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

智能制造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近年来备受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的样本数据,对智能制造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与未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相比,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能够显著降低现金持有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智能制造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两个机制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中小型、集团化程度低、市场地位低,货币政策宽松度较低时,智能制造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更明显的负向作用。价值效应结果显示,智能制造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负向作用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文章丰富了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智能制造角度拓展了生产模式对企业的财务效应研究。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模型

研究ESG表现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激励企业加大ESG实践投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为调节变量研究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越好,企业风险越小,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同时研究结论表明现金持有水平在企业ESG表现和企业风险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最后还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兼论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现金持有水平与高管变更三者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呈倒“U”型关系,现金持有水平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通过业绩压力以及代理成本两种作用机制实现;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在现金持有水平低组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中显著,而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在环境非友好型企业中更加明显;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及非正常变更组中较为显著。文章探索“双碳”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耦合,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有效协同的机理与效应,为完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因素。本研究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299家上市公司,研究2009年至2018年的10年财务数据。同时,加入GDP和金融危机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现金流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GDP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而从行业的回归结果来看,房地产业的现金持有量受银行贷款和GDP的影响最大,金融杠杆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现金持有量影响显著。从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前后现金流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公司规模、公司年龄、GDP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股权结构、投资机会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选择——基于融资约束路径的分析

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不仅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而且也受公司治理水平及企业内部财务特征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融资约束制约。其中,不同的股权性质、迥异的控制权结构以及差异性的投资机会均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鉴于此,笔者以中国2000—2015年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显性融资约束表现,分析了其在不同投资机会、差异性股权结构共同作用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面对迥异的投资机会时,具有较好投资机会的企业会强化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对融资约束具有更小的敏感性反应,所以,不管企业是否存在较高投资机会,国有企业均会放松由投资机会所强化的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2)随着大股东对企业控制力的提高,即使其强化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但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对融资约束的敏感性仍然较非国有企业更小。同时,不管企业是否存在较高投资机会,国有企业均会放松由控制权所强化的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偏好差异方面的学术文献,而且还为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实际控制人类型和房地产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变化

现金持有水平变化是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和投资行为影响的映射。本文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引入实际人控制人类型和企业成长性变量,测度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发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随着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当货币政策趋于从紧时,外部融资约束增强,企业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因此我们从微观上可以拒绝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无效的断言。另外,实际控制人类型和企业规模在增加现金持有的路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受货币政策影响程度小,低成长性房地产企业也是如此,这种现象的存在消弱了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4—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董事会中是否有成员具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董事会中拥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的董事人数、董事会中拥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的董事比例等)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的分组检验结果还发现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带来的现金方面的治理效应仅仅体现在高成长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之中,因为这两类企业面临的潜在代理冲突或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

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现金是收益性最差的资产,但许多公司却倾向于持有超过正常水平的现金。笔者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由于公司普遍同时面临委托代理和融资约束问题,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这表明适度持有超额现金将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但超额现金持有过多将导致企业价值下降。笔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公司,使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的最优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成长期公司的最优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最高,成熟期公司的最优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最低。因此,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制定相应的现金持有决策,促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首先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究竟是支持治理效应还是掠夺效应,并进一步基于企业的成长环境和产权性质研究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率。研究发现,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降低,企业高成长背景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作用,表现为高成长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受市场竞争的影响更加强烈。同时,治理效应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国有企业低效的治理传导链降低了产品市场竞争产生的治理作用。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流动性研究——基于现金持有水平与现金持有价值的整体考察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8～2011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多元化经营对现金持有水平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纳入一个整体研究框架，以同一个样本，检验了多元化经营对两者的共同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多元化经营降低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然而多元化经营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并不一定提升现金持有价值，两者的对应关系与公司治理水平相关。本文研究表明单从现金持有水平或者现金持有价值的变化不能判定多元化经营的财务流动性效应。改善公司治理，抑制因多元化经营产生的代理问题是保障多元化经营财务流动性效应的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是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投融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从现金持有水平这一崭新视角切入,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检验其微观经济效应。理论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加大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而现金是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工具。因此,企业可能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来抵御风险。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理论预期。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提升,且该提升主要是通过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达成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四大事务所审计和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研究发现,参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主要来源于外部借款和资产处置。研究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经济后果分析,并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信任、公司成长性与现金持有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8—2013年中国非金融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视角考察信任等非正式机制因素对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并深入探讨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不同成长性影响下,信任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保障机制的存在,在信任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为了维护其声誉,从而拥有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成长性越好,现金持有水平越高;并且成长性与信任的交叉项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也有正向作用。进一步对成长性分组发现,保障机制的存在导致信任对成长性低及成长性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均有明显正向作用。

公司战略偏离度、CFO财务执行力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选取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结合CFO财务执行力,考察公司战略偏离度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偏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即公司战略越偏离行业常规战略,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CFO财务执行力能够对公司战略偏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起到削弱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战略偏离度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公司战略偏离度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因素,可为公司制定现金持有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上市公司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及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税收规避和现金持有相关理论,探讨了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以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规避程度较高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和超额现金水平较低;现金冗余和现金不足的公司,其税收规避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现金冗余的公司存在因税收规避程度提高带来的信息不透明和监管薄弱,从而诱发管理层机会主义问题,这也为企业利用税收规避寻租提供了证据;此外,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和我国税收制度的特殊背景,税收规避不会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同时股权结构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从侧面证明了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大股东控制、市场化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运用2003～2008年我国所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从大股东控制视角出发,重点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共同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比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高;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现金持有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宏观经济条件、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以2000～2007年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龛观经济条件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劈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宏观经济条件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彳负相关，说明在宏观经济较好的时期，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经济周期、信贷规模及股市表现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采关，信贷市场违约风险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这意哜着在经济上行阶段，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随着信贷规模耀加，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下降；信贷市场违约风险越高，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股市表现越好，公司持有的现金越少。宏观经济因素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存在融资筑柬上的差异，融资约束越强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对宏明经济因素的变化越敏感。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2-2006年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从董事会特征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情况、女性董事比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率、董事持股比率、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现金持有水平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董事持股比率、独立董事比率、两职兼任情况、女性董事比率、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

通货膨胀、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以现金持有的预防动机理论为基础,结合融资约束假说、市场竞争理论、市场掠夺效应理论,研究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并探究通货膨胀来临时二者关系的变化情况。通过研究发现:处在供应链中的企业,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有所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会发生变化。

企业负债行为对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的实证

低负债和高现金持有是企业获取财务柔性的重要手段,从财务柔性配置视角看,企业负债行为必然对其现金持有水平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负债行为对其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财务柔性配置存在替代效应和现金短缺效应,但以现金短缺效应为主;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公司负债比率、有息负债比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流动负债比率显著正相关;企业持有现金的根本动因在于预防风险和捕获投资机会,而非偿付债务本息。

放松卖空约束、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

基于放松卖空约束的政策实施,运用双重差分法考量放松卖空约束对现金持有行为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放松卖空约束增加了公司现金持有量,同时也增加了公司现金持有的边际市场价值;按照公司内部代理成本分组来看,内部代理成本越大的公司,放松卖空约束的治理效果越明显;进一步检验中,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性检验表明放松卖空约束通过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增加了现金持有及其市场价值。结果表明:放松卖空约束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可以通过外部治理监督作用缓解公司内部代理问题,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