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用典是文章写作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既具有用典的“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效用中,根据用典的不同维度分别包括“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两个方面;在用典的价值导向中,主要包括相似历史语境下“批判的重现”以及从“用典实践”到“指导实践”的演进两大类型。《习近平用典》系列目前已经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因此以用典研究为契机,新时代我们既要不断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也要深刻认识到用典在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要积极发挥用典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用典特色之探析

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广泛征引中国古代典故,可谓文梓共采,笔墨同辉。林明德主编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拟人类”中有15篇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其用典内容涵盖广博,海纳百川;用典方式剪裁融合,浑然天成。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中典故的运用体现出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娴熟掌握,不仅有助于丰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助于表达作品的寓意和主旨,这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亦是朝鲜文学史上的瑰宝,值得研究和鉴赏。

习近平用典的文化传播辐射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但自“五四”运动以来,曾被知识界和媒体所否定、所批判。习近平引用典籍的大量名言阐释治国理政和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形成系统的文化思想,为媒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五四用典之争与现代汉语用典论

“不用典”是胡适“文学改良”即国语白话文的重要内容。胡适把用典区分为“广义用典”和“狭义用典”,他反对的是“狭义用典”。胡适认为,用典缺乏创造性,是一种没有才气的表现,在表达上容易导致歧义,导致表义误解。陈独秀赞成胡适“不用典”主张,他主要是从美学即文辞的艺术性角度来提倡不用典的。钱玄同赞成胡适的“不用典”论,他认为白话文的特点是表达直接,通俗易懂,而用典则是与此相违背的。废名主张现代汉语写作应该用典,他认为用典是“高明作者”写作手法,实际上是把用典看作是一种写作修辞技巧而非内容的表达。用典从根本上是语言的问题,既是语言修饰,但更是思想表达,用典即借用陈语来表达,用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来表达,这种表达既是表达自己,更是延续传统,是语言内部自然产生的现象,属于语言使用的正常规律。用典是语言习得的必然结果,绝不是人为的刻意的文字游戏。用典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具有强大的逻辑能力。现代汉语写作不仅用古典,还大量用今典和洋典。

取旧辞与引古事:萧纲骈文使事用典的文本建构作用

萧纲作品经常引经据典,尤以骈文使事用典为多。萧纲骈文用典以引成辞的语典为主,典事来源范围广泛又重点突出。使事用典是萧纲骈文文本的重要构建手段,无论是掇取旧辞,还是使用古事,都在内容上拓展了萧纲骈文的表现疆域,令其内涵更绚烂多姿,意蕴更深入厚重。引古事取旧辞是萧纲骈文书写的重要手段,不仅是构成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语句熔铸和篇章结构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萧纲骈文使事用典既追摹学习前修时贤典范作品,又求新求变,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箕雅》用典考

朝鲜汉诗是东亚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成就。《箕雅》是朝鲜规模最大的汉诗总集,代表着朝鲜汉诗创作的最高成就。《箕雅》收录的汉诗大量运用典故,既体现了中国古诗的传统特色,也反映了朝鲜汉诗的鲜明特点。这些典故大多源自中国的经史子集,又可分为语典和事典两种形式,充分展现了朝鲜汉诗创作的艺术魅力、深刻内涵以及中朝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用典: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学生视角

从用典出发,引导学生精读原文、深悟原理,是基于学生视角、坚持问题导向,启发学生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丰富内涵的兴趣激发路径。在课堂教学中切入典语,既可从学生的文化底色出发,实现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教学话语转化,构建师生对话路径,引导学生价值认同;也可从学生的接受偏好出发,延展用典,着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林悌《愁城志》用典探析

假传是借鉴史书人物传记的手法为器、物等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理念、人生理想和对社会的看法,韩愈的《毛颖传》被视为中国假传体的滥觞之作。高丽朝时期中国的假传体作品传入朝鲜,此时恰逢朝鲜汉文学繁荣的发展期,假传体作品的假托性、寓言性与当时朝鲜武臣政变、武臣专政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大量的以动物、植物、事物拟人化的假传之作。这些假传之作,往往附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来虚构主人公的一生或家世,以此来影射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到了朝鲜朝时期,林悌的《愁城志》首次将心性拟人化,具有开创意义。这部作品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又带有一定程度方志体的特征,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与之前的假传之作不同,《愁城志》中的典故不仅仅是针砭讽刺,抨击历史和现实,作者还借引典故委婉、隐晦地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抒发自身的愁苦心绪。《愁城志》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类型丰富多元,主要可以分为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其用典方式新颖别致,既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的,又有集句为文的,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从林悌对假传体的发展以及其超拔的使事用典的创作能力来看,既反映了中朝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反映了林悌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以及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作精神。

读懂用典之妙,品味诗意之醇——部级精品课《选择性必修中册·古诗文诵读》品赏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言其“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典,或使立意有据,或令表意委婉;或以古比今,或借古抒怀。用典,并非只是简单援引,以少言多,其实内蕴丰富,效果各异。本课聚焦“用典”,通过确立核心学习任务,提供积极有效的解读支架,引导学生在联系、梳理、比较中体会“用典”背后的精心,理解“用典”与意旨之间的关系,促进学生获得对古典诗歌的审美体验,从而实现古典诗歌鉴赏思维能力的进阶。

“以典育人”视域下习近平用典艺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

习近平用典艺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秉持“返本开新”的文化自信态度,又立足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实践,闪耀着坚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要义的文化“两创”方针的思想光芒,鲜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中国智慧及育人指向,赋予其用典艺术以宏阔的思想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维度具有天然的互通性,而典故作为具有浓缩性与传承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彰显着思想与情感“聚合体”特征,能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提供重要思想文化源泉。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内涵及特色,探索其用典艺术的历史厚度、文化底蕴与现实深度,发掘其中丰富的育人智慧,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时代实践,也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内容和方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重构,应坚持守正创新原则,把握育人“方向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时代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原则,突出育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贯通的现实指向;坚持博采众长原则,彰显育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文化底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重构,应将传统思想文化精神联系于治国理政现实问题,并在“以文化人”语境中使先贤价值理念与当今时代主流价值观紧密呼应,凸显育人广度与深度、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重构,应发掘中华人文经典中传统思维方法的新时代内涵,教育对象形成健康向上的国家观、人生观、义利观等;还应创新运用传统文化实践智慧,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地强化目标导向、加强榜样示范、开展因材施教,以及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提供指引。思想政治教育应在“以典育人”视域下,发挥好中华文化典籍的新时代价值,不断开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育人学理依据、拓展育人话语论域、丰富育人价值意蕴的新境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诗词用典翻译与中华文化思想国际传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版海内外发行以来,影响深远,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绝佳途径。用典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文章的一大特色,从古诗词到经史子集经典名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生动实践。特别是文学用典,为政治话语增添文质兼美的文学文化气息,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与接受的效果,其英译特别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重点梳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诗词类文学用典,基于英文版考察其翻译策略,探析译者如何在多维语境中捕捉所引古诗词思想要义并在翻译中兼顾政治性与文学性,采用灵活翻译策略,“自塑”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柔性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阮籍《咏怀》使事用典的类型特征与文学史意义

前代注家对阮籍《咏怀》诗中典故的理解,可以分为结合历史索隐本事和结合文本粗明大义两种方法,这种阐释方法的差异包含着对《咏怀》用典修辞特征的不同认识。事实上,阮籍所用典故并不必然是对魏晋易代的比附,也不是在诗歌中简单复现前代典籍的故事、传说等内容。《咏怀》通过演绎、绾合等手法,将来源广泛、主题多样的典故在一首诗中有机融合,形成新的主旨表达。《咏怀》将典故与诗歌修辞艺术和内心情志抒发相统一,不仅扩大了诗歌用典的取材范围,也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用典修辞艺术的进一步成熟。《咏怀》借典故表达情志思想的作法,既是汉魏诗歌自然抒发的表现,也体现出阮籍逐渐脱离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创作思想,在五言诗中探索文人化的表达方式,是魏晋之际五言诗文人化程度加深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天下观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传承与发展——基于习近平用典的分析

用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修辞手法和言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通过用典的方式,在传承弘扬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天下一家”整体主义世界观、“天下大同”政治理想、“和而不同”核心理念和“计利当计天下利”政治伦理的基础上,从人民主体地位的全面凸显、“共同体意识”的全新扩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新解读、全球视野的多维拓新等方面,赋予中国传统天下观新时代的新内涵,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天下观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传承与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文科“金课”模型初探——以“用典”视域下的“金句”引领为例

新时代“金句”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政治导向、语言革命、人文聚焦等“四位一体”的“用典”视域,能有效引领高校思政“金课”的课程逻辑与专题结构的打造,有助于建构高校新文科的正能量话语体系,并有力地促成“引领性”的教育“供给”,为新文科建设开辟更多新的路径。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用典研究——以对《论语》的引用为例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善于从《论语》等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中汲取养分,并对其中的思想观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对《论语》等中华优秀文化典籍的创造性运用与转化,展现了高度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更好地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启示: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推进理论创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习近平用典艺术在“概论”课中的运用研究

习近平用典艺术为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教学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价值借鉴。本文从提升“概论”课教学理念、丰富“概论”课教学素材、创新“概论”课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阐述,从部分教师典故阐释能力亟待加强、师生话语沟通融合度有待提升、以典故提升教学实效性仍需持续性探索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增强用典阐释、找准内容切入点、扩充用典场域三个方面对习近平用典艺术运用于“概论”课的实践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

从用典看清代花仙文言小说的知识书写倾向

清代花仙文言小说好用典故,与前代文言小说侧重叙事的记录方式形成迥异。通过典故叠用、暗用以及反用等方式,实现了知识的重构,使得清代花仙文言小说带有明显的知识书写倾向。这与清代花谱类书的繁荣以及花谱类书侧重事典的体例有关,可以说,花谱类书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支撑。知识书写促使花仙文言小说具有独特的阅读审美效果,知识对位是破译密码的关键。分析清代花仙文言小说的用典情况,可以进一步考察文言小说逐渐脱离“史部”实录、带有明显创作特征的文类演变进程。

两晋朝文用典研究初探——以引用历史人物为例

朝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官方文书,在以往的成果中,针对朝文的用典研究多聚焦于文学领域,而历史学方面则多集中于石刻和碑刻的用典研究。两晋时期是我国第二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因此两晋朝文具有较大研究价值。撰写者在两晋朝文用典内容中,对于历史人物的引用占据了很大比例。由于在各类朝文中,皇帝和大臣会引用与朝文内容相符的前人评价、人物事迹、名言名句来丰富奏议内容。因此本文以历史人物为例,从两晋朝文用典研究方面入手,以两晋时期为出发点,结合创新思维,运用新颖的分类方法,深入探究两晋时期朝文历史人物用典研究。

大学思政教师课堂教学“用典”探论

大学思政课教学吸引力和引领力的构建,需要思政教师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多种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典”是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它通过较为大众性的叙事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诠释与转译,便于学生理解和认同。思政教师需正视“用典”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发挥“用典”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大学思政课教学中“用典”的类型主要包括名人榜样类、中华成语类、正反比照类、红色文化类等。教学中需遵循政治性与理论性相统一、大众化与抽象性相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应用过程中,应以教材内容为基准,甄选“用典”范例;运用信息化技术,增强“用典”的表达效果;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用,使得“用典”具有现实载体,更好地发挥出“用典”在大学思政课课堂教学中的实效性。

习近平用典的立德树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习近平用典在立德树人方面有何重要价值?习近平用典如何有机融入学校教育以更好地实现其价值?本 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习近平用典在弘扬传统美德、增强文化自信、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突出价 值,并提出从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社团活动等七大路径进行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