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当今中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命题。在构建城市创新质量新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创新质量,并能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城市科技投入水平和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协同集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推动新企业注册量的递增,进而提升城市的创业积极性与创业活跃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具有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和创业活力两大功能,可以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增长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研究

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生态位模型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差异与竞争现状。结果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宽度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其中融合基础生态位宽度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是导致我国生态位宽度呈梯度分布的主要原因。生态位重叠现象普遍,区域间存在激烈竞争,其中地理位置和优势主导产业相近更易形成相同的融合路线,导致重叠度较高。生态位适宜度整体水平偏低,融合子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均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特征。

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路径与策略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政策扶持下迅速发展,农业机械装备总量与作业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主体与业务范围日趋多元,服务形式不断创新,规模服务主体组织带动农户优势凸显,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功能作用不断升级。然而,该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产业仍处于辅助性地位、服务供给不足、机械化作业环节发展不均衡、服务组织数量和融合度不足以及服务短板突出。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新时期的发展策略: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合作方式;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范发展,推动各地建立服务标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方式;加快培育有实力的服务组织,创新服务供给形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服务短板;切实发挥村集体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中“统”的作用。

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进行实证检验,探索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②数字经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两业”融合程度的促进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正向促进“两业”融合;④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度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⑤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度上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也由重总量扩张转变为重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融合发展,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促进全球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数字经济为背景,介绍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必然性与耦合效应以及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实现路径,为助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③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RCEP背景下中日韩三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日韩三国是RCEP框架内重要经济体,都是东亚制造业大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价值。通过2010—2022年间三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比分析发现:相对日韩而言,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巨大、增长速度快,2020年以来已实现顺差且规模不断增加;电信服务竞争力显著提升,加工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运输服务世界占比上升。为进一步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国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的同时,可通过发展集群式价值网络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挥数字经济活力与潜力,推进RCEP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和发展水平,以满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更高需求。

城市电商化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识别与影响机制

城市电商化发展是促进城市转型与提高城市经济表现的重要推力。本文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但对多样化集聚效果不明显。这是由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特性所致。在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更明显。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低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电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本文为城市电商化发展如何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维度集聚提供了参考。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探讨环境规制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灌溉设施水平和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发挥正向效应,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异质性,U型关系在中部地区仍旧成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使U型曲线拐点右移且形状变平缓,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识别

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变动指数,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Markov链分析法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变动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特征以及效率提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是实现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地区间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变动的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变动整体向高水平转变,且效率变动的高水平地区对低水平地区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农村人力资本、农业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均是农业生产性服务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据此,建议持续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创新,实施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战略,并加大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素的投入力度。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信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生产韧性: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抵抗力、适应力、变革力三个维度为基础构建粮食生产韧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及各省域的粮食生产韧性,并利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韧性呈逐年提升态势,但省际间分异明显;农业生产性服务可以显著促进粮食生产韧性,其中规模化效应和专业化效应是主要的作用机制;分维度实证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提升粮食生产韧性的抵抗力和变革力,但对适应力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北方省份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南方省份,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贸易补偿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制造业的转型问题亟待解决,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可能是有效解决途径。选取2005—2019年30个样本国家的相关面板数据,从异质性层面和整体层面进行探讨。研究结论为:整体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影响程度小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复杂度对高技术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为负,根据总体看是正向促进作用,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弥补了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进口中高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可以促进出口竞争力,而低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并不能增强出口竞争力;路径机制看,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由要素重组效应、贸易补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所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改善进口复杂度比重、推进产业融合、降低进口贸易壁垒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以期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广东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广东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该行业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程度不够、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水平不均衡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为了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以创新为核心、高端为引领、智能化为支撑、绿色发展为导向、人才培养为保障的逻辑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提出了加强创新和科技支持、打造国际化高端产业集聚区等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强化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和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进程中,中国制造业的成效比较明显,但作为制造业升级重要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存在明显不足。生产性服务业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受到数字技术、制度环境、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质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总体还比较落后,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技术提升程度有限,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有限,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良性互促还有待加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积极有序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发力。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度评估——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与比较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协作、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文章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了1995—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程度,并基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探讨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拉动作用以及受到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995—2020年,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且在不断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也主要流向两者,且向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流动趋势更为明显,表明了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趋向;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更明显,而低技术制造业受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需要在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下发展,水运和仓储业则对低技术制造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此,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强产业关联,构建产业互动发展机制;提升科技支撑,促进产业高效协调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引擎作用,但是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文献较少。选取2003—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下依然成立。(2)从具体作用机制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三条路径来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三者都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3)从区域异质性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下的新机制与新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分析相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2—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其间接路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城市区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集聚模式和行业类型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差异性效果;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更强有力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在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融合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明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基于吉林省2010-2022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耦合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吉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持续攀升,分别由0.284 9提升至0.837 9、0.100 1提升至0.994 1;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系统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格兰杰原因,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有效促进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的重要动力;2010-2022年,吉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上升趋势明显,先后经历拮抗阶段(0.410 9)、勉强协调(0.517 9~0.572 0)、初级协调(0.637 4)、中级协调(0.735 8~0.773 8)、高度协调(0.843 1~0.870 9~0.916 6~0.914 7~0.914 8~0.915 3~0.915 7)的变化过程,目前两系统处于关系稳定的高水平耦合阶段。未来应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调发展推进现代农业进程。

耦合协调视角下中国省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韧性关联研究

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等多重背景下,经济韧性已被视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指标。本文将经济韧性的讨论引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行业领域,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耦合协调视角深入讨论两大行业韧性的内在关联、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从全国层面来看,两行业韧性水平整体上均呈现增长态势,其耦合协调水平虽然在2015-2020年间则经历“W”型波动,但总体上二者韧性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波动中提升至初级耦合协调阶段;(2)在八大经济区层面,耦合协调水平在区域间出现显著的分化特征,表现为南部沿海及东北经济区的协调水平下降,而大西南经济区表现出上升趋势;(3)核密度估计结果发现,耦合协调水平在提升进程中呈现地区差距扩大的事实特征,且八大经济区各自的走势具有异质性;(4)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信息化和市场化促进了耦合协调水平提升。为适应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政府需进一步加强行业支持,推动协同发展,制定差异化战略,注意多方面影响因素,以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