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阿拉善黄鼠的洞穴生境选择

在野生啮齿类动物生活史中,洞穴为其种群生存、繁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隐蔽条件,为了解贺兰山地区优势种阿拉善黄鼠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的洞穴生境偏好,于2023年5—10月,采用样线法与样方法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阿拉善黄鼠的洞穴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阿拉善黄鼠偏好以针茅Stipa capillata为主要草本植物,以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猪毛菜Kali collinum与珍珠柴Caroxylon passerinum为优势灌木的栖息环境;(2)阿拉善黄鼠偏好海拔较低、隐蔽级较高、距人为干扰距离较远、坡度较大、优势灌木冠幅与郁闭度较大、土壤表层厚度较厚的洞穴栖息地;(3)差异性显著的生境因子按照影响阿拉善黄鼠洞穴生境选择的贡献值从大到小依次为:隐蔽级、土壤表层厚度、距人为干扰距离、优势灌木冠幅、优势灌木郁闭度,其中隐蔽级最重要。本研究结果提示,可以通过采取改变栖息地内的主要植被类型及依据洞穴位置的偏好性进行针对性抓捕等措施,有效控制阿拉善黄鼠种群数量。

长春市灰喜鹊和喜鹊适宜生境选择研究

城市化是城市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鸟类常被作为量化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喜鹊和灰喜鹊为城市常见鸟类,但有关其对城市生境选择利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样点法对长春市主城区灰喜鹊、喜鹊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进行调查,基于Sentinel-2A影像数据提取各样点的生境因子特征参数,分析影响其适宜生境选择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不同生境中灰喜鹊和喜鹊的分布存在差异,且与不同生境的面积占比有关,其中灰喜鹊的分布数量与林地、水域和草地的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与建筑面积呈显著负相关;喜鹊的分布数量与林地、水域的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基于9个生境指标的灰喜鹊(M_(i))和喜鹊(M_(j))适宜生境选择模型,其中,M_(i)=1.065S_(1)+0.837S_(2)+1.231S_(3)-1.412S_(4)-0.985S_(5)-0.336S_(6)+0.140S_(7)+0.211S_(8)+0.249S_(9),M_(j)=0.543S_(1)+0.733S_(2)+1.174S_(3)-1.011S_(4)+0.311S_(5)-0.402S_(6)-0.117S_(7)-0.325S_(8)+0.094S_(9),发现灰喜鹊和喜鹊适宜选择水域面积占比>5%、林地面积占比>30%的城市环境。研究结果对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生境条件制定合理有效的鸟类保护和招引措施具有指导意义。

小兴安岭南麓野猪春冬季行为状态的生境选择

野猪(Sus scrofa)造成的人兽冲突是我国目前野生动物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往往管理成本高,却效果甚微。了解野猪觅食、卧息等重要行为状态的生境选择规律,对科学管理策略的制定及避免人兽冲突极为重要。以小兴安岭南坡农林混交区域的野猪(5只雌性,8只雄性)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19—2022年春冬季卫星定位项圈追踪数据,运用隐马尔科夫模型(HMM)识别野猪觅食、卧息和移动的三种行为状态,然后用步选择函数(SSF)研究这三种行为状态的生境选择。结果表明:野猪觅食、卧息和移动的生境需求不同,但均回避落叶针叶林,且性别差异明显,雌性野猪回避农田;地形是影响雌性野猪春季和雌雄野猪冬季三种行为状态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地形和植被类型是影响雄性野猪春季三种行为状态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雌性野猪,在春季,选择海拔高、坡度小的生境卧息、觅食及移动,且卧息和觅食均偏爱阴坡,冬季则选择海拔高,坡度大的阳坡卧息及觅食,偏爱在混交林和阳坡移动;雄性野猪,在春季,选择在混交林和坡度大的阴坡卧息,在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海拔低的区域觅食,在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内、海拔低、坡度小和距河流近的区域移动,在冬季,选择坡度大、海拔高、接近河流的阳坡卧息,在距河流近、坡度小的区域觅食,在常绿阔叶林、坡度小和距河流近的阳坡移动。本研究结果可为该区域的野猪毁田的预测和预警,捕获地点的选择等管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和新思路。

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分布动态与生境选择

基于种群生态学理论,将黄河流域971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视作一个地理种群。综合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明晰这一种群的分布动态和生境选择特征,进而应用地理探测器对比揭示影响该种群分布的生态因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分布密度随种群增长而大幅提高,分布模式随尺度变大由显著聚集转为不显著离散,分布格局随时间推移由多中心向单中心演化,但集聚中心一直位于河谷盆地;(2)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具有“聚中低山区、向阳坡斜坡、喜温暖湿润、近黄河干流”的偏好,趋向中等人口密度、经济欠发达地区分布,主要位于国道沿线30 km、省道沿线10 km、中心城市周边20~80 km、历史城镇周边60 km、旅游景区和文保单位周边20 km范围内;(3)影响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分布的生态因子具有综合性、非等价性和限定性,在黄河流域以文保单位和海拔为主导。

中华绒螯蟹幼体的栖息生境选择与行为特征

为探究中华绒螯蟹在早期发育阶段对不同栖息生境的选择偏好及其行为特征,实验以长江口近岸微生境类型为基础,在室内建立了藨草、泥底、铁板沙、砾石等4种模拟生境,选取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Ⅰ、Ⅲ、Ⅴ期仔蟹分别开展了对不同生境选择的行为观察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Ⅰ、Ⅲ、Ⅴ期仔蟹在藨草生境中分布比例最高,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生境。随着仔蟹的生长发育,Ⅲ、Ⅴ期仔蟹在泥底和铁板沙生境中占比增大。在藨草生境中,中华绒螯蟹幼体具有游泳、附着藨草、表栖、埋栖等4种行为,大眼幼体和Ⅰ期仔蟹主要表现为附着藨草行为,Ⅲ期仔蟹的表栖、埋栖行为显著增加。幼体在藨草生境中的蜕壳率显著高于泥生境,而死亡率显著低于泥生境。研究表明,中华绒螯蟹幼体偏好栖息于有利于其生存、发育的藨草等植被生境中,这可能与藨草等植被生境为中华绒螯蟹幼体提供了适宜的庇护场所有关。本研究结果指出了植被生境对中华绒螯蟹幼体阶段的重要性,丰富了早期生活史资料,并为其资源保护和栖息地生态修复提供了基础参考。

基于红外相机对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种群现状及生境选择研究

通过探究湖南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野猪种群的现状及其生境选择偏好,为野生动物保护与疾病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2021年1月—2022年5月,在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采用网格法与样线法相结合的方式布设87台红外相机,通过相对多度指数(RAI)、聚类分析及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对野猪的种群现状和生境选择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研究期间,野猪在红外相机监测点的出现率达到76.92%,相对多度指数(RAI)为4.43,估算种群规模约为1561头。月度相对多度指数分析显示,7月份为野猪活动的高峰期,而3月份活动相对较少。日活动节律分析揭示,野猪活动主要集中在6:00—8:00和16:00—18:00。在生境选择上,野猪偏好于在针阔混交林(占66.1%)、树高11~20 m(占61%)、郁闭度超过50%(占84.1%)以及灌木高度在2~4 m(占69.5%)的环境中活动。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猪种群数量较为丰富,分布广泛,且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活动规律和对特定生境类型的偏好。本研究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对野猪种群进行了有效监测,并对其活动模式及生境偏好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续的野猪生态学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克隆植物生境选择研究进展

自然环境中的资源通常呈现出异质性分布模式。克隆植物在应对不均匀分布的资源时,能够有选择地放置其新生分株来实现对新生境的占领,以此提高整个基株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从而有效地利用斑块状分布的资源。此外,克隆植物在维持群落生产力和稳定性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对异质性资源环境中克隆植物的生境选择研究备受关注。在介绍生境选择和觅食行为的基础上,从克隆植物养分吸收结构的选择性放置、生长构型和生物量分配模式3方面阐述了克隆植物生境选择行为的表现和方式,并从克隆植物如何感知周围环境信息、克隆整合是否影响植物生境选择以及表观遗传记忆对生境选择行为的调控等方面,对相关领域主要的研究进行综述和探讨,并提出了克隆植物生境选择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向,希望能够为深入理解植物的生境选择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活动节律及生境选择研究

为弄清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的种群、活动节律及生境特征,采用红外相机技术于2021年3月—2022年5月、2023年3月—12月对该保护区毛冠鹿进行了监测研究。结果表明:1)毛冠鹿位点出现率为66.67%,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RAI)为1.61;2)毛冠鹿日活动强度具有明显差异性,在4:00—6:00相对多度指数最低,在18:00—20:00相对多度指数最高;3)毛冠鹿月活动强度具有明显差异性,在6月相对多度指数达到高峰,形成单峰型活动节律;4)不同季节毛冠鹿对生境的选择不同,在春季,海拔、植被类型以及灌木盖度是影响毛冠鹿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夏季,海拔与灌木盖度是影响毛冠鹿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秋季,海拔与坡位是影响毛冠鹿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冬季,海拔、坡位、植被类型与乔木盖度均成为毛冠鹿生境选择的主导因素;5)毛冠鹿在冬季与其他3个季节对于乔木盖度、灌木盖度与坡向的选择有显著性差异,其他3个季节偏向于乔木盖度为51%~75%、灌木盖度为51%~75%的半阴坡生境,冬季偏向于乔木盖度为76%~100%、灌木盖度为26%~50%的半阳坡生境,而春、夏、秋3个季节间的生境选择均无显著性差异。

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鹿日活动节律及生境选择

马鹿(Cervus elaphus)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研究其活动节律和生境选择不仅有助于了解其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策略,也因其作为有蹄类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还会对植被、捕食者及其他物种的动态平衡产生深远影响。基于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在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重叠指数来分析马鹿的活动节律及其同域家畜的重叠分化情况,并通过选择利用率评估马鹿的生境选择偏好。结果表明,马鹿年活动高峰在十月繁殖季,日活动呈晨昏双峰模式(7:00-9:00和19:00-20:30),并随季节显著变化(高峰时间出现偏移)。在全年和放牧季节,马鹿与家畜的日活动重叠程度低、分化明显(Δ=0.557,p<0.01),马鹿表现出回避行为;而在非放牧季节,两者重叠高、分化不显著(Δ=0.802,p>0.15),两者活动时间出现冲突。此外,马鹿偏好活动于1475-1725m海拔的上坡位、阳坡和乔木密集度适中的林区。此研究旨在填补新疆地区马鹿活动节律相关研究的空缺,为后续研究和保护区管理提供了基础资料。

小相岭大熊猫与放牧家畜的生境选择

利用 Forage Ratio指数对小相岭山系大熊猫与放牧牲畜的生境选择进行了比较研究 ,研究涉及 1 1种生境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大熊猫喜欢选择在山体的脊部和中部的凸坡 ,坡向南坡 ,喜欢选择 0～ 2 4 %的灌木盖度 ,喜欢竹子盖度大于 5 0 %的原始针叶林 ,对坡度、乔木高度、乔木郁闭度、灌木高度不存在选择性 ,都为随机利用。放牧牲畜喜欢选择利用复合坡、山体的下部、坡度小于 2 0°的山坡 ;喜欢利用的生境类型是草坡和灌丛 ;选择的森林起源是次生林 ;所利用生境的乔木高度为 5～ 9m,对坡向、乔木郁闭度、灌木高度、灌木盖度、竹子盖度都随机利用。放牧家畜与大熊猫在对生境因子的利用上有许多共同点 ,对许多因子类型大多都是随机利用 ,因而 ,在对一些生境因子的利用上 ,放牧对大熊猫的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 ,它们在生境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特别是在对植被类型和森林起源的选择上差异较大 ,只要合理的规划和控制放牧活动 。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选择研究进展

在回顾大熊猫生境选择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大熊猫生境选择的考察因子、研究方法,概括了大熊猫对对觅食条件、隐蔽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选择机制,并探讨了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灵活性及大熊猫和与其同域分布的动物种的共存机制。作者认为,野外调查误差大、研究尺度单一等是目前大熊猫生境选择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用目前较流行的已被证明比较优良的资源选择函数法、DNA指纹技术、无线电遥测、红外线自动感应照相系统、GIS与遥感成像等先进技术,并融合景观生态学理论,从较大尺度空间来研究大熊猫的生境选择,应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上海崇明东滩堤内次生人工湿地鸟类冬春季生境选择的因子分析

2004年12月—2005年5月,对上海崇明东滩98海堤内200hm2次生人工湿地进行鸟类调查,在冬季统计到鸟类8目15科56种,以游、涉禽为主;在春季统计到鸟类10目19科55种,以涉禽为主。运用多元回归对鸟类种类数、数量、物种多样性、均匀性指数和科属多样性等群落特征以及调查样点内水位、水面积、植被盖度、底栖动物密度、鱼类捕捞和人类干扰等环境因子进行鸟类生境选择分析。回归模型显示冬季鸟类种类数与植被盖度呈显著正相关,鸟类数量、物种多样性、科属多样性等群落特征与水位高低、水面积比例以及鱼类捕捞强度等有关,底栖动物密度影响鸟类均匀度和数量;春季鸟类数量与鱼塘的水面积呈正相关,而种类和数量与水位呈显著负相关,物种多样性和均匀性明显受水位、水面积和植被盖度影响,鸟类科属多样性与底栖动物密度呈显著相关,捕捞状况对春季鸟类群落影响不大。

冶勒自然保护区林麝对生境选择研究

1995年在相岭山系的冕宁冶勒自然保护区 ,采用作者新近提出的临时空间样方法 ,以Vanderloeg和Scavia选择指数对林麝对生境的选择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7～ 8月份 ,林麝喜欢活动于竹子密度不大 (n =0～ 15m-2 )、郁闭度为 0 .5 0～ 0 .75、东南坡、海拔约 3 40 0～ 3 5 5 0m的竹林边缘活动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不喜欢活动于 10°以下的平坦地带外 ,对坡度的选择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研究表明 ,人类活动的影响使适宜林麝生存活动的面积减小 ,这对林麝显然是不利的 .图 1表 1参

若尔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三种无尾两栖类夏秋季生境选择

2004年8-9月在若尔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采用样方法对高原林蛙(Rana kukunoris)、倭蛙(Nanorana 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 minshanicus)的生境选择性进行了研究.先设置16个50 m×50 m的样地,再在每个样地内分25个10 m×10 m的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的12个生境因子(牧场性质、草本高度、草本盖度、牛粪数量、鼠兔洞口数量、鼢鼠土堆数量、地表温度、地表湿度、土壤温度、离小型水体距离、离大型水体距离、离道路距离).结果表明:这3种两栖类均偏好离溪流、水塘等小型水体距离较近(≤100 m)、离河流、湖泊等大型水体距离较远(>1 000 m)、适度放牧(牛粪数量1～20)以及无鼠兔(Ochotona sp.)洞口的生境.通过比较,发现高原林蛙和倭蛙显著选择夏牧场、草本高度5.1～10.0 cm、离小型水体0～50 m的生境,显著不选择鼢鼠土堆太多(>10)的生境;岷山蟾蜍对牧场性质、离道路距离无显著选择性,显著选择草本高度>20.0 cm、离小型水体51～100 m的生境,不选择无鼢鼠土堆的生境;高原林蛙显著选择离道路>50 m的生境;倭蛙显著选择离道路0～50 m的生境.3种两栖类在生境选择上产生了一定的分离,表明各自有着特殊的生境需求.判别分析表明,牧场性质、草本高度、地表湿度、土壤温度、鼢鼠土堆数量、离大或小型水体距离、离道路距离是区别3种两栖类生境选择的重要参数.

长江口杭州湾鸻形目鸟类群落季节变化和生境选择

在长江口南岸杭州湾北岸滨海滩涂进行了鸻形目鸟类的资源调查,以及鸟类栖息地选择模式分析,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共统计到鸟类25种,春季优势种为大缤鹬(Calidris tenuirostris)、尖尾缤鹬(Calidris alpine)和红颈滨鹬(Calidris ruficollis);夏季为环颈(Charadrius alexandrinus)、青脚鹬(Tringa nebularia)和蒙古沙(Charadrius mongolus),秋季为环颈、红颈滨鹬和青脚鹬,冬季为黑腹滨鹬(Calidris alpina)、环颈和泽鹬(Tringa stagnatilis),鸟类总体数量呈春季>秋季>冬季>夏季,海堤外(自然滩涂)和堤内(人工湿地)鸟类种数四季大致相等,但鸟类平均密度季节差异显著。通过对样点内鸟类与环境因子进行多元分析,初步总结出堤外滩宽和光滩宽是影响鸟类栖息的最关键因子,海三棱草(Scirpus× mariquete)覆盖比例和潮上坪宽度的影响程度次之。堤内浅水塘比例和裸地比例是影响形目鸟类分布的关键因子,海三棱草覆盖比例也起正向作用。而人类干扰大、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l)密植和高水位的区域不利于鸟类利用。

达乌尔鼠兔扩散过程中的生境选择

通过调控牧压，研究了达乌尔鼠兔扩散过程中的生境选择。结果表明，放牧活动强化了草原植被的斑块性，改变了植被为鼠兔提供的资源条件，导致鼠兔斑块间的扩散，和扩散鼠兔对不同植被斑块的生境选择。扩散鼠兔首先粗略地选择茂盛郁闭植被的斑块生境，此条件隐含了好的隐蔽状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等信息。在此生境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斑块生境的优化选择，生境里植被中等程度的郁闭状态、丰富的越冬可贮存植物生物量、可食植物量和喜食植物量等状态是影响鼠兔扩散过程中移居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小叶锦鸡儿的分布影响着鼠兔的微生境选择。

江西官山自然保护区四种雉类的生境选择差异

2009年10月—2010年11月在江西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白颈长尾雉、白鹇、勺鸡和灰胸竹鸡4种雉类的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共调查了6条样线上的388个样方,选取了与这四种雉类栖息地相关的17个生态因子进行观测和测量。结果显示,4种雉类均偏好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阳坡或半阴半阳坡的生境。Kruskal-Wallistest检验表明,4种雉类在海拔、坡度、乔木盖度、灌木盖度、灌木数量、灌木高度、草本盖度、草本种类、草本数量、落叶层盖度和水源距离11个生态因子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乔木种类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余生态因子无显著差异(P>0.05)。典则判别函数图显示,4种雉类在生境选择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又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逐步判别表明在区分4种雉类生境选择差异方面有一系列的生态因子发挥作用,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海拔、草本数量、灌木高度、水源距离、灌木盖度、乔木盖度、坡度、落叶层盖度、灌木数量、草本盖度。由这10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对4种雉类生境选择差异的正确区分率为74.7%。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马麝春季生境选择

于2006年3月和2007年4月,采用样线样带结合调查法,在甘肃兴隆山自然保护区对野生马麝(Moschus Sifanicus)的春季生境选择和栖息地利用格局进行了研究,共布设280个空白对照样地和52个利用样地,对海拔和郁闭度等17个生境变量进行了计测和比较,结果表明,与对照的非利用样地相比,兴隆山马麝春季利用样地的海拔相对较低(2280.94±17.06)m、乔木平均高度较高(9.36±1.21)m、乔木胸径较大(102.44±14.25)cm及地表植被盖度较好(26.67±3.27)%,上述差异均达显著程度(P<0.05);此外,马麝春季趋于利用南坡(44.23%)和西坡(36.54%)的中下坡位(86.54%)的坡度适中(30°—60°,55.77%)的生境,其避风性(63.46%)和隐蔽度(76.92%)均较差,距离水源(<1000m,80.77%)和人为干扰距离(<1000m,76.92%)也较近(P<0.05)。马麝春季生境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4个主成分可以解释76.08%的数据差异,灌木因子(由灌木盖度组成)、乔木因子(由乔郁闭度和乔木密度组成)、食物因子(由坡位、乔木高度、食物多度组成)和隐蔽因子(由植被类型、隐蔽度组成)是影响马麝春季生境选择的重要因素。兴隆山马麝的生境选择是多维度进行的,是对其春季生境的食物可得性、隐蔽性、水资源及栖息基底等生态需求的综合适应。

凉水自然保护区松鼠(Sciurus vulgaris)贮食生境选择

2003年10月-2004年4月，在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用跟踪观察法、样线调查法、样方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采用Vanderploeg和scavia选择系数阢和选择指数髓作为衡量指标，对松鼠贮食红松种子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松鼠贮食对生境具有选择性：以主要林型为划分标准，松鼠偏爱贮食生境依次为：原始红松林，云杉林，人工云杉林，针叶混交林，人工落叶松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混交林，次生白桦林和人工红松林。在原始红松林内，松鼠对微生境的利用存在选择性差异：松鼠对郁闭良好（郁闭度大于0．6）、灌丛密度中等、倒木和枯立木密度中等（1—5个）、盗食动物活动较弱（大林姬鼠Apodiemus peninsulae为主要盗食动物）的原始红松林生境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Ei〉0．2）；而对坡度小于5°、基质为霉菌土、倒木和枯立木密度较高（大于5个）、草本盖度较高、盗食动物活动中等（花鼠Eutamias sibiricus为主要盗食动物）的原始红松林生境表现出较强的负选择性（Ei〈-0．2），对阴坡表现出强烈的回避性（Ei=-0．5368）。

繁殖季节同域分布的红腹角雉和血雉的觅食生境选择

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血雉(Ithaginis cruentus)是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受胁雉类,到目前为止,对这两种雉类的生态学特征的了解并不多。作者于2006年5-8月,在四川省栗子坪自然保护区公益海,运用样线法和样方取样法对红腹角雉和血雉在繁殖季节的觅食生境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种雉在海拔分布和觅食生境上都存在重叠,红腹角雉主要分布在较低海拔(1,950?3,450m),血雉分布在相对较高海拔(2,760?3,800m)。它们对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都表现出正选择性,而对箭竹林表现出负选择性。微生境尺度上,两种雉觅食生境的乔木和草本盖度均较大,草本高度高;两种雉的活动区内针叶林面积较大,距林区公路较近;红腹角雉对坡向没有选择性,血雉偏好西南坡向的生境。与对照样方相比,红腹角雉的觅食生境的箭竹高度和盖度小,血雉觅食生境的箭竹高度和盖度与对照样方无显著差异。红腹角雉活动区内的箭竹林面积比例显著小于血雉活动区,针阔混交林面积比例显著大于血雉活动区。表明两种雉类在需要某些共同资源的情况下,对觅食生境的利用产生了分异,这是两种雉类能够同域分布的基础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