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服务价值与社会经济因素交互影响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环境改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政策工具,对消除上下游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影响,实现区域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定量寻求多元信息扰动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最优解,亟需开展基于多维关系协调及经济利益分配多目标优化求解的动态均衡博弈研究。以实现生态补偿标准讨价还价贝叶斯纳什均衡为目标,借助完全信息博弈的混合均衡策略实施过程探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均衡解存在条件,并基于流域上下游间的动态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标准均衡解求解,依托激励相容机制开展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贝叶斯均衡的合理性分析。本文结合弥河流域经济社会取用水费用标准及水资源使用价值的变化规律,在流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均衡的情况下,下游的寿光市、中游的青州市对上游临朐县的水量-水质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3194万元、859万元。本文给出的研究方法可用于处理博弈过程中的冗余信息以便于进行讨价还价,形成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

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方法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目前很少有涉及海岛旅游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不利于对海岛旅游地的保护和恢复政策的制定。以生态补偿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种由界定空间尺度、建立狭义生态补偿标准与广义生态补偿标准物质量核算体系、构建狭义生态补偿标准与广义生态补偿标准物质量评价模型和价值量评价模型、设计狭义生态补偿标准与广义生态补偿标准分摊方案等组成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方法体系;并进行了舟山市普陀区案例应用。结果表明:(1)2008年,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的狭义生态补偿标准为687.2552×104元,广义生态补偿标准为6656.5528×104元;分摊次序Ⅱ阶段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87.2552×104元,分摊次序Ⅱ—Ⅲ阶段的生态补偿标准为5794.5577×104元,分摊次序Ⅱ—Ⅳ阶段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656.5528×104元。(2)来自于舟山市、沪宁杭(除舟山市)、国内(除沪宁杭)和国际(含港澳台)的游客,分摊次序Ⅱ阶段均需实际承担1.90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分摊次序Ⅱ—Ⅲ阶段分别需实际承担1.90、3.94、29.96和207.57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分摊次序Ⅱ—Ⅳ阶段分别需实际承担3.29、5.33、31.35和208.96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

基于生态足迹的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生态补偿标准评价模型——以三峡工程为例

生态足迹作为重要的生态环境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性分析中,但在生态补偿领域应用的较少。运用生态足迹思想,构建了6类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的生态供给足迹与生态需求足迹模型,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评价模型;并进行了三峡工程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三峡工程建设6项正面影响的生态供给足迹为949.96×104hm2/a,换算成总经济价值为619.18×108元/a;三峡工程建设9项负面影响的生态需求足迹为188.98×104hm2/a,换算成总经济损失为123.18×108元/a。(2)发电产品、调蓄洪水和发电环境效益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正面影响,三者经济价值占总经济价值的95.06%;水库泥沙淤积和水库淹没是三峡工程的主要负面影响,两者经济损失占总经济损失的85.56%。(3)三峡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23.18×108元/a,水电开发业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两者承担了95.06%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河流生态系统和移民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两者获得了91.39%的生态补偿额度。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构建的模型在三峡工程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基于生态足迹思想的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如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基于生态足迹思想方法,以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构建了5个生态补偿主体受益评估模型(生态供给足迹评估模型)和8个生态补偿对象受损评估模型(生态需求足迹评估模型),对皂市工程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表明:①皂市工程生态补偿主体受益值为88482.2974 hm2/a,货币化转换结果为6.2353×108元/a;生态补偿对象受损值为14946.4861 hm2/a,货币化转换结果为1.0533×108元/a;生态补偿主体受益值是生态补偿对象受损值的5.92倍。②以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生态补偿对象为前提,提出了3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目前推荐第2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③第2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的生态补偿额为0.5238×108元/a,政府和水电开发业主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其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52.50%和35.77%;移民和河流生态系统本身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其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72.16%和15.68%。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最小数据法及其在民勤的应用

生态补偿标准时生态补偿的研究和有效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分析当前主要的补偿标准确定,指出其方法存在的不足.介绍了一种新的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最小数据法.该方法基于补偿对象的微观决策机制,考虑个体间的差异,模拟其经济行为,从而确定在特定生态恢复目标下的生态补偿补偿标准.利用最小数据方法,选择民勤为研究区域,分析了为实现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分水目标下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为实现生态补偿的目标,民勤需对退耕耕地采用的补偿标准为6327元·hm-2·a-1,这一标准低于当地耕地的平均收益,说明采用最小数据法确定补偿标准能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河南省海河流域为例

在对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无天然径流、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流域,上下游进行生态补偿的测算模型,即基于水质和污染物总量的流域生态补偿测算模型,并以水生态恢复成本作为补偿的科学依据.在河南省海河流域水生态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2008年河南省海河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补偿金额,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提供了途径.

鄱阳湖退田还湖生态补偿研究(Ⅱ)——鄱阳湖双退区湿地生态补偿标准评估

引用区位商理论计算得出鄱阳湖的一级主导生态功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存在价值、二级生态功能是调节径流和气候、水质净化和水分供给为一般生态功能.生态区位商大于1的一、二级生态功能被认为具有外溢性,这些外溢生态功能是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根据皮尔生长曲线及恩格尔系数与发展阶段的关系推导出鄱阳湖区的生态价值系数为0.29,调整后的生态价值为326.53亿元.a-1.由调整后的生态功能价值计算出双退区产生的生态外溢功能效益为每公顷66 000元.a-1.最后以农户经济损失为下限、生态外溢功能价值为上限,参考皮尔生长曲线建立了生态补偿量公式,计算得到生态补偿标准每公顷为27 000元.a-1,这与以江西省耕地平均产值作为退田还湖出让土地的机会成本,计算出的种植业年平均公顷产收入相近.

草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是建立有效草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为例,从禁牧补偿额度、草畜均衡补偿额度、生态补偿的均衡性等方面分析了草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空间尺度差异。结果表明,虽然当前草地生态补偿的标准空间差异明显,但并没有反映出不同空间尺度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异。

基于生态需水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

面向流域农业需水和生态需水间的矛盾问题和协调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基于生态需水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其中考虑农业用水定额计算基于生态需水保障的农业用水短缺,引入水分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保障生态需水量产生的农业用水短缺与产量损失间的关系,根据不同季节作物产量响应系数的变化,定量确定具有时间和等级差异性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以保障黄河口生态需水引起的山东引黄灌区农业损失补偿标准分析为实例,计算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种植户不同等级的生态补偿标准。结论认为,农业生态补偿标准需根据不同的来水过程及生态需水等级确定,面积稳定和保障功能显著的粮食作物应作为补偿标准计算的依据。

基于突变级数法的吉林省生态补偿标准核算

为客观准确地确定各类土地的生态补偿标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采用突变级数法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突变理论的各类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换因子、均衡因子和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核算模型。应用该模型计算吉林省生态补偿标准,得出2012年吉林省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534 9、2.018 5、1.682 1、2.094 9、1.826 8和0.823 6万元.hm-2,该生态补偿标准符合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和突变理论的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核算模型便于应用,具有较高可靠性和普遍适用性。

水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以渭源县为例

[目的]确定渭河流域各省(区)需向渭源县支付的水资源保护补偿量。[方法]分析了生态补偿的核心以及运行机制,计量了渭源县保护水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并根据受益者的支付能力、取水量和排放污水量确定其补偿分担系数,最后得出受益区应向渭源县补偿的额度。[结果]2005年,甘肃、宁夏和陕西应向渭源县支付的水资源保护补偿额分别为7642.21万、2878.73万和28318.88万元。[结论]该研究为建立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依据。

农田氮素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生态补偿标准——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

农田氮素流失引起的非点源污染已成为国内外农田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愈显迫切。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不能简单地照搬点源污染的方法,须针对非点源污染本身具有的强烈外部性及复杂、广泛、不易监测等特征,探究与非点源污染特征规律相对应的对策。生态补偿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的一种公共政策工具,对于内化外部效应具有良好的效果。以农户减少一定程度的氮肥施用量获得政府补偿为切入点,论证了农户减少氮肥用量到最佳生态经济施氮量是获得补偿的依据;以宜兴市为实证对象,运用意愿调查评估法和成本-收益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了农户参与农田氮素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表明:(1)宜兴市主要粮食生产的最佳生态经济施氮量为375.6 kg/hm2,农户参与农田氮素非点源污染控制的补偿额度理论值为620.0—7098.0元/hm2;(2)68.3%的受访农户愿意接受补偿而减少氮肥用量,受偿意愿与种田经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正相关;(3)愿意接受补偿的农民中50.7%选择氮肥量减少到最佳生态经济施氮量,农田氮素非点源污染控制的补偿标准为620.0元/hm2。

基于生态足迹成分法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目前有关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旅游生态补偿相关理论(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购物和废弃物等旅游过程,对旅游目的地及其外部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为基础,运用生态足迹成分法(自下而上方法),构建了5类(渔家乐旅游)生态足迹模型,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渔家乐旅游)生态补偿标准评价模型;并以山东省长岛县渔家乐为案例,以2011年为评价基准年份,进行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①长岛县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的生态足迹为0.008 676 hm2,每位游客每天需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5.97元,其中承担养殖海域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0.53元;②13个村渔家乐游客对海产品的消耗量均较大,各村生态足迹(水域)占总生态足迹的比例最低值为57.07%,各村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承担养殖海域的生态补偿标准最低值为5.02元;③北长山乡的店子村等4个村和南长山镇的黑石嘴村等3个村渔家乐的户均生态足迹较大,其每位游客每天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也较大;④非山东游客比例、散客游客比例、停留2天及以上游客比例、电话或网络预定游客比例和每位游客每天给渔家乐带来的收入等,是渔家乐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出:养殖海域是优先考虑的生态补偿对象;依据渔家乐的不同收费标准,有差异的向游客征收生态补偿费用,将其用于养殖海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恢复。

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差异研究——以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和南北长山岛为例

国际上，旅游税（污染者付费原则）和旅游费（使用者付费原则）是广泛应用的解决旅游引起的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方法，其中，住宿税、燃油税和（额外）门票费是一些最常见的例子；作为科斯市场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方法，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受益者付费原则）在旅游领域已逐渐引起重视。海岛生态系统脆弱，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环境的可持续性是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海岛旅游发展威胁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环境的可持续性。本文运用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PES）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和南北长山岛为例，以2013年为评价基准年份，通过调查游客对4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提供景观、游泳、调节温度、吸收CO2等服务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景观、乘凉、蓄积淡水、吸收CO2等服务的支付意愿，评估了4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并从游客个人收入差异、生态系统服务差异、游客旅行成本差异等3个方面分析了4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人均生态补偿标准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①2013年，4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普陀山44A．64．22×10^4元，朱家尖7736．76×10^4元，桃花岛4324．54×10^4元，南北长山岛6756．98×10^4元；②4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人均生态补偿标准（人均WTP值或人均PES值）分别为普陀山74．77元／人次，朱家尖72．34歹己／人次，桃花岛68．95元／人次，南北长山岛51．58元／人次；③游客个人收入差异是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人均生态补偿标准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对此观点不一。以秋浦河为例,以2007年为基准,采用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评估了其上游生态服务价值为5.47亿元。并基于"外部性理论"提出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本着因地而宜原则,视生态服务的空间差异而定。补偿的上限为外部经济性行为的全部,即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部5.47亿元,补偿的下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主导效应因子的价值,即直接使下游受益的水源涵养及土壤保育价值2.16亿元。

环首都贫困带生态补偿标准探析

环首都贫困带的生态补偿有利于周边贫困带生态经济的恢复,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既符合首都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又能改善周边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为分析目前环首都贫困带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以"退耕还林"、"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标准为研究对象,进行广泛调研和分析。结果表明,环首都贫困带生态补偿存在标准过低、缺乏长效机制、缺少动态标准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提出了相关的具体建议。

基于潜在分类模型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一个离散选择实验模型的实证

确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标准是建立和提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本文对当前我国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多假设受访者同质性偏好的现状,运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研究武汉市不同类别特征的市民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保有意愿情况,并进一步运用Gold Latent软件测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发现:193.5%的武汉市受访市民愿意为保有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支付,但仍有部分比例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还不够(如空气质量)。2武汉市不同受访市民对农田生态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93%的受访市民属于正常偏好型。另有7%的受访市民属于空气质量偏好型。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意识程度和是否愿意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支付三个变量是影响其类别归属的决定性因素。3正常偏好型和空气质量偏好型市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 888.74元/hm^2和518.50元/hm^2,计算得到基于武汉市市民平均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7 407.24元/hm^2。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武汉市农田保护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初步的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农田生态补偿筹集到除了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之外的来自于农田生态服务受益者的资金支付。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标准、支付额度与调整目标

中国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近十年。通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成本与效益的定量分析,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考察,以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揭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区间,并提出其选择依据,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条件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在小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估算中的应用——以安徽省秋浦河为例

以安徽省南部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实证调查、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机会成本法估算出2009年秋浦河流上游机会成本为60 166.35万元。基于条件价值法(CVM)得出下游的最大支付意愿(WTP)为5 623.64万元。通过估算结果分析,对两种方法的利弊进行了评述。依据半市场理论、生态学的"时空有宜"律、借鉴欧美国家成功经验,结合秋浦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居民收入、支付意愿实际,提出分初始补偿与成熟补偿两个阶段进行生态补偿的观点。初始补偿标准为石台县林木直接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直接投入之差,即23 482.69万元,成熟补偿额为机会成本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