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时间之间》中的音乐母题

珍妮特·温特森以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时间之间》。小说不仅与原剧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还与音乐紧密关联,因为该小说文本有大量的音乐在场。对音乐母题的探讨有益于该小说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研究甚少。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梳理《时间之间》中与音乐相关的人物、乐器及演奏技法、音乐的传播媒介、音乐史等音乐母题的具体呈现,旨在探讨音乐母题在小说文本建构和生成中发挥的推动主要情节发展、表达人物基本情绪、治愈人物心理创伤等作用,阐明音乐母题对表达传统主题的时代新意具有价值,以期从被忽略的音乐母题的视角来丰富对小说的研究。

珍妮特·温特森《时间之间》中父亲们的伦理选择

珍妮特·温特森的《时间之间》提及多对亲子关系,是一部家庭伦理小说。对父亲们的伦理选择的探讨有益于该小说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研究还不深入。文章采用文本细读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梳理小说中主要的亲子关系,分析遗弃亲生子女的父亲们的错误伦理选择,探讨其道德批判,分析领养异族孩子的父亲们和真心悔过的父亲们的正确伦理选择,探讨其道德教诲,旨在从父亲们正反对位的伦理选择中丰富对小说爱与宽恕主题的研究。

后现代视域下珍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的叙事分析

珍妮特·温特森是英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初出茅庐便凭借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获得许多奖项。本文选取其于21世纪初发表的小说《守望灯塔》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后现代视域下对其作品的叙事特点进行分析,并对珍妮特·温特森的“灯塔叙事”进行尝试性介绍。

论珍妮特·温特森在《时间之间》中对威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的误读与改写

珍妮特·温特森的《时间之间》是为纪念莎翁诞辰400周年而根据其《冬天的故事》改写而成的一部当代小说。通过多种跨文本反写策略,温特森将原剧作中的场景移植到当代伦敦和其他城市,将原剧中想象的三角恋改写成现实的三角恋,深化原著中"时间"的意义,凸显原剧遗弃和宽恕之主题。本文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研究《时间之间》对《冬天的故事》的误读和反写策略。本文认为,《时间之间》是对《冬天的故事》"误读"的结果;在"影响的焦虑"之下,温特森的《时间之间》不仅传承《冬天的故事》中的遗弃、宽恕和时间之主题,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偏离和强化,以便彰显温特森本人的创作思想和主题关注。

珍妮特·温特森及其小说中的家庭伦理选择

珍妮特·温特森是英国当代富有创造力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具有明显的伦理内蕴。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结合珍妮特·温特森独特的被领养身份探索珍妮特·温特森及其小说中的家庭伦理选择。首先,通过分析珍妮特·温特森的出生与成长背景和小说中被遗弃与被领养的孤儿,探究畸形的领养家庭和无法确定的身份给被领养孩子带来的痛苦。其次,通过分析小说中被领养孩子在领养家庭中断裂的亲情与缺失的义务导致被领养孩子的生存困境,以及对领养家庭的恐惧与失望。最后,珍妮特·温特森通过小说表达出对家长制霸权的代际伦理极度不满,并企图摧毁家长制霸权地位,重建家庭民主,彰显出珍妮特·温特森在家庭伦理困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

自己的书写与书写的自己——以珍妮特·温特森为中心的考察

写作的本质是一个品味生活经历和发现生命意义的过程,追求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是珍妮特·温森特创作的真谛。对珍妮特·温森特而言,写作不仅是她的生存之道,也是她减压、舒缓、发泄的一种方式。珍妮特·温特森通过写作把苦难拉开距离,抵抗绝望与忧伤,疗愈不幸的童年生活带给她的伤痛,并在写作中找到宽恕的途径。同时,写作也是珍妮特·温特森保持对世界的信念与梦想,并成为她日后探寻世界的纽带。

珍妮特·温特森的故事本体论研究

作为西方后现代“故事讲述风潮”中的代表性作家,珍妮特·温特森从本体论的角度思考故事的存在和价值,认为故事不是意义载体,本身就是意义。温特森将“文学现实主义”作为故事本体论的基本立场,通过重申语言的建构功能,突破大一统现实观禁锢;通过重述、低清晰表达、范畴性标准、共时性时空重叠等构建策略,构建起补给性的复数世界;通过“光”“活物”等典型意象展现故事本体存在,解构并倒置传统观念中物质现实和语言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研究故事本体论对研究国内外后现代文学形式变革,考察中西方差异性的故事讲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日光之门》看珍妮特·温特森的女权主义思想

珍妮特·温特森新作《暮光之门》以再现彭德尔女巫捕杀案为主线展开,重现了17世纪英国男权社会男性任意欺凌女性、剥夺女性人权,将女性挤压至社会边缘的社会历史。我们从女主人公爱丽丝·纳特的性格刻画和情感经历这条重要隐线出发,分析并阐释其中蕴含的作者反对传统男女二元对立以及挑战异性恋霸权的女权主义思想。

不平则鸣:二十世纪的美国女性主义——以凯特·肖邦、珍妮特·温特森和艾丽丝·沃克的文学作品为视角

二十世纪是美国女性主义从觉醒到争取平等社会权利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美国女性小说家用她们的文学作品清晰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美国女性主义演变过程。文章通过对三位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著名美国女性小说家的作品剖析,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成长历程为切入点,分别阐述当时美国女性主义的特征,向读者呈现二十世纪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

珍妮特·温特森小说中的性别表演——以《橘子不是惟一的水果》和《给樱桃以性别》为例

珍妮特·温特森被称为"当代英国文坛最出色也最具争议的女作家"。在《南方人物周刊》中她曾说道:"我不是一个喜欢写作的同性恋,而是一个恰巧喜欢女人的作家。"在珍妮特·温特森多部小说中,她塑造了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模糊了男女性别差异,打破了常规的性别界限。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下,人们通过对性别表演来建构自己的性别,在重复的表演中解构性别的稳定性,使性别处于开放体系之下。本文以《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和《给樱桃以性别》为例进行分析,指出人类的生存存在多种可能性,旨在帮助我们树立一种正确对待任何性别的宽容心。

珍妮特·温特森作品中的城市化主题研究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展,英国城市化无政府规划、盲目的扩张。这样的状态下,英国产生了"城市病",由工业社会催生的后现代主义成为"城市病"的表现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成长于英国纺织工业重镇阿克林顿的珍妮特·温特森,审视了"城市病"在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表现。通过研究"城市病"在珍妮特作品中的文学表征,探索其作品体现的情感价值,呼吁人回归更加人性的领域,拒绝城市化对人情感与生活的压迫。

认知与叙事——珍妮特·温特森的讲故事范式

珍妮特·温特森是英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温特森的文学作品具有极具个人特色的故事化叙事风格,并且其善于利用细腻的笔触来对故事的意境进行渲染和衬托。温特森文学作品中的一项要素即故事,通过对温特森的各类故事文学作品进行整合和分析,探究温特森文学作品在故事化叙事方面的策略,并对其故事背后的主题进行深入挖掘,突出作者对于自由性别观念以及爱之永恒观念的执着追求,将温特森文学作品中的力量充分展现出来。

论珍妮特·温特森小说《激情》中的身体迷恋

珍妮特·温特森在小说《激情》里对传统的身体与心灵二元对立的关系以及心灵长期支配身体的等级观进行了解构和颠覆。文中大量的残破的身体画面一方面代表着创伤性过去的视觉回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残破躯体下的心灵不完整。身体和感官被用来投射深层的心理状态反过来心理又赋予了外在躯体更深层次的隐喻。这种运用身体来再现心灵,心灵与身体相互互补、相互交织的方式去呈现人类个体经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是温特森试图去构建一种身体与心灵相互平等的新型关系的表现。

女性与植物——珍妮特·温特森小说中植物的性别隐喻研究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给樱桃以性别》和《苹果笔记本》中植物意象丰富,主要分为三类:具有自然生物特点的植物意象、具有文化隐喻特征的植物意象以及被作家改写而具有性别象征意义的植物意象。植物被精心赋义既突显又掩饰了女性不可言说和不被言说的信息,这与植物的赋义者或释义者的立场和观念等密切相关,且参与女性身份重构的进程。本文通过分析三部小说中女性与植物的复杂关系,揭示作家质疑二元对立的男性霸权话语并构建女性话语体系,消解性别身份界限的愿景,从而为阐释温特森的小说文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一部自己的《圣经》”、一个“异托邦”--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另类空间解读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以其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举成名。作者将《圣经》作为基础文本纳入小说中,同时又对其作为权力话语的权威性进行挑战和颠覆,书写了"一部自己的《圣经》"。这部温特森"自己的《圣经》"通过童话、传说、梦幻等各种奇幻故事的插入与并置,形成奇幻叙事对现实叙事的多重干预和颠覆,冲击了我们对于"小说"这一概念的认知,并构建出一个包容差异和多样性的奇妙的另类异托邦。这是《橘子》从同时代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功的重要因素。

经典的传承和改写——评珍妮特·温特森的新作《时间的空白》

温特森在忠于原著情节的基础上，将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改编成现代都市通俗小说《时间的空白》，作家通过对“时间”这一哲学概念的处理，重视了“忏悔、爱如宽恕”的主题。但作家的弃儿情结、同性性别观给小说烙下了强烈的印记，具备典型的温特森特色。温特森认为“嫉妒、偏激”等人格弱点如同小说中游戏里的“黑暗天使”，个体只能对其隐忍、宽恕，最终依靠时间的武器来战胜人性中的邪恶。

权力及其解构: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权力空间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擅长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她的获奖小说《给樱桃以性别》采用独特的时空叙事方式,构建了大量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幽闭所、刑场是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表征着权力对个体的约束和支配;言语之城、爱疫之城是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体现了话语集权对个体的影响和规训;构建异托邦是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以空中之城、领域外之地颠覆现实规则,解构现实社会权力。研究温特森作品中的权力空间,可以揭露西方权力体系及话语体系的真相。

温特森的家园意识:一种冬日的心绪

在温特森的小说中,家园充斥着意识形态色彩。在对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追寻中,小说借助叙事文本以及寓言故事透露出能够真正接纳边缘群体身份和文化的家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并以此来探究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

从酷儿理论看《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女性的成长之路

珍妮特·温特森是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发表于1985年。这部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同年,珍妮特·温特森凭借这部小说荣获惠特布莱德最佳处女作奖。《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一部典型的半自传体小说,珍妮特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女性反叛者形象,通过描写女主人公反抗宗教教条主义的束缚,颠覆男权社会和异性恋社会的禁锢,展现了她独立意识不断增长的成长过程。兴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酷儿理论致力于寻求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帮助被主流文化排斥到社会边缘的人群得到关注和认同。因此,本文将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女主人公珍妮特在反抗男权压迫过程中的成长之路。

荣格原型理论视域下《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温特森的性别取向研究

珍妮特·温特森被称为“英国当代文坛最好,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其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荣获“兰姆达文学奖”。小说中作者真实地呈现女同性恋者面对的种种社会歧视与她们所遭遇的内心矛盾及冲突。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着力剖析“阿尼姆斯”“母亲”“人格面具”“阴影”“自性”原型在温特森同性性取向过程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她是如何面对因同性恋产生的内在、外在矛盾,以及最终如何获得“自性”,真正接受自己的同性取向。从而展示温特森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对建立多种性别形式和谐共存的社会的渴望,帮助人们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性别取向,推动社会文明的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