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基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近代出口与近现代铁路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贸易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长期增长的综合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近代出口贸易与铁路建设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人口长期增长,两者的影响具有替代性,该替代性在邻近历史口岸或较早开通铁路的地区相对较强。进一步分析表明,铁路一方面能够提升贸易区位劣势地区的企业出口参与度,另一方面能够促使出口福利空间溢出,增强贸易区位劣势地区对劳动力迁移的吸引力,从而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起到替代性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国际贸易的资源空间配置效应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当今中国统筹对外开放布局优化与国内市场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

现代中国建筑之“意”的追寻与升华——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的空间与园林(1950-1965年)

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支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中国内地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本研究将基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传播和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延续之“双重维度”视域,发掘本时段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对现代空间原理、流动空间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文化理论融合与建构,阐述其在现代主义视角下对文人园林的价值思考及其创新价值,以及对中国营造学社思想的反思,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近现代中国监察派驻机构的影响因素、演进特点及历史功能

近现代监察派驻机构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历史梳理后不难发现,政治诉求、改革驱动、外部冲击和具体事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推动了近现代中国监察派驻机构的变革,形成其发展演进的迟缓性、改良性和断点性等特点,也客观造就了派驻监督不受重视、机构设置不够合理、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等局限。然而,即便如此,作为古代与当代衔接转型的近现代监察派驻机构对监察法的创新、二元行诉模式的摸索和边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局部探索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与当代启示是值得肯定的。

多元视角下现代中国艺术歌曲的传承与创新

艺术歌曲是一种融合了诗歌与音乐的艺术体裁。现代艺术歌曲自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经过百年发展逐渐形成成熟的体系。本文以阐述与分析现代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特征与现实价值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多元视角下现代中国艺术歌曲所面临的传承与创新困境,并从理念、技术、教育、社会四个视角提出新时代现代中国艺术歌曲的传承与创新思路,以助力中国现代艺术歌曲的创新性继承与发展。

“突围”的尝试:现代中国作家他传文创作之概观(1929—1937)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1929年至1937年间现代中国作家们的他传文创作,与同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自传文创作相比,主要呈现出了如下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就文体形式而言,短篇他传文繁荣,长篇他传文缺失;其二,就书写手法而言,“精神分析法”的运用;其三,就书写内容而言,他传作者“主体性”之进一步凸显;其四,就书写风格而言,叙事呈现出一定的“趣味化”特征。

论现代中国电影文学的“传奇”叙事

“传奇”是现代中国电影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叙事脉络,早期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主要体现为“现代世情传奇”与“武侠志怪传奇”。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较为典型的有“现代都市传奇”与“革命英雄传奇”等多元类型,并且伴随着历史现实与政治伦理的风云突变不断丰富着自身的表达范式。以“传奇”叙事为线索,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电影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重点关注这个过程中的跨文体、跨文化、跨媒介的多向改编与影响。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武术图景——评《社会变迁与运动员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山西省武术运动员退役生活为中心(1958—2008)》

文章从社会变迁和重建运动员生活秩序的深层理论探究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武术图景,主要从现代运动员肩负的重任、“国家需要”以及运动员个体期待与适应的生活秩序方面对《社会变迁与运动员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山西省武术运动员退役生活为中心(1958—2008)》进行理性思考与社会学分析。

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柳宗元评述的继承与时代新变

近代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柳宗元评述基本是继承和模拟中国传统诗文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也与传统诗文评类似,具有抽象化、主观化、文学化等特点。文学革命兴起后,文学史的柳宗元评述发生了变化,柳宗元成为文学革命的代表、传统的柳宗元批评得到新的阐释。文学革命思潮推广的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柳宗元评述新变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文学革命思潮的发展,革命者的定位与柳宗元出现疏离,部分文学史家对柳宗元评述作出变更和反思。以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文学史、评述柳宗元,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出版社视角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时至今日,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出版结合起来展开研究的成果已不鲜见。早年间,这类研究多以文学为主体,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出版缘起、传播途径、版本变迁、文本流变,作家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机构及出版人的交游来往,以及作家同时从事出版行业所带来的影响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版”的主体地位开始被更多的学者所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出版并非文学的附庸,进而提升了对出版人、出版机构、出版制度、出版经营等方面对于文学影响的思考。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重构现代中国书籍的文化生产模式——评高哲一《现代中国的印刷之力》

高哲一著《现代中国的印刷之力》(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以20世纪三分之二时间里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研究对象,几代知识分子通过编印教科书、辞典、古籍丛刊、大型丛书等出版物,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晚清民初书局采用合作式文化生产模式,20世纪30年代则演变为资本主义商业竞争性的生产模式,新中国成立后转变为协商式文化生产模式。作者擅长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起完整的现代中国出版编辑史的框架结构。然而,该书占有材料略显不足,选取史料稍欠严谨,使得某些论述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作者的类型学划分难以贯通全书,为了重构理论甚至不避曲解史料之嫌。尽管如此,该书对中国现代出版史依然做出了独具特色的结构性阐释。

缘起、意义与反思:论美国《现代中国文学通讯》

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通讯》是中国学领域专门刊载现代中国文学论文的第一本学术期刊。该刊物在中美国际关系由冷转暖的特殊语境中创办,成为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破冰作用的学术平台,记录了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学术交往的良性互动以及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它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研究者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合法性以及领域分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现代中国儿童”的培育困境与出路

学前教育事业作为当前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的基础环节,尚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此中突出表现为儿童观的多元分化、幼儿园课程的花样繁多、幼儿园教师的素养参差不齐等主要问题。为切实提升学前教育治理水平,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应立足当今世界变革的现实挑战,扎根中华文教传统,致力于富有精气神的“现代中国儿童”培育。

现代中国形象的艺术诠释——基于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官方海报的探究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是中国第三次举办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达中国话语的重要平台。杭州亚运会秉持“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这一定位,在宣传物料等方面表达杭州特色、中国风采,在2022年4月挑选出一批围绕“历史人文”、“智能科技”、“体育竞技”、“幸福城市”等富有杭州现代化风貌主题的海报图像进行展示,通过展示具有“江南美学”与“杭州范式”韵味的官方海报,从而助推中国现代化形象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影响。本文以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官方海报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归纳,认为官方海报以杭州地标景点作为核心设计,同时巧妙结合奥林匹克精神及体育竞技运动,彰显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通过对官方海报视觉设计的考察与分析,认为其主要从历史传承现代化、科技发展现代化、人文自然现代化、思想价值现代化等四方面展现杭州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成果,进而塑造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传达新时代的中国话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迄今已演化为一个观念的谱系。最初将其显题化的是梁漱溟先生,他从柏格森哲学中汲取“直觉”,并与孔学尤其是王门后学和唯识学相结合,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弘扬东方价值,其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熊十力先生同样批评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证体”,视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并扬弃之。他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不过强调“悟”既有“顿”又有“渐”,并代之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以与其“性修不二”说相配合,同时以“良知是呈现”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受过新实在论洗礼的冯友兰先生,则将“分析后的直觉”作为形上学的方法,且名之为“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所谓“第一义不可说”问题,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冯契以为解决“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的问题。他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不但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赞成将“顿悟”或“直觉”视为孤立的意识活动并将其神秘化。他借“转识成智”来论述如何从知识到智慧。“转识成智”由三个互相连锁的环节构成:辩证的综合、理性的直觉和德性的亲证。理性的直觉是其中心环节。李泽厚则以禅宗与庄子的相似性来讨论如何“由美启真”,认为禅宗的悟道是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的;在任何感性世界中无所住心,即为超越,且“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瞬间即永恒;故禅宗的顿悟可以走向审美,是其区别于一般的宗教经验之所在。上述五家,可以大致分为两派。然而不管如何细加分门别派,都是在禅学和儒、道两家以及西方哲学深度交涉以后,现代中国哲学开出的新面相。

通达现代中国的火把节——论现代知识分子对云南火把节的再“发现”

火把节是云南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在许多近现代作家那里,火把节被视为“奇风异俗”,突出其“趣”和“恶”的一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知识分子有了切身体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机会,对火把节进行了真实的考察和记录,还原了火把节作为民俗现实和生活实践的本来面目。同时,在战时历史场域中,联大知识分子对火把节进行了一次意义的再“发现”,赋予火把节抗战火炬的象征意义,实现了与云南少数民族的有效互动,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整合进现代中国,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再“发现”,彰显了现代语境下本土文化所具有的个性和自信,为现代中国打上了特有的民族印记。

文化全球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评《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

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境的文化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更加依赖于海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这也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推介与宣传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杨四平所著的《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一书,在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发生、历史脉络、国别关系、不均衡性、差异性、影响力、中国形象的塑造和“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完整谱系。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声音、语言与文化侨易——以《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为主要线索的考察

该文以王东杰新著《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为主要线索,认为其着手处小,所观者大,表面上看不过是带着声音的文字,最多不过国语运动史的考察,但实际上背后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迁变的大问题。进而借鉴德国学者赫尔德、洪堡等的相关理论论述,考察声音、语言与文化侨易的关系问题,认为主体被消解之后的文化侨易更为重要,作为核心梁柱的语言侨易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之中,不仅有笔译,而且有口译,所以声音向度非常重要;进而主张开辟多感觉维度的侨易空间,将语言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关键环节,凸显其“上下左右”的枢纽功用,在既有的视觉基础上,充实听觉向度,譬如作品朗读会、忆苦思甜运动、新闻广播、留声机现象等都是切入中国现代语言史的上佳命题,同时应对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触觉、嗅觉、味觉等也宜有所重视,举一反三,形成整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