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城郊接合部及农村将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网络信息将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提升环境宣传教育的强度和针对性,畅通政府、项目单位与关联群体的沟通渠道,注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

当前我国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成因与应对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数目上的激增,其中涉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很大一部分,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形势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环保意识淡薄而监管不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堵塞导致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后无法得到补偿等。在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日益扩大、对抗性趋于激烈、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应对涉环境群体性事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美国预防和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比分析对中美在环境信息披露、公共参与、政府职责、司法救济等方面的差异,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保护公众环境知情权,扩大公众参与、提高决策公信力,政府组织协调、准确定位自身角色,提供司法救济、保障公民环境权益的建议,期待能对中国解决当下日益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有所裨益。

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关系到农村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当前该类事件具暴力抗争多与权利诉求弱并行、阶段性与频发性并存、区域差异明显与局部敏感交织等特点。其产生既和经济发展与环保掣肘相关更是基层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的表征;元治理理论指导下,以绿色民生观为指导重塑元治理目标、力促多中心参与加强外部元治理、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增强内部元治理是有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