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柳宗元评述的继承与时代新变

近代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柳宗元评述基本是继承和模拟中国传统诗文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也与传统诗文评类似,具有抽象化、主观化、文学化等特点。文学革命兴起后,文学史的柳宗元评述发生了变化,柳宗元成为文学革命的代表、传统的柳宗元批评得到新的阐释。文学革命思潮推广的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柳宗元评述新变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文学革命思潮的发展,革命者的定位与柳宗元出现疏离,部分文学史家对柳宗元评述作出变更和反思。以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文学史、评述柳宗元,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三个问题

要建构具有文学通史意味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应该把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间上限。要围绕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这一叙述主线,按照经典化、互补性和"一体多元"的原则对不同文学板块进行整合。同时还要把台港澳以外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构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调整,惟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学科方能适应书写现代中国全景观文学史的需要;二是确立涵括性大的具有普适性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给多系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以公平合理的评价;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旨在以史为鉴,自觉反思、追根溯源、探求规律是实现此宗旨的重要举措。

文体自觉意识之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建构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回归文学本体"的学术追求与努力,虽取得可观的实绩却存有严重不足,其缘由与缺乏文体自觉意识不无关系。故当下书写现代文学史欲弥补这个短板,建构主体务必深化对文体价值或意义的认识,提高剖析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学体式关系的自觉性。建构主体必须力争走出文艺理念的误区,以现代文体观书写现代文学史。建构主体务必学好文学革命先贤们的文体自觉意识,为恢复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体真相挥洒诗性智慧。建构主体若能调整或转换重写现代文学史的视角或理路,那更有助于解决既成文学史文本缺乏文体自觉意识的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文体自觉意识以确保文学史重构真正"回归文学本体"。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闿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又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文学史的权力——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阅读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的解读,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本文梳理了近70年来学术界对此著的各种阅读、评价,分析钱著本身的特点,解读造成评论差异背后学理上的原因,以期窥见学术界对于文学史书写与编撰等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了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学上的经典意义。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

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之我见——兼及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旧体诗词的创作不仅没有绝迹,而且众多新文学作家也以此作为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和心理的载体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现代文学史观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这一文体样式至今难以进入文学史视域。只有超越上述文学史观的局限,建立更为科学、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才能真正突破旧体诗词入史这一"瓶颈"。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钱基博的一部力作。该书主要有"经世致用"下的保守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及文史结合三个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客观公正与价值取向的内在张力、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开放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观三个面向,体现了传统儒学与近代西学二者无法分割的交错缠结。

我们应该怎样写文学史——王德威主编《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之思

在众多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主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别具一格,无论在"现代"的起点、"文学"的范围、"中国"的边界还是历史书写的方式等方面,都自成一体,体现出对既有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超越。从"现代""中国""历史""文学"四个关键词出发,对该书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写作方式进行了深入辨析,以期对其编写特色有整体认识,并为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文学创作形态: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关键之维

在为独立学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经过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的反复检验，它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在上世纪末叶的文化反思浪潮中，却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提出质疑、评判和挑战，深感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于是。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增订考论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用文言撰述的“现代”文学史,其写作起意于1917年,起手于192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分别对应着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呈现出钱基博这本文学史同新文化、新文学的抗辩和对话关系。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立场并非简单的崇文言而反白话,它对近代文化有着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在四版增订中,这种批判倾向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构想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晚清以来文学史面临的一些问题。以传统文化为坐标进行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现代中国各场域多样式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的一个有效途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解题及其读法

钱基博是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著述兼及四部,旁涉百家。近三十年来,随着钱基博著述的整理出版,钱基博生平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尤其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文略仿钱氏"解题"体,试图较为清晰地论述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展现的对"现代"、"文学"、"文学史"的阐释,及随着时代的推移,学人对钱基博这种"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

钱基博的文学史观与新文学观——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化解读为中心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受到新旧文化阵营截然相反的评价,原因有二:一是各家现代文学史观的差异,二是新旧文化阵营的彼此发难。借助《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表达了"观其会通而明进化"的文学史观,以及新中有旧、形态驳杂的新文学观。钱氏新文学观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史》对新文学图景的描绘,而立足旧文学的视角又使其对新文学家在主观上呈现批判的态度。从文化的层面说,坚定的中国立场和对全盘欧化的隐忧,是《现代中国文学史》讽诫新文学和新文化偏颇倾向的深层原因,也是该书"白话文"一节受到制约与简化的内在理路。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置于中西文化相互制衡的时代背景中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钱基博挽颓淑世的知识分子情怀、了解新文学家批驳本书的有失公允之处。

民国前期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如何书写的论争——以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在民国前期被称为仅有的两部现代中国文学史著作,胡著宣扬白话文,钱著推崇古文,是针尖对麦芒之作。当时学术界曾就此引起怎样看待今古文学及如何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论争,显现出学术转型时期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多样理解。论者并未理解钱、胡两氏的深意,胡著意在为白话文学树正统,钱著则寄寓着作者文化救国的深沉理想,两人的想法并无会通之处,这些情况使相关论争难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