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业化、技术创新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产业化是遵循产业化规律推动生态建设的生态环境高水平发展模式。理论上生态产业化的完善进步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统筹推进生态产业化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价值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论文以2006—2021年中国青藏高原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TOPSIS法计算生态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下分析生态产业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驱动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生态产业化能够显著促进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产业化与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在生态产业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中国青藏高原地区应加大对“双碳”等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着力发挥好生态产业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效应,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生态脆弱地区民生改善,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贵州湿地生态产业价值的实现与提升研究

优良的湿地生态系统日益为人们所需要,贵州省湿地资源丰富,在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下,坚持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构建湿地产业实现湿地生态、社会、经济等价值的最大化和再循环,但湿地产业价值在实际转换发展中仍存在产业价值双刃剑、联结弱、同质化等问题,进而提出平衡“护”与“用”、联结湿地产业、构建差异化路径等方式促进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湿地产业的嵌套融合,实现湿地生态与产业价值的绿色、有效变现。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产业化经营实践与探索——以腾冲市沙坝国有林场为例

文章阐述了腾冲市沙坝国有林场探索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产业化经营实践现状,分析研究了其在资金、用地、经营权限、价值评估、收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优化措施与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生态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以市场为主导的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基于CiteSpace的乡村生态产业化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生态产业化是将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实现绿色发展的一种模式,强调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定量分析2013~2023年我国乡村生态产业化研究成果,绘制图谱,分析其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前沿方向及发展趋向。研究发现,我国乡村生态产业化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多集中于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全域旅游、生态文明以及生态宜居等方面。农村地区应努力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积极探寻促进乡村振兴的途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与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产业:正值效应、现实梗阻及推进策略

积极发展乡村生态产业能够有效兼顾乡村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数字技术正不断释放赋能潜力,为乡村生态产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从数字技术支撑引领乡村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以及生态产业融合化三个角度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产业的正值效应,发现乡村生态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着基建迟滞、资金不足、人才短缺以及技术匮乏等现实梗阻,阻碍了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强化高质量人才供给以及推进数字技术支撑等方式,可以畅通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进路,进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行稳致远。

着力构建平武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平武县作为涪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要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抓住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有利契机,全力实施“生态强县、产业富县、文旅兴县、开放活县”四大发展战略,立足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产业全域化、产业品牌化”四个方面着力.

生态乡村建设:“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向互构的逻辑——基于南京市竹镇的个案分析

生态乡村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连接点,如何实现乡村绿色发展是当下及未来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构作为分析框架,对南京市竹镇生态崛起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化”的双向互构是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生态产业化”是推动乡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生态资源培育、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四个关键环节;“产业生态化”则是将环境减排和资源减量等生态思维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的过程,主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间资源共享、绿色技术运用等多元途径实现。“两化”价值互享、功能互通,实现“两化”互构不仅需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机制的支持。本文对“两化”互构的逻辑关系、行动策略和实现机制的提炼突破了既有的理论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乡村建设研究中理论分析的不足。未来研究中,不同类型乡村的生态发展路径和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南高山峡谷区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定量研究--以云南省永胜县为例

探究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水土流失严重的西南高山峡谷地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典型贫困山区永胜县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发展指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县域2009—2022年间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及其障碍因子进行研究,为当地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2009—2022年水土保持技术发展水平呈动态上升趋势,生态产业发展水平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二者经过“低水平同步发展型-水土保持技术领先发展型-高水平同步发展型”,当前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已经迈入同步向好的发展状态;(2)2009—2022年,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一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中级耦合阶段进入高级耦合阶段且快速增长,二者当前属于高级协调-同步型发展阶段;(3)2009—2022年,影响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为森林覆盖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主要的障碍要素为技术效益、技术相宜度、产业效率和产业效益。永胜县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已进入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当前应以提升技术相宜度和产业融合为主要目标,开展技术研发和示范,提升技术成熟度,提高政策法规的适宜度,促进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产业进一步有机结合。

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化路径——以南太湖新区为例

生态产业化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路径。文章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产业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机耦合机理出发,理清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关系。从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新区的相关实践来看,我国当前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生态产业同质化明显,生态产业与本地文化融合不足,生态产业创新型动力不强等问题。由此提出相关建议:①加快生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②探索生态产业制度改革创新;③优化生态文旅产业结构;④增强生态产业科技支撑。

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同的动态机理与障碍因子

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二者互动协同是实现区域低碳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以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各县市区为研究样本,基于“两化”协同机理分析,运用耦合协调度、障碍度等模型,测算并剖析“两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识别其主要阻碍因素,为推动“两化”协同发展提供现实路径。结果表明:(1)2010—2019年,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2)区域“两化”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耦合协调类型从初级协调逐渐演变为中度协调;且呈现“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各县域之间逐渐趋于平衡;(3)生态产业化是制约“两化”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进海南乡村振兴

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海南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海南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生态补偿、产业升级、品牌建设等实践案例,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通过分析和借鉴全国各地实践经验,海南可以从挖掘生态产品价值,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完善市场交易、生态补偿机制,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推动产业向低碳、节能、高效、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等方面,将生态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循环经济背景下有机农产品的发展对生态产业链的影响机制

基于网络平台收集和现场调研回收的498份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有机农产品的全球化趋势、生产监督过程、市场环境和相关政策支持对生态产业链中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机农产品的相关因素对生态产业链的优化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国家政策的支持在有机农产品的发展与生态产业链优化之间起中介作用。为促进生态产业链的优化以及有机农业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采取3方面措施:顺应循环趋势统筹有机发展;健全监督和激励机制;完善有机农产品市场建设。

循环经济视域下果品生态产业链构建及价值实现——以酿酒葡萄为例

果品作为我国重要产业之一,存在资源利用不足的现状。构建“生态循环果业”产业链,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核心,保护环境为目标,技术创新为动力,形成特色生态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果品产业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此,以酿酒葡萄为例,基于循环经济、食物链、产业共生等理论认知,深入分析葡萄产业链现状,剖析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关键环节,借鉴优质生态产业园区、区域生态产业链等模式,将葡萄产业与上下游行业整合,通过资源与废物的循环利用进行葡萄生态产业链的重新构建。进而分析产业链价值实现方式,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目标。

链接式嵌入治理:驻村第一书记何以驱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基于江苏省句容市M村的个案分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江苏省句容市M村为例,总结驻村第一书记驱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的机制。研究发现:驻村第一书记驱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的行动策略,可以概括为“增权—重构—认知”的链接式嵌入治理,即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场域后,为乡村生态产业发展增权赋能,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在其链接下广泛联系与深刻互构,实现外引与内联的跨域整合,从而激发村民自觉、自立与自强,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的实现。

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内涵特征、基础制约与推进策略

构建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的区域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立足国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及长江上游地区的功能定位提出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战略构想,利用系统论方法对其进行三重属性内涵诠释、生态产业新时代新特征解析。从产业资源、组织和空间三个层次,论证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条件及短板制约。针对投入产出消耗整体粗放、结构高级化现代化程度不足、分工协作成效有待提高等现实问题,以后发地区为视野推展建立“2+2+3”圈层推进框架,从制度、市场、技术、主体、资源、组织和空间等方面提出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协同策略。

构建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多维逻辑、理论框架与实现机制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选择。鉴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应以实体经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目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基于这一目标,在回溯产业结构及产业体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的概念,并阐明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与既有研究的“单层式”解读不同,本文建构涵盖一个目标体、四类域态面、两项助力轴的“一体、四域、两助力”多层式理论框架,通过剖析“体系内链接”“体系外助推”协同运行机理,进一步阐释构建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所蕴含的“自上而下”传导、“域态链接”融通、“自下而上”反馈三重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生态产业作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发展乡村生态产业可助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创造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传承多元的乡村文化,培养专业人才基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进程,构筑美丽乡村新格局。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产业融合度低,产业发展保障制度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仍需从加强农村产业融合,拓展产业链条,完善落实机制政策,保障生态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以实现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产业化经营面临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本文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算、交易、抵押、变现等视角出发,分析了生态产业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自然资源产权界定难、生态产品核算交易难、产业链短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健全生态价值核算机制、加强创新引领、延伸产业链等路径优化措施,旨在促进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最大化。

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于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视角的分析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解决环境外部性、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完整性的重要机制,绿色金融是能够为支持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效益的投融资活动,两者目标归旨的一致性使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必要和可能。从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视角分析,绿色金融是打通“两山”双向转化通道的核心政策机制,是实现生态资源资本化的重要助推力量,也是破解生态产业“强位弱势”难题的战略抓手。从实践看,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尚处于“浅绿”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任重而道远。

生态产业共生网络形成机理及其系统解析框架

生态产业共生网络是由各种类型的企业通过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密切合作而形成的企业及企业间关系的复杂系统,其基本出发点是企业间必须具备环境合作,根本目的是提高资源生产力和生态效率。从形成生态产业共生网络的微观要素——企业环境责任入手,从环境伦理的角度阐释生态产业共生网络中企业的五类环境责任,并探讨其形成和运作机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及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技术可行性分析、经济可行性分析和社会环境可行性分析的生态产业共生网络三级解析框架,并对其解析方法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