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的权利之维——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启示

关于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从生育权利保障角度进行考察可知,这一政策体系具有“国家—个体”关系维度、以“国家—社会—个体”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维度的二维构造。前者以保障国民生存福祉为原则,以生育保障获得权和性别平等权为核心构造;后者以作为生育保障获得权补强机制的多元主体共同负担原则、婴幼儿的保育权为主要内容。生育支持政策鼓励生育的功能性目标,需通过上述权利的保障得以实现。从权利保障视域研究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在基本理念、体系结构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具有借鉴作用。日本生育支持政策可归纳为平衡工作生活、帮助家庭育儿、转变婚育观念三大类,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的职业和育儿冲突,缓解了家庭的育儿困难,也有利于扭转不利的生育观念。但截至2021年,日本生育支持政策并没有真正解决日本的低生育问题。研究认为,我国可在现有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支持家庭生育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普惠创新型社会化育儿服务,培育和倡导新时代生育文化,为家庭提高生育意愿并将其转化为生育行为创造良好条件。

应对少子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少子化形势的积极应对。揭示各地实践进展、分析措施效果与问题、探讨政策改进方案,有助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自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从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推进生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落地落实,但在经济补贴的范围与力度、产假时间的长度与性质、托育服务的扩容与增效等具体内容方面,还存在实践差异性和理念上的分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使其充分发挥效力需要把握难点、重点和发力点:难点在于转变工作理念、提高治理能力;重点是聚焦“体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发力点是重塑社会婚育文化。

俄罗斯公共图书馆生育支持服务实践及启示

生育率的高低关系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未来的存亡。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俄罗斯公共图书馆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生育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现面临人口负增长局面,分析俄罗斯公共图书馆生育支持服务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实施和图书馆生育支持服务开展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启示意义。文章归纳俄罗斯公共图书馆生育支持服务的实践情况,总结其特点,我国公共图书馆可以借鉴其经验,从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开展生育主题信息服务、加强家庭育儿信息服务和婴幼儿阅读服务、宣传健康生活方式、举行倡导生育的文化教育活动、弘扬生育较多子女的思想等方面开展生育支持服务,激活社会生育意愿,为新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科学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变动是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和分布等所有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长远、深刻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率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信心、决心、耐心和恒心。应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分布等方面全面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以增进民生福祉的视野、整体性思维构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的热点与展望——根据CNKI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计量分析(2013—2023)

在人口政策变化的新背景下,如何发挥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提高生育率,已成为我国人口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以2013—2023年CNKI数据库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样本,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分析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特征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研究发现: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生育意愿、生育支持的理论与经验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等方面。在2013—2023的生育政策演进历程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3—2020年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为2021—2023年的快速升温阶段。未来应从营造鼓励生育的文化氛围、建立“生”“育”“养”成长周期全覆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经济补贴制度以及完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以实现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的主要逻辑、核心任务与路径选择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此,可从生育支持环境体系、生育支持服务体系、生育支持保障体系以及生育支持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践中,要更加注重强化政策执行力,突出多维赋能和有效覆盖,着力完善人口发展全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培育和践行科学的生育文化,推动生育率回归适度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人口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偏离与矫治

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应置于人口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当前,受制于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我国人口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优势,且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偏离及对当代青年婚育观念与社会心态转变这一重要现实的关注不足等因素,生育支持政策的执行效果未达预期。为此,生育支持政策可能的矫治路径如下:一是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应尽快完成从“人口数量论”转变为“人口发展论”的战略定位,确立以生育养育质量稳步提升、新时代婚育观念科学引导、家庭发展友好型环境持续优化及代际共融有效促进等中长期政策目标的组合实现作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标准的总体改革方向,以此引导与规范社会公众的意识与行为。二是体制机制创新层面,应充分依靠我国“一核多元”共治型主体结构的治理效能,开发利用当前区域生育率水平存在梯度差异的特征,为我国生育率的整体提升提供腾挪空间,瞄准推动“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转化,尽快将人口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生育治理效能。三是文化观念宣扬层面,应直面当前青年群体的婚育困境,始终保持与青年对话的立场,强调婚育在社会、家庭、个人层面的价值统合,并以新型婚育文化引领和呼唤当代青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以生育支持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

从人口高质量发展出发,对以生育支持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辩证关系、难点与挑战进行梳理,发现生育支持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完善与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以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四个方面为发展方向与建设目标,正视与破解生育支持体系建设中所面临的供需匹配失衡、顶层设计不健全、评价指数与统计指标不完善等难点问题,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战略布局、健全管理机制、强化考评标准、创新治理模式等手段,促进生育支持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与体系完善,以生育支持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

生育支持的个人所得税法回应与规范完善--以纳税人需求为本位

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与日渐上升的生育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共同关注点。探索生育支持的个人所得税法完善路径是彰显其激励效用,回应社会转型期现实需求,实现其社会政策目的功能的应有之义。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引入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国家对于纳税人“生有所养、幼有所育、养有所教”基本需求的关注。然而仅凭这一制度难以彰显个人所得税法的生育支持功能,当前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也未能围绕纳税人需求展开,在纳税人生育需求的激励、养育需求的差异化考量以及教育需求的覆盖程度上的法治关怀均有所欠缺,亦束缚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法应以纳税人需求为逻辑起点和核心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制度建构,真正发挥其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纳税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作用。

生育成本社会化与政府生育支持政策——基于低生育率解释模型构建的视角

世界人口生育率逐年下降,然而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突破传统家庭内部生育成本—效用对低生育率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引入生育成本社会化因素,认为家庭生育孩子资本要素占用和劳动要素占用以及社会化分担不足是造成世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解释生育成本社会化对生育率降低的作用机理,并选取37个国家近4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以此建立政府生育支持政策变量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关联和评价标准,最终求解政府最优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为实施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双重目标”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20世纪80时代以来部分国家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正相关关系暗含了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提升生育率,同时也应优先保障女性就业。生育支持政策面临社会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等复杂的政策情景,需要重点关注制度之间的协调与适配问题。本文从福利-生产体制视角出发,分析平衡工作与生育的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逻辑,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24个典型国家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总结出公共政策引导的赋能机制与自由市场调节的筛选机制两条实现路径。本文一方面验证了制度的互补性所带来的政策协同和强化效应对于生育支持政策同样奏效;另一方面,通过与我国国情进行比较和讨论,从完善积极就业政策、灵活与保障并存的制度模式设计,以及从补缺到普惠的阶梯式政策介入三方面为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提出对策建议。

政策介入失灵了吗?——三孩新政下普惠性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普惠性生育支持政策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浙江省S市700个育龄家庭的调查,探讨“三孩”政策下家庭生育意愿及其与普惠性生育支持政策的关系,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较为低迷,绝大多数人期望生育1或2个孩子,三孩的生育意愿极低;育龄妇女对于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呼声最高,其次为延长产假、发放育儿补贴金等生育支持;普惠性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建议强化妇女权益保障,破解“不愿生、不敢生”;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推动“生得起、养得好”;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传递“想生、能养”积极信号。

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以贵州省为例

结合2022年贵州省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数据,从社会学视域分析贵州省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现状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结果显示,贵州省育龄女性可获得各类家庭生育支持的所占比例均较低,经分析发现,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父母及配偶精神支持等四类家庭生育支持均可促进贵州适龄女性生育意愿,使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针对贵州省育龄女性,可加强家庭生育支持的干预,确保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行为的一致,以改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的偏离状况。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国际镜鉴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总要求,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本文考察了部分高收入国家在生育、养育支持和降低教育成本方面的政策,汲取这些高收入国家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新时代建立健全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积极应对少子化趋势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一、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当前,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总人口时隔60多年后再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

生育支持政策国际启示研究

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优化生育政策对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国际经验分析,探讨不同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为中国应对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政策借鉴和优化建议。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系统梳理了瑞典、日本和美国的生育支持政策。通过分析瑞典、日本和美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支持力度、服务支持体系、假期支持政策和政策协同等方面,深入分析其效果和可借鉴之处。根据对三国生育支持政策及效果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生育政策覆盖不足,生育支持力度有限,服务体系不健全,假期支持政策不完善,生育政策缺乏协同推进;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发展建议:扩大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确保更多低收入家庭受益,通过经济支持和补贴机制,激发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标准,建立与家庭收入、子女数量等因素相挂钩的差异化补贴机制,满足家庭的实际经济需求。建立健全的托育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托育服务,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延长产假和育儿假时长,引入灵活休假制度,允许职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休假时间,平衡工作与家庭需求。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促进家庭和谐稳定。Facing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declining birth rates, optimizing fertility polic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alysis, and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China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low fertility rates. The study adopts a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in Swed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analyzing the coverage, support intensity, service support system, holiday support policies,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of the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in Swed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points of refer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fertility policies have insufficient coverage, limited support intensity, an inadequate service system, imperfect holiday support policies, and lack of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In light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study propose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China’s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to ensure more low-income families benefit, stimulating the desire to have children through economic support and subsidy mechanisms. Raise the standards of childbirth allowances and parenting subsidies, and establish a differentiated subsidy mechanism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family income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o meet the actual economic needs of families. Establish a robust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encourag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childcare services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family childcare. Extend the duration of maternity and parenting leave, introduce a flexible leave system, and allow employees to adjust their leave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needs.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with other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to form a policy synergy and promote family harmony and stability.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问题研究和对策分析

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2021年5月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我国在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消失的人口红利、失衡的人口结构以及低迷的人口出生率等诸多问题时所作出的重要政策调整。然而,自三孩生育政策出台至今,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尽快构建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迫在眉睫。我国现行的生育支持政策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优化相关支持政策。

积极生育支持视域下我国“去家庭化”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呈现出人口结构恶化、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同时我国家庭也面临着家庭变迁、女性就业、育儿经济压力,以及父亲在养育和教育中的角色缺失等问题,使得家庭生育支持难以满足我国育龄人口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与经历了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过程的西方国家生育支持政策不同,我国长期实行抑制人口生育的政策,加之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设计,使得我国只有有限的、碎片化的生育支持政策,“去家庭化”的生育支持服务也较为有限。因此,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不可能简单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应以“去家庭化”生育支持为主来构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顶层设计,健全政策执行体系,加强具体政策的综合性与协调性,努力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