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回升的公共政策:约束、激励和扶持

低生育问题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社会难题,为了治理低生育率问题,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政策,各地政府积极跟进,但收效甚微。如何才能够使生育率得到回升呢?由于生育是关乎亿万家庭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既是个体民生又是国家兴衰、民族复兴的公共性事务,生育问题也就成为具有公共性的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应对低生育率的公共政策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当前我国推升生育率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基于公共政策视域研究认为,需要通过制度、文化的建构和形塑,在约束不生“源头”的基础之上与“激励”和“扶持”个体生育需求相结合,系统性多维度协同促进生育率回升到适度水平。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生产率冲击、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增长

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生产率冲击与生育率、经济增长的关系,在Barro和Becker 1989年提出的生育率模型中引入生产率冲击,探究并模拟检验生产率冲击对生育率、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及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生产率正向冲击推动下,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可以抵消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研究还发现,尽管生产率冲击增加了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家庭生育率,但是却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可以弥补生育率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下生产率冲击经由生育率下降对代际收入分配和经济福利的影响。

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劳动力替代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劳动进行智能化生产进而完成大量繁杂的生产任务不只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亦与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改变存在紧密关联。文章基于2000~2019年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判断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之间是否存在“互补式替代”抑或“挤出式替代”效应。结果表明,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属于“诱导式技术创新”型发展,生育率降低推动企业引进人工智能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其对人力劳动的替代属于“互补式替代”;低生育率对人工智能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在平均生育水平较低的亚洲最为明显;人工智能发展与生育率之间存在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制造业占比越高,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越大,低生育率对人工智能发展具有越显著的促进作用;智能化生产可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缓解生育率低下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对生产活动造成的负向影响,产生正向经济效应;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短缺更严重,因此,引入智能机器人进行生产可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总的来说,一国或地区是否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应充分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并结合产业结构与人口变化,衡量人工智能引入生产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避免盲目智能化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平衡好这些关系,那么人工智能可作为一国或地区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手段。

延迟退休、生育率与内生增长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延迟退休呼声不断。本文将延迟退休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中,综合考虑延迟退休的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生育效应,分析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退休两种退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抵消此负面作用,预期寿命延长会使老年人愿意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尽管延迟退休会使储蓄下降,但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储蓄下降的负向作用,表明延迟退休有利于经济增长;弹性退休模式下的生育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均高于强制延迟退休对应数值,表明弹性退休模式更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因此,建议中国应推行允许个人可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的弹性退休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和经济增长。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并为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利益分化与育儿成本的情境性:低生育率的结构成因

低生育率现象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价值论和成本—收益论是以往解释生育现象的主要视角,其中育儿成本对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影响更是被国内研究所重视。然而,相关讨论忽视了育儿成本的社会情境性。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变化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利益差异的快速拉大、社会流动率及流动预期的提升,这两个社会结构性特征改变了发展性育儿成本,并通过“地位焦虑”提升了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进而影响其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通过降低育儿成本的方式逆转低生育现象,其根本在于调整社会经济利益格局。

罗马帝国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探析

由于共和时期的对外征伐和内战仇杀,罗马公民人口呈减少趋势。帝国时期,精英阶层盛行不婚不育之风,人口生育率下降,公民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为解决人口危机,奥古斯都相继出台《反通奸法》《婚姻法》,倡导传统家庭观念,鼓励结婚多育并惩罚不婚不育。后世诸帝大都奉行这类婚育法令,并加以补充和优化,特别是颁行了保障母子(女)权益、禁止弃婴及设立贫儿补助计划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为推行这些法令,帝王们通过发表演说、公开树立婚育典范、建造纪念碑和铸造钱币图案等形式宣传生育的重要性。这些生育政策旨在确保罗马公民的人口优势,维持帝国稳定与繁荣,具有政治性的功利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出生率低的严峻形势,也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养老制度不断发展,对生育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5—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人口老龄化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水平的提升,且养老保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将养老保险和人口老龄化交互后,其对生育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高于中部地区,且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调节效应最为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将生育与养老保险有效结合,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规模化养老,避免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促进人口与社会保障长期均衡发展。

低生育率背景下幼儿园的挑战和机遇

通常,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1视为低生育率的门槛。从1992年开始,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至今已30余年。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通常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被认为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预计未来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将减少,幼儿园将受到阶段性影响。那么,低生育率背景下,幼儿园面临哪些挑战,又可能迎来哪些机遇,该如何应对?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氛围。

子代技能溢价对亲代生育率的影响

子代技能溢价使子代工资率在高技术部门人力资本门槛值处跃升,为将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至预期门槛值处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少数子女天赋较低的高收入群体和子女天赋较高的低收入群体)会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额外的支出。数量-质量权衡下,该群体的生育率低于其余群体,且对子女教育额外支出越高的群体,生育率越低。同时,子代技能溢价程度的提高会提高该群体占比,这不仅会降低该群体的平均生育率,也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率;一般情况下,子代人力资本门槛值的提高也具有与上述相同的影响,但如果子代技能溢价程度很低或者子代人力资本门槛值很高,该群体占比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率会提高,不过该情况现实中极为罕见。因此,在合理降低人力资本门槛值、适度降低技能溢价程度的同时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能够成为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政策选择。

COVID-19疫情前后28个国家生育率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线性模型和中断时间序列分析

目的分析COVID-19疫情暴发前后不同国家经季节和日历调整后的生育率(seasonally and calendar adjusted fertility rate,SAFR)趋势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国际人类生育力数据库(Human Fertility Database,HFD)中28个国家自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月度SAFR数据,以2020年12月(2020年3月疫情暴发起点加9个月妊娠过程)为节点划分为疫情前(2012.1-2020.11)和疫情后(2020.12-2022.12)进行比较,使用中断时间序列方法分析各国疫情前后的SAFR趋势(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是否发生变化,使用秩和检验分析疫情前SAFR、人均GDP、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measures,PHSM)和失业率是否与SAFR趋势变化有关。结果疫情后28个国家中19个国家的SAFR出现短期下降,随后反弹。对于长期趋势,2个国家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8个国家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6个国家的SAFR保持不变。SAFR变化率下降主要集中在部分中欧国家以及地中海西岸的国家,而SAFR变化率增加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北欧以及西欧地区。SAFR无短期波动的国家疫情前的SAFR低于有短期波动的国家(P=0.041),SAFR变化率下降国家的疫情前SAFR(P=0.005)与人均GDP(P=0.027)均低于SAFR变化率上升国家。未发现SAFR短期波动或长期趋势与PHSM严重程度指数或失业率存在关联。结论COVID-19疫情对28个国家的SAFR造成了不同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特别是经济水平和疫情前SAFR相对较低的国家可能更易遭到进一步打击。COVID-19疫情对各国人口的更长期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无家何以育:破解青年低生育率的家庭路径

家庭是影响青年生育的关键因素,生育的社会性和长期性决定了青年生育离不开家庭,家庭诸功能为青年生育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变迁、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家庭功能弱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青年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传统家文化的影响和当前的现实环境,为通过家庭功能重建推动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以家庭作为破解青年生育问题的路径提供了可能。未来建议通过倡导家庭价值回归、出台家庭支持政策、完善青年生育支持网络等对策,推动和引导青年群体转变生育观念,进而提升青年群体生育率。

中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

对中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缺乏共识,导致中国人口政策转变滞后,生育支持政策缺乏系统性且力度不足,少子老龄化问题严重。只有深刻认识中国低生育率的复杂成因和发展趋势,才能制定出合理对策,有效化解低生育率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过低的生育率使中国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特殊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可能须与低生育率长期共存,因此,中国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生育率提高到合理水平,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再生产;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口素质,开发劳动替代技术,挖掘国内外人力资源潜力,加快新型现代化转型,实现与低生育率的长期良性共存。

低生育率背景下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挑战与应对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明确了目标,为推动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学前系统的内生发展,能够为学前教育事业实现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却面临着资源配置难度提高、师资素养基准提高、幼儿园运营阻力提高等挑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通过资源配置、专项培训、改善运营等应对策略,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缓解我国所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境。

河南省信阳市影响生育率的经济与文化因素研究

文章调查并总结了影响信阳市生育率的经济与文化因素,包括家庭财务情况,夫妻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抚养子女成本,健康和医疗保障情况,政府生育支持政策,本地生育习俗,女性家庭地位,女性受教育程度等,并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些因素的重视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本地低生育率的一系列举措。

生育权义视角下生育率变化原因及对策研究

造成中国低生育的原因有很多,生育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一直以来,人们对生、育的权利和义务都持分割状态,传统社会强调女性“生”的义务、男性“育”的权利;现代社会为保障两性平等则强调女性“生”的权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男外女内”“男强女弱”传统观念影响下,女性“育”的职责和义务得以强化,这种新型割裂两性权义的生育观非常不利于女性生育意愿的提高。因此,着力培养旨在平衡两性权义的生育观,减轻女性的育儿责任,强化、保证男性育儿责任的到位,不仅是提高生育率所必须,也是保证职场公平、两性和谐、社会和谐的要件。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生育率水平多因素驱动效应与提升路径

文章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边际成本-效用理论,根据国内生育的实际情景,构建了成本、偏好、保障、环境四个层面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框架。使用动态QCA方法,分析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从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地域维度出发探寻提升我国生育率水平的路径。结果表明:我国生育率水平存在四条提升路径,即四种模式:“平衡”模式、“偏好-保障”模式、“成本-环境”模式、“成本-保障”模式。我国生育率水平的提升路径是多因素协同的结果,且存在替代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各路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地域维度上,各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组态偏好差异,华北、华南、华中、西北、西南地区部分省份更倾向于“平衡”型,东北地区部分省份更倾向于“偏好-保障”型,而华东地区部分省份则更依赖于“成本-保障”型。

生育成本社会化与政府生育支持政策——基于低生育率解释模型构建的视角

世界人口生育率逐年下降,然而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突破传统家庭内部生育成本—效用对低生育率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引入生育成本社会化因素,认为家庭生育孩子资本要素占用和劳动要素占用以及社会化分担不足是造成世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解释生育成本社会化对生育率降低的作用机理,并选取37个国家近4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以此建立政府生育支持政策变量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关联和评价标准,最终求解政府最优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为实施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