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实现机理及制度选择

由于对发达国家“生物海盗”行为的不满,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条约的出台,以求将生物遗传资源私权化并分享生物遗传资源技术开发所获得的收益,但收效甚微。通过分析生物遗传资源的自然状态和利用方式,阐明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运用公共产品私权化理论,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和国家立法解析了生物遗传资源私权构建的模式选择和制度安排;基于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动管控和私法保护体系,指出管控不足难以实现国际间利益重新分配的根本目的,“专门权利”模式设计缺乏制度体系支撑,制度方案实施程序复杂、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造成障碍,提出以跨境利用中的惠益分享为制度目标,以及加强生物遗传资源流动管制、完善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施机制等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订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选择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确保“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开发和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维持互利共赢的获取和惠益分享路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因此,如何规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显得愈加重要。由于生物遗传资源分布与科技水平发展不均衡,导致生物剽窃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探索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路径迫在眉睫。文章立足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就建立健全新的法律机制以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提出了一些见解。

WTO框架下生物遗传资源出口贸易管制的合规性

我国批准和加入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名古屋议定书》都明确赋予了缔约国对于本国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管理的主权权利,我国2021年生效的«生物安全法»也为进一步制定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具体制度提供了立法依据,该法第58条规定外国人获取和利用我国的生物资源应该得到批准.虽然贸易是外国人获取我国生物资源的重要手段,但限制生物资源的出口贸易,或者要求生物资源出口需经过审批的管理办法是不可行的,这样的管理制度违反了我国在WTO下承担的贸易规则,也无法通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或(g)款的检验.一般用途的普通的生物资源的进出口贸易不应受到我国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制度的限制,只有那些原本属于濒危或者珍稀物种的生物资源的出口才可以依法受到限制.但我国仍然有权要求为科研或者商业研发的目的获取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外国人在获取或者利用时取得我国的同意.

巴西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研究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曾一度是世界遗传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巴西很早就意识到保护本国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巴西政府于2001年发布了《巴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暂行条例》。随后又对《暂行条例》进行了数十次修订,直到2015年由总统签署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第13.123号法律)。巴西立法对有关概念和术语做了比《名古屋议定书》更为详细的区分和解释,并分别对生物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获取、审批、转让、惠益分享、行政处罚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为了更好地管理生物遗传资源,巴西还成立了"遗传资源委员会(CGEN)",并建立了"国家惠益分享基金(FNRB)"。中国与巴西同属生物多样性大国,且国情相似,本文对巴西遗传资源立法过程及其在遗传资源获取程序、管理机构、惠益分享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为国内立法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生物遗传资源出入境管理对策研究

生物遗传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具有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经济、生态、文化价值。针对我国历史和目前生物遗传资源不断流失的状况,本文在分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出入境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生物遗传资源出入境管理、有效遏制生物遗传资源流失,从完善立法、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基础调查和资源共享、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石。近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通过各种手段从我国掠夺大量遗传资源,并通过对这些资源的研发获得巨额利润,对我国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保护的必要性日益突出。文章分析了我国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及现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有效地保护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制度发展动态研究

印度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主张遗传资源主权归国家所有并实现遗传资源惠益公平分享。印度政府于2003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2004年又补充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其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保护原则、主管部门和管理体系、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2014年又制订发布了《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规则指南》,对生物考察和利用、商业开发的惠益形式与比例、成果转化程序与惠益分享方式、知识产权获取程序与惠益分享形式、第三方转让为研究或商业利用、豁免审批情况等都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从印度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发展动态来看,印度的制度构建过程是循序渐进,不断更新,逐步趋于完善、细化。印度的遗传资源制度体系建设紧跟国际发展形势,从原则性的规定发展到具体措施。印度与中国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国情相似,国际谈判立场一致,印度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思路值得中国在国内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借鉴。

世界典型国家生物遗传资源管制的借鉴与启示

随着生物技术越来越成为国家进步的基石,作为生物技术发展基础的生物遗传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在生物遗传资源管制上,各国纷纷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本国立法,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效益,维护国家利益。现通过对美国在生物遗传资资源管制上的立场以及印度、菲律宾、哥斯达黎加等生物遗传资源丰富国家的立法简介,力争勾勒出生物遗传资源立法的要点,在简要分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管制现状的基础上,呼吁尽快加强我国相关立法。

基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事先知情同意探析

对抗发达国家的生物剽窃行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生物遗传资源主权,应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事先知情同意是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程序。《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事先知情同意的国际立法,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应充分借鉴印度、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完善国内的相关立法。事先知情同意包括"事先"、"知情"、"同意"三个构成要素。"事先"作为事先知情同意的时间要素,明确作为申请者向所有者或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及谈判的最后期限。"知情"包括实体与程序上的要求。"同意"为核心要素,是相关授权者以法定的形式和方式对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所提出的申请及拟定的相关计划进行审查并作出明确的意见。

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

国际上围绕着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也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尖锐的矛盾。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应该是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活动的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准则。因此,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遗传资源国际保护法律规范,提炼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对于提高各国共识,减少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矛盾至关重要。

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

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价值选择层面,生物遗传资源法制应着重协调价值体系中的内在冲突。在此基础上,应当对生物遗传资源权属作出科学安排,建立公平公正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同时健全生物入侵防范机制,以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充分实现。

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的多元路径

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作为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尽快研究对策对其加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疑。鉴于生物遗传资源问题的复杂性,任何一项单独的机制可能都不足以对其进行充分保护,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应采取多元路径,整合采用知识产权、特别权利、合同约定、事先知情同意、习惯法、集体主义方法论等,以综合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作用。

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国际立法与中国制度构建

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是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要议题之一。根据中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立法经验,中国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法制建设应当采取国家主导模式,并配合一定的合约安排。惠益分享不仅应当考虑货币惠益,还应当将纳入对加强中国科技机构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长期非货币惠益。通过国家为主、实际提供者为辅的共同商议条件制度明确对生物遗传资源及其衍生品的商业使用和其他使用而产生的利益的分享的条件、义务、程序、类型、期间和分配方法与机制等,并建立非营利的国家信托基金加强对惠益的管理。

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属性冲突与契合

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属性的冲突上,反对赋予其知识产权的学术观点认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知识产权不符合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属性。虽然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并非不体现智力成分,但是严格来说,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其智力成果属性一直在褪色,这以商标、地理标志等为先例。所以,需要找到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契合点,即信息属性,因为信息属性是传统知识产权与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共有属性,这使后者进入知识产权制度范围成为可能。

论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性物资。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世界各国采用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主要有专利保护、植物育种者权利保护和农民权保护。中国宜采用组合保护的方式,确认遗传资源为国家所有,确立遗传资源权制度、植物品种权利制度以及专利制度,以加强遗传资源的保护。

西藏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及其保护的紧迫性研究

揭示了生物遗传资源流失与生物剽窃的内涵,从遗传资源流失的状况、范围和原因,遗传资源的价值,生物技术在遗传资源上的价值和法律层面上的保护等四方面来分析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特别是法律层面的保护的紧迫性。

生物遗传资源的国际保护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拥有先进生物技术的发达国家和拥有丰富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为了协调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保护和利用遗传资源的国内和国际立法是必需的。作者通过对农民权理论、生物遗传资源永久主权理论以及国内主要观点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理论基础———生物遗传资源权。

西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利益补偿

我国西部生物遗传资源极为丰富,但近年来资源破坏、流失严重。因此应该通过货币、技术、知识产权等各种方式,依法对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进行适度的补偿,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国家补偿机制,使我国西部宝贵的生物遗传资源不至于被破坏或流失。

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衍生所有权和修饰权

本文探讨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与衍生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概念。所谓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即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载体——生物体、生殖细胞以及生物的遗传信息都拥有的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的衍生所有权即在一种生物遗传资源被商业修饰后,那些对这种生物遗传资源拥有元所有权的国家仍拥有的部分所有权利。目前生物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许多混乱是因为未能区分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与衍生所有权。对任何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应本着“尊重生命”的原则,这个原则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强调的“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的观点一致,生物多样性的内禀价值既包括物种的生存价值,也包括物种生存价值的外延,即物种个体的生存价值。行使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还应本着“保存”、“善意修饰”、“预防恶意修饰”的掌握,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原则,如增加农作物产量、降低有害物质含量、增加作物和家畜的抗病性、有益生态环境保护等等。人类自身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由人类的多数公意决定或国家行使。对任何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还应防止有意危害人类、野生生物的遗传结构稳定、甚至在实验室创造新的、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有害生物的恶意修饰。

中国生物遗传资源之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研究

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的实体制度,目的是防止生物遗传资源免遭生物剽窃并建立遗传资源的合法获取途径并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的惠益。就遗传资源获取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的内涵、原则、程序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