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视角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时至今日,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出版结合起来展开研究的成果已不鲜见。早年间,这类研究多以文学为主体,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出版缘起、传播途径、版本变迁、文本流变,作家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机构及出版人的交游来往,以及作家同时从事出版行业所带来的影响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版”的主体地位开始被更多的学者所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出版并非文学的附庸,进而提升了对出版人、出版机构、出版制度、出版经营等方面对于文学影响的思考。

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柳宗元评述的继承与时代新变

近代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柳宗元评述基本是继承和模拟中国传统诗文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也与传统诗文评类似,具有抽象化、主观化、文学化等特点。文学革命兴起后,文学史的柳宗元评述发生了变化,柳宗元成为文学革命的代表、传统的柳宗元批评得到新的阐释。文学革命思潮推广的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柳宗元评述新变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文学革命思潮的发展,革命者的定位与柳宗元出现疏离,部分文学史家对柳宗元评述作出变更和反思。以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文学史、评述柳宗元,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性别诗学的中国问题:以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为中心

性别诗学是美国学界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现代中国文学》(1984—1998)和《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1999—)所刊载的论文展开了性别诗学研究的系列话题:父权制下的妥协与抗争,权力、欲望与身体。这些研究成果为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诗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借此可以洞察美国学界性别诗学研究的思路与观点,了解西方学界的动态与趋向,并且反思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的性别诗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三个问题

要建构具有文学通史意味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应该把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间上限。要围绕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这一叙述主线,按照经典化、互补性和"一体多元"的原则对不同文学板块进行整合。同时还要把台港澳以外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

英译选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以《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为视角

自上个世纪30年代，纽约Reynal＆Hitchcock出版社推出埃德加·斯诺（EdgarSnow）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以来，西方世界又相继推出了数十部综合性的中国现代文学英译选集。

启蒙与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变革

语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自清末以来,现代中国的语言选择就与救亡、启蒙以及复兴等时代主题同步,甚至语言走到前台,在传统/现代、中/西等二元复杂的纠葛中,折射着救亡、启蒙、复兴等时代主题。晚清以来以启蒙为宗旨的语言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晚清的“文字救国”,表现为文字变革、白话文的提倡和白话报纸的创办;第二次语言运动发生在“五四”时期,实是前一次的语言运动的深化与发展,重在以语言的变革本身作为一种诉求,以语言变革而达至现代文体的变革。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

在现代中国文学中 ,古典主义处于边缘地位 ,主要体现于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的文论、创作中。它是古今中外文学碰撞融合的产物 。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认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及其引起的学术链,是相关学界一次自觉的自我认同思潮。吴炫以"文学性"为标识的本体论"穿越"是其中最有深度的环节,"个体性"是其立论基石。谭桂林等人的质疑富有启示地指出了它可能引起的思维混乱和绝对化模式。本文在梳理这一思潮的同时,审理了其中的核心概念。本体论上的"独一"没错,但"独一"并非"独尊"。"文学性穿越"只能是一种文学的应然指向,而不可归于某一种模式。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域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现代中国文学的洋装书写——半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半殖民"是现代中国长期面对的重要历史语境,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洋装在"半殖民语境"下携带着混杂的域外文化信息,使得现代中国文学的洋装书写形成了丰富的内蕴。"假洋鬼子"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人物形象,作家热衷于借洋式装扮为之塑形,批判其文化空心状态并进行文化反思。现代留日作家在中日之间的跨界经历,则使其洋装书写蕴含着独特的身份纠葛含义。而在左翼文学以降的广义革命文学和现代中国的整个历史阶段,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都是极其重要的诉求,这时洋装便被赋予了诸多负面意味,逐渐走上了隐退之路。总之,现代中国文学的洋装书写,是半殖民中国的人与文学在中外文化夹缝中苦苦挣扎的形象记录和表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主体、主题与方法:学术史视域中的美国《现代中国文学通讯》(MCLN)

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通讯》(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的解冻期,扮演了文学交流的重要角色。从研究主体、主题与方法入手,可以发现它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转型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术建设,体现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实践。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作为方法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继"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史概念之后,"现代中国文学"文学史新概念得以确立,并将之落实到《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的书写实践中。事实上,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的终结,而是"重写文学史"实践本身逐渐丧失了原初的价值立场,以追求文学史的解放为开端,却以再生产出新的束缚而"告终"。作为对"重写文学史"趋于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既返回又超越启蒙范式的文学史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以"人的文学"为基础的新启蒙史观。因为在当代中国,事关理性、民主、科学的现代性启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王德威教授访谈

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期间出现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个领军人物。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在理论方法、价值观念、关注焦点、评判尺度等方面皆与大陆、日本及欧洲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有一定差异，成为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地。

缘起、意义与反思:论美国《现代中国文学通讯》

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通讯》是中国学领域专门刊载现代中国文学论文的第一本学术期刊。该刊物在中美国际关系由冷转暖的特殊语境中创办,成为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破冰作用的学术平台,记录了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学术交往的良性互动以及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它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研究者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合法性以及领域分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大文学视野下的近现代中国文学

〔主持人语〕1918年,谢无量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这是中国学者在文学史著作中对“大文学”概念的最早使用。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已经流传的、外来的“文学”一语无法涵盖中国文学自身的诸多现象,需要用“大”字来打破其“纯粹”的逼仄,让“文学”联通古代的“文”或者“文章”,让“纯”对话于“杂”。谢无量的用词证实着现代初期“文学”理念的冲突与尴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业已成熟的当下,又有学者在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