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践逻辑研究

为了破解我国现阶段人口发展形势和家庭发展趋势下劳动力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须调整政策设计理念和政策操作逻辑,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人口发展形势变迁、生育图景多元化、生育问题切身性和生育政策实施逻辑的转变,是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阶段,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工作重心和突破方向主要集中在单身女性生育、残疾人生育、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和非婚同居生育等方面。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现路径包括:丰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认知维度,探索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施策略,提高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践行意识。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生育政策、婚育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来自微观序数数据的证据

生活满意度一般是由李克特量表测算得到的序数数据构成,反映了个体对幸福感的主观评价,是基于理想和现实状况比较后的综合度量。现考虑在基数变量优势分析和指数测算的基础上调整修改,创新性地运用序数数据优势分析和序数数据指数测算方法刻画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个体婚育状态与生活满意度的分布特征,比较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不同婚育状态下个体生活满意度在总体、性别间和孩次间的差异,分析其极化和不均衡状况。进一步,选取15~49岁育龄妇女作为生育主体,在关注年龄别育龄妇女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的同时,结合城乡、区域和受教育水平等育龄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如何针对性地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以达到改善生育水平现状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后,总体满意度提升且极化和不均衡状况有所缓解;已婚二孩个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离异丧偶人群满意度差异较大,单身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满意度最为均衡,孩次由1孩变为2孩的满意度不均衡状况的缓解程度最大,年纪较轻的育龄人群缓解程度较大;育龄人群极化和不均衡状况与城乡发展、地区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成反比。未来应继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全面二孩政策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了适应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生育政策,显著影响了人们的生育预期和生育决策。那么,在老年人普遍帮助子女照料孙辈的现实背景下,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数量效应来看,相较于子代生育一孩的老年人,子代生育二孩的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低36.3%,周劳动时间少26个小时。政策效应的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概率降低17.8%,周劳动时间减少近17个小时。隔代照料、托育服务和互联网信息获取是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中介机制。隔代照料需求增加是子代生育二孩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负向影响的一个显著机制,而充足的社会托幼资源与较高的就业信息可及性可以有效缓释这种负向影响。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效果主要来源于女性老年人以及子代的第一个孩子还是学龄前儿童的群体。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理路下的非婚生育治理

受到计划生育政策、传统婚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婚生育问题一直没有在社会治理或社会政策层面得到足够重视。目前,虽然我国非婚出生人口数占总出生人口数的比例不大,但是诱发非婚生育隐匿化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却在不断累积。在一些大都市地区和一些特定人群内,非婚生育甚至成为一种“现象”。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生育行为社会治理上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概念。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不仅突破了单纯以已婚育龄人群为政策对象的想象,而且尝试以更加具有人文情怀的态度,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生育权利。非婚生育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相遇,不仅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增添了实践性的内容,也为非婚生育治理拓展了一个全新理路。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生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结合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对新生育政策下经产妇剖宫产现状的回顾性研究

背景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经产妇为主要分娩人群,高龄、慢性合并症、产科并发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等问题日渐突出,给产科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目的基于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对新生育政策下经产妇的剖宫产现状进行分析,为合理控制剖宫产率、提高产科医疗质量提供数据支持。方法纳入2017—2020年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共19170例,分为初产妇组(n=5630)和经产妇组(n=1354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产妇信息,包括年龄、孕产次、既往分娩情况、胎方位、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等,并对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进行比较。采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根据产科特征(产次、胎位、胎儿数量、分娩孕周)对产妇进行分类,对比两组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中的分布及各组占比随年度变化情况。结果经产妇中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的比例高达81.4%(11026/13540);经产妇组的年龄、孕次、产次及年龄≥35岁、妊娠合并糖尿病比例均高于初产妇组(P<0.05)。修正版Robson分类在所有剖宫产产妇中,以R3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至少有1次剖宫产史)为主(50.4%,9668/19170),其次为R1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初产,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20.8%,3993/19170);经产妇中,R3类的占比最高达71.4%(9668/13540)。分析经产妇人群特征发现,2017—2020年,占比最高的R3类产妇从73.5%下降至67.1%,而R2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经产(无剖宫产史),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R8类[所有妊娠<37周单胎头位(包括有剖宫产史)]的占比均有所升高。经产妇组产后24 h出血量、输血比例高于初产妇组,而术后住院天数低于初产妇组(P<0.05)。19170例产妇共分娩新生儿20026名例,其中初产妇分娩6077例,经产妇分娩13949例;经产妇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1 min Apgar评分高于初产妇组新生儿,而1 min Apgar评分≤7分、转新生儿科比例低于初产妇组新生儿(P<0.05);两组产妇剖宫产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龄和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是经产妇的突出特征。R3类的占比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是剖宫产经产妇的主要人群,为降低剖宫产率,需有效控制初次分娩剖宫产,并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广R3类产妇经阴道试产。同时,经产妇中R2类和R8类的占比有所升高,对产科临床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策科学框架下生育政策的优化逻辑和路径

低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发展的常态。如何精准捕捉生育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促使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生育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是当前面临的首要难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打破原有分析框架,运用政策科学视角,创新性地探讨生育政策的建构和行动逻辑,以寻求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方向。不同于其他公共政策,生育的“家务性”决定了在生育政策的建构中,需要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正确认识生育问题的“集体无理性”;而在生育政策的行动理路中,中国式科层结构及其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决定了生育政策上传下达的一致性以及其他政策与生育政策的协同性。基于这样的建构和行动逻辑,要使生育率实现有效回升,生育政策需要一方面继续发扬人本主义精神、着重宣传教育和培养意识,另一方面保持一致性,并与其他公共政策联合发力。

从育儿假提案“性别之争”看生育政策落地核心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生育政策优化议题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通过梳理对比全国“两会”期间“延长女性产假”和“建立父亲育儿假”提案中的网民观点,分析男性育儿假建立和优化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和现存问题。当前,育儿假设立在制度定位、覆盖人群、休假方式等方面还存有优化空间,制度和文化的双重支撑才是男性育儿假政策落地的关键所在,除了从国家层面出台有参考意义的男性育儿假具体条款,还需要细化具体规则。在文化氛围营造上,既要鼓励父亲主动承担育儿责任,还要在新父职能力建设上给予帮扶。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三孩生育政策下韶关市区孕产妇年龄变化及对母婴并发症的影响

目的:探讨新生育政策的临床安全性、必要性和有效性,为国家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及相应配套措施提供临床依据。方法:收集本地区4家主要医院三孩政策开放前(2020年1—12月)孕产妇的病历资料,8964例设为对照组;三孩政策放开后(2022年7月—2023年6月)孕产妇的病历资料,8444例设为研究组,比较2组孕产妇年龄、分娩方式、分娩孕周及并发症和婴儿不良结局。结果:2组孕产妇年龄构成比、分娩方式及分娩孕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孕产妇妊娠期高血压、前置胎盘、胎盘早剥、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孕产妇妊娠期糖尿病、瘢痕子宫、羊水栓塞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婴儿不良结局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三孩政策开放后孕产妇年龄构成已无明显变化,产妇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无明显增加,现阶段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生育政策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人口素质提升

厘清不同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对于优化中国生育政策和推动人口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生育政策特征,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现实参数,系统分析了自主生育、限制(计划)生育和鼓励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以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刻画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和提升了人力资本增长率,也解释了中国近代人口从快速增长期进入红利期再进入老龄化期的变动。第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经历了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度以及公共教育投入强度的提升,导致放松计划生育后,生育率没有出现明显提升。第三,以生育补贴门槛和生育补贴率刻画的鼓励生育政策能够提升生育率,但会降低人力资本增长率;而通过与公共教育政策的协调实施,可以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率提升。在中国当前的现实背景下,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将从老龄化期进入抚养负担重期再进入均衡发展期。文章扩展了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分析视角,同时也为政府调整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能否改变生育意愿?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从主观猜测的角度进行阐述。文章基于量化研究推进了人口学领域中这一主题研究。将理想子女数作为衡量生育意愿的指标,采用均值分析、面板线性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样本所属生育政策对比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前后同一人群的生育意愿。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显示,受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影响,原属一孩半政策的女性生育意愿平均提高了0.164个孩子。这与一孩半政策女性对子女较多的需求效应有关,又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降低了生育经济成本有关。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提高其他人群的生育意愿。据此,建议重点支持原属于一孩半政策妇女的生育,促其将生育意愿转换成生育现实。

中国生育政策体系:思想基础、历史路径与体系重构

生育政策体系是以生育政策为核心,并以与生育政策的实施相配套的其他经济社会政策为补充的政策体系。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生育政策体系的思想基础因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不断变化经历了从探索到严控再到包容的变化过程,相应地,该体系经历了从碎片化、非常态化、非连续性向制度化、法制化转变的过程,并在党的十八大后进入了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核心的体系化、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和生育率的新变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重新调整并进一步完善以生育政策为核心的生育政策体系:优化调整生育政策,加强对生育的服务与支持;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健全友好社会育儿环境;明确人口发展趋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生育主体责任,构建包容性生育政策体系。

生育政策调整下中国隔代照料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隔代照料是我国儿童照料的主要模式,蕴含丰富的福利效应。采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1992—2023年的CNKI数据库中的761篇隔代照料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发文量、合作网络、关键词聚类等知识图谱。结果发现:随着老龄化加剧和生育政策的调整,2016年以来发文量显著增加,学科分布广而分散,高校及其学者是研究的主体,但跨机构的合作网络尚未成熟。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抚养,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和儿童身心健康、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及代际关系的影响,隔代照料支持策略是研究的三个热点主题。研究演变路径经历了留守儿童家庭教养、生育率与劳动供给、儿童照料的社会支持三个阶段。支持隔代照料者,推动家庭照料与机构托育服务体系融合发展以共同解决儿童照料问题将成为未来学界新兴的研究热点。

生育政策调整、延迟退休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日益加深的不利影响,通过对我国未来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和构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模型,具体测算“三孩”政策及延迟退休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三孩”政策和延迟退休年龄是我国应对老龄化危机和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的有效政策工具,且两者能够互相补充,两项改革同时存在的效果明显优于单项政策的效果.因此,应加速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制度、尽快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和全力推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

生育政策转变下人口结构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研究

“三孩”政策的实施,是限制性生育政策逐渐放松的反映,从人口总体发展的角度看,“三孩”政策对调整人口结构、适应社会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文章系统探讨了在生育政策下人口规模与结构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首先,建立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并解释生育政策、人口规模和结构、住房需求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其次,采用201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得出人口规模、老年抚养比、总人口性别比和城市化水平越高,对住房需求越高的结论;最后,提出大力开发“银发产业”、平衡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建议,从而促进我国住房市场的发展。

生育政策下关于提升保定市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持续推进生育政策是优化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对保定市人口结构现状进行调研发现,保定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逐渐凸显。针对现有困境,建议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提升教育、医疗、住房、生育、就业等社会保障水平,助力保定市未来生育政策不断完善,有效促进人口结构的调整。

老龄少子化背景下生育政策的演进逻辑——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文本分析

我国早已处于老龄少子化社会,但该背景下生育政策目标、内容与政策手段的变化和关联仍有待探索。基于政策工具和政策对象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1990年至今的340份生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阐明我国在应对老龄少子化风险下的生育政策演进逻辑,对未来生育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研究发现: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发展阶段包括以稳定现行低生育水平为目标的政策稳定阶段和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目标的包容性生育政策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工具组合,前期以权威工具为主,后期以多元化的鼓励性政策工具组合为主。政策工具和内容以目标为导向,从强制型变为鼓励型,包容性内涵逐渐外显,但生育政策滞后于现实。囿于二孩政策效果有限的现实,应尽快建立完全放开、兼顾物质和精神性激励、支持少数特殊群体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生育友好环境构建。

基于Leslie模型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人口预测

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建立Leslie人口预测模型,研究了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取1.4和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取1.6我国中长期的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以及老龄化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至2088年,我国人口将稳定在13.5亿左右,短期内依旧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是短期内无法做到避免老龄化程度加剧。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研究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本文针对总和生育率,选取了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这三个因素建立了总和生育率的线性回归模型,显著性检验表明三个因素的影响是显著的,并预测了至2053年的总和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