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检视与优化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确认违法判决可在履行判决与撤销判决无法适用时成为备位选择,帮助司法机关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然而,分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涉及确认违法判决的12则判决书可以发现,这些判决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评价对象不恰当、与履行判决并用、法律依据援引混乱和适用形式化等问题。为防止法律逻辑和司法公信力被破坏,检察机关应落实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建议程序,根据个案情况提出恰当的诉讼请求。同时,审判机关则应在确认违法判决运作逻辑和特性等基础理论的支撑下,妥善处理复合型诉讼请求,着重审查“确认利益”,实现确认违法判决的理性运用。

风险社会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完善

风险社会下,单一救济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以应对新型环境风险,预防型法治的司法形态已成大势所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其构建的规范空间与程序空间狭窄,亦非应对环境风险的最佳策略。根据行政权保护优先理论与检察监督理论,诉前程序相较诉讼程序更能发挥预防性功能,宜将诉前程序构造为应对环境风险问题的主渠道,以诉讼程序为后备与补充。为充分激活诉前程序的预防性功能,应当拓展诉前程序的参与主体,降低检察建议的制发门槛,贯彻检察建议跟踪监督机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纾解

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所具有的跨区域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表明其治理之难,我国沿江经济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是实践中依然出现流域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错位、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推进难度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不及时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设立流域跨行政区划专门检察机关、构建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跨区域协同机制、探索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新范式以完善我国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作用

本文回顾了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特点,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唯一适格原告主体的法律地位。本文讨论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环境监督权理论,并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局限性。本文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通过检察建议进行监督的作用,在诉讼程序中承担举证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在诉讼监督中对法院审判过程的法律监督权。最后,总结了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的不足及建议

诉前程序处于先行阶段,具有法定性、建议性、救济性的特点。虽然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日趋完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些许困境,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不够统一、诉前程序中磋商机制欠缺、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衔接不够顺畅等。本文结合当前阶段诉前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履职标准认定探析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如今日益成为我国解决生态环境纠纷、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我国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分为两个阶段,即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两个程序的连接点,因此作为其依据的履职标准在整个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履职标准认定进行检视与反思,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更好促进诉前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气候变化视角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化

司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在党二十大报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指导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气候治理领域大放异彩。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不明确、缺乏“重大气候风险”防范、司法裁判执行不到位等法律障碍。为此,应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既有体系为基础,明晰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扩大行政公益诉讼范围,适当扩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发挥防范气候风险的作用。

青藏高原地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分析

在2023年新颁布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由于涉及的范围广泛,本文主要集中关注和研究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两地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两地为代表来探索青藏高原地区有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运行实况。对其所收集的典型案件,结合现实情况从相关的法律条文及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出发,立足于青藏高原地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运行现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证成与型构

针对社会组织能否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有文献多从价值论与解释论角度展开学理论争,目前已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监督环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与防范检察机关滥用环境行政公益诉权方面应有的二元价值既诠释了此类诉讼的正当性,也彰显了此类诉讼的适用场域。因此,建议分别从诉权配置的模式选择与起诉资格的要件设置两个维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进行立法配置,从诉权顺位的设计与公告程序的构造两个层面探寻此类诉讼的实现路径,进而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类型扩增与制度健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

生态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具有直接关系。“官告官”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要聚焦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这一微观行政行为认定,检察机关以司法手段保护环境公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导致“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认定规则不一致,对于法定职责的认识存在分歧。未来应树立权责一致理念,严格区分“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应明确将“是否具有履行职责可能”的认定纳入审查范围,科学合理确定履职期限;应采用行为主义的裁判标准,明确回复检察机关建议仅仅属于程序性规则之要求,从而发挥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于保护环境公益的重要作用。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程序规则体系的构建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2017年6月27日修改通过,标志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和全面推行,也标志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双轨模式的正式形成。"后立法阶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建构适用明晰的程序规则体系为应然走向。在程序规则体系建构模式上,应当选择在既有的行政诉讼框架下作合目的性的适当调整。同时,应当检视"两高解释"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中的既有程序规则,做好实践反思和经验提取,并依照诉讼的时空顺序,分别从诉前程序、起诉与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四个方面展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体系的具体设计。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的前提性条件。在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时,要跳出现行判定标准学说的困囿,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目的为基础,同时考量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职权,以及行政机关职权行使无法改变公益受损现状的两种客观情形,进而为检察机关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设定两重进路。在第一重进路中,公共利益得到救济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目的同时实现应为最佳状态。在第二重进路中,当两种制度目的只能实现其一时,即使公共利益得到救济但行政机关未尽职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仍具有可责性,应认定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当行政机关穷尽职责但公共利益未得到救济时,应认定行政机关已依法履行职责。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化”的反思——以483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为例

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规范和司法实践层面均将检察机关作为起诉的唯一适格主体,由此呈现出诉讼主体单一与公众参与不足的“国家化”特征。该特征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自上而下层层施压不利于形成常态化的诉讼格局、单一的起诉主体容易使检察机关出现权力寻租“、国家化”的格局挤占社会治理的空间等。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在现有立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起诉资格、诉前程序、诉中程序及诉后监督程序方面为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供制度支持。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之认定

以权责一致、合理期待理论为依托,从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来源、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阻却事由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三个维度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进行检视与反思。当前,仍然存在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范围不明晰,行政机关缺乏对于履职阻却性事由的预先排查以及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标准适用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完善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认定,明晰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来源范围;在履职过程中应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判断以及与检察机关的协作互动;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的不同阶段应当适用不同审查标准,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论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形式,但是目前立法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中重视检察机关权力的扩大,忽视公众参与在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导致了现实多发的生态环境损害难以做到应诉尽诉,司法公信力受损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我国亟需在公众参与的视角下,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主要是通过丰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提供机制扩展案源;拓展以环保团体为主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形成公众参与型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审判机制;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信息公开和信息交流机制,这些公众参与的创新适用措施可以使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走向开放、合作和交流,实现环境治理的多样化,并且有效提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效率。

作为客观诉讼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及法律秩序等显著客观诉讼特点,明显不同于传统行政诉讼的主观特征,其程序条理主要体现在起诉条件的实体审查、受案范围的扩大、违法性审查范围的扩大、诉前程序的结果导向等方面。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内在行政法理与其客观属性互为表里,内在行政特性及其制度功能决定了该制度的客观诉讼特征。由于实践中仍存在生态环境责任归因错位、公益诉讼利益获得主体有争议、诉前程序忽略了行政提前介入、司法程序中忽略了行政监管等制度罅隙,因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应遵循环境治理的客观规律,建立以行政为主导、多元参与共治的综合治理体系;检察机关应防止司法越位,注重诉前程序检察建议功能的充分发挥;细化秩序维护的裁判类型,在程序完善方面还原与强化该制度的客观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