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及优化路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项新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救济的重要手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重要地位。从立法和司法适用现状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问题进行总结,在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缺失,在司法适用方面存在受困于传统司法理念、资金规范体系不完善、执行机制力有不逮、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实践障碍。着眼现状,可以通过采取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纳入环境法典编撰、践行生态恢复论、完善资金规范体系、优化执行机制及健全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措施进行破解,从而践行生态环境修复的理念,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及实现机制

《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环境公益的新型责任,存在法律属性争议不休、实现机制选择不妥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旨在修复生态损害、保护环境公益,而民法的价值理念、权利思维并不能承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私法定性。从私法和公法的适用理念、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以及不同追责机制下生态环境修复的实现效果出发,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定位为公法责任,且公法责任定性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行政相对人修复义务和行政机关行政职责的结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应是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行政机制,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先行磋商,磋商未果则责令行政相对人修复生态环境,并可选择行政代履行、行政处罚以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的实施。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法律属性与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有民事责任说、行政责任说和多元责任说等观点。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性、强制性和补救导向性特征,主张将其界定为行政法律责任。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应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从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制定科学修复标准、健全修复资金制度和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着手,推进责任制度建设,助力生态文明发展。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规范化构建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正在广泛适用于司法实践之中。从现行法规定和实证分析来看,呈现出不少问题,例如责任主体、适用条件、承担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的规范体系。为此,需要实证考察草原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类型和适用困境,结合现行法规相对散乱、司法实践较为模糊的现状,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构建规范化的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条款:价值、困境及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在《民法典》条文中,凸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视,促使我国环境法律责任制度更加完备,宣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有所更新。该制度的价值内涵在于体现法律高效的资源配置,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边界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建构国家与公民修复责任的行为规则。然而,看似完善的制度存在理论与司法的双重难题,需要二者作出回应,如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顺序和私主体是否具有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因此,该制度可以从两个方向优化:一则适用顺序应当法律化,具体体现在《民法典》和司法解释中;二则私主体的请求权可在法律适用中直接体现。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检视与展望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运用法律工具应对生态环境损害,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肯认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应认识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在基础概念认识不清、路径选择争议不休、制度构造模糊不定等方面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国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将该责任推向独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自成体系的制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国内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摆脱传统路径依赖,未能在法律责任而非部门法责任的框架内,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展开讨论。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是新理念引领下的新构造,应从话语考辨、范畴厘定、路径分析、理路建构、实施机制等方面出发,完成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系统建构。

污染环境罪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的路径优化探析

目前的环境犯罪治理实践中还存在治标不治本、重惩罚轻修复、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基于此,兼具修复、预防、惩罚功能的多主体参与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实践中逐步受到关注并推广适用。然而其适用主体、启动运行、落实监督等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尚未明确统一。为此,可以从犯罪学视角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际适用情况进行剖析,对优化生态环境修复主体责任配置、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程序、强化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监督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扎实有效推进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进程。

二元诉讼模式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研究

无论采取何种诉讼模式或者获得何种判决结果,只有环境修复活动完成并符合修复目标,才意味着环境修复责任的最终实现。实践中的赔偿款多数并未用于环境修复,有必要研究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我国现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以司法为主导并呈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下,影响环境修复可行性的赔偿金的"认领"和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这两个难题无法通过其履行手段加以化解,相比之下,这两个难题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下相对更容易化解。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模式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履行方面更具有可行性。相应地,针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提起两类诉讼时,从可行性角度考虑,行政机关不能缺席,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为主。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困境与制度突破——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为视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存在规范依据、责任认定及修复执行三大层面的法律困境。具体来说,实务中存在法律性质模糊、修复考量因素多、替代修复依据不足和资金管理不统一等困境。而该制度可溯至环境公益诉讼,经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起诉主体、权利基础及责任内容等均有所改变,加之《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确立,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与理论研究均上升到新高度,但上述法律困境亟待解决。有必要以该改革为契机,深入阐述生态环境修复基础理论及法律难题,从制度和实务两方面进行勾勒,确保该制度发挥显著的生态保护功能。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与司法适用——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分析对象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主体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使之恢复至基线状态的一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然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多,但受性质定位不明以及与罚金、没收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方式关系不清等因素的制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仍存在一定困境。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要正确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当打破“刑事优先”的传统司法模式,在正确界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的基础上,协调好其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理顺其与刑事责任的确定次序,厘清其与恢复原状的适用关系,明确其与赔偿损失(包括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顺位。

民法典中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可以涵盖生态恢复、生态重建等概念,生态环境修复的手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而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自然修复和社会修复的双重法理内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恢复原状在救济对象、恢复标准、救济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主体,除侵权人外,在特定情况下还应包括政府及其相关的组成部门以及其他主体。为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资金来源,未来立法应着重从增值渠道、使用范围、管理模式、申请程序等角度构建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

《民法典》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律性质辨析

随着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频发,国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新增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内容,但学界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以及与恢复原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却存有争议。由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较与恢复原状过错要件更严格、参与主体更广泛、恢复标准更松弛、适用前提更粗略,明确了两者之间并非种属关系。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设立目的的补救性、责任主体的可替代性、主观要件的无过错性和客观要件的非违法性等方面,进一步厘清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该是一种在民事责任框架下的,与恢复原状相互独立的,具备公益性和补偿性的单一的环境法律责任。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执行的监管权配置及运行保障——以修复生态环境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有效执行重在强化监管。由于我国立法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执行的规范存在缺失,以法院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执行的监管,存在着司法权对行政权越位的理论困境和法院自身量能不足的实践困境。立足于司法权、行政权和社会权力的关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执行监管权的配置应遵循法院审判权恪守、行政机关管理权主导、公众参与权保障的三重逻辑,建构起“环保行政机关主导、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配合、公众参与”的监管权框架。其监管权的运行需要从确立可行的生态环境修复目标、规范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的调整情形、构建生态环境修复验收评估机制、引入生态环境修复第三方监督给予保障。

《民法典》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其完善路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增加生态破坏责任,使之与环境污染责任相并列,体现《民法典》在保护私权益基础上向着公益保护的转变。将修复责任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不仅能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立法目的,还能够使绿色原则具体化,促进社会主体参与,贯彻多元共治理念。但是《民法典》第1234条中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仍然存在着受委托的第三方修复主体责任认定规则不明、司法实践中修复目标不清晰、修复费用的实践操作阻碍大等问题。基于此,在修复中发生二次损害时,要对第三方主体进行过错判断以明确其责任分配;在确定修复目标方面应当把技术、成本、生态环境的未来规划用途、受影响公众的需求、修复的整体性作为考量因素;完善生态环境修复基金管理模式,促进资金实现自我增值,同时明确资金的使用程序。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的执行问题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责任判决的执行与生态环境相关,这涉及人们赖以生存的公共利益。相较于一般的民事私益诉讼案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难度更大,问题也更为突出。为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指标难以量化确定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生态修复专家人才库和地方环境档案制度予以解决;而替代性修复中出现的问题,则要求法官以受损生态环境的直接补救为第一考虑要素。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混乱的问题,在结合地方治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公益信托形式委托基金会管理和监督使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予以解决。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辨析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以实现生态环境公益救济为目的,生态修复在形式外观层面体现为对受损利益的填补,不同属性责任实现机制的运用加剧了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辨析的难度。行政法律责任以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核心价值追求,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责任定性能够保证生态环境公益得到妥当救济。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基本构成要件相契合,行政法律责任能够承接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生态修复论”的理论内核。本文从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属于行政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能够承载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内核双角度切入,为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行政定性提供证成。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刑民衔接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民法典》第1234条确定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为环境犯罪造成的生态损害的修复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也引发了环境犯罪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民衔接问题。在实体层面,由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责任,相较于环境刑事责任具有优位性,可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环境刑事案件的酌定从宽情节以保障其优位性的有效落实;在程序层面,基于当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民事实现路径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应当在“刑主民辅”的司法背景下,统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衔接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优化路径包括:在实体层面,应当把扩大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并确定其从宽幅度;在程序衔接层面,应当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并充分尊重行政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管理职能。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探析

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予以修复。生态环境损害不包括私人的财产与人身损害。由于传统民法上的恢复原状制度无法对生态环境损害提供充分的救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明显区别于恢复原状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技术性、公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为解决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急需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制度,以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的顺利推进。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衔接与适用--以《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为研究视角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在《民法典》中是独立的民事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共同构成了“绿色诉讼”请求权基础,二者兼遵循填补损失原则、均以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为目的,这为二者的衔接提供了可行性。协调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关系,关键是要设计好二者的衔接规则,要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在生态修复具有可行性的情况下优先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为补充。为了进一步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在设计好责任衔接规则后还应该明确该规则适用的条件,并分析在不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情形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范围,以确保责任的合理适用,实现公正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