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能权交易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及中国现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而用能权交易政策是中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那么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考虑下,该政策能否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效果?基于此,该研究以用能权交易试点启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31个省份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该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整体上看,用能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利影响,且在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②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现路径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升级,并且该政策通过改善部分产业部门的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来抑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利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试点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由此该研究提出相应建议:在现有用能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用能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健全,逐步完善市场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通过增加研发经费投入等方式,切实有效激励产业行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序扩大全国范围内政策试点地区,探索该政策与其他市场化环境规制的协同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方法。该研究从完善用能权交易市场的角度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用能权交易制度与城市能源消费

在激发能源消费侧新活力、推动用能市场化新变革方面,用能权交易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与经验。本文以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20年中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影响城市能源消费强度与结构,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的能源消费强度平均下降了2.5%,其能源结构绿色替代水平平均提升了14.3%。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政策效应发挥,得益于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挤压效应,但也受到地区去煤化程度、资源禀赋和工业属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能源消费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由技术和产业溢出强化了政策效应的辐射作用。研究结论为总结现有用能权交易制度实施成效、加快推进城市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学理价值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数字技术与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基于用能权交易试点企业的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的深度融合,用能权交易作为一项环境规制政策,能否促进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其作用机理如何仍有待研究。基于问卷调查,使用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用能权交易对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显著促进了试点企业绿色转型,数字技术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数字技术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当其高于门槛值时才能显著促进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绿色转型。据此提出应继续完善用能权交易,健全相关信息披露和履约监管制度,增加政府财税扶持,健全数字化基础设施,鼓励企业加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针对不同企业施策等建议。

用能权交易政策对流通业碳减排强度的影响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

本文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2014-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评估了用能权交易政策的设立对流通业碳减排强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政策虚拟变量与流通业碳减排强度显著正相关,即用能权交易政策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流通业碳减排数量。以上结果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政策的设立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助力流通业碳减排力度的提升。

产业链碳流分析及用能权交易研究

在“双碳”和“能耗双控”的大背景下,为了优化能源结构,科学配置能源要素,协调用能控制和经济的发展,研究了产业链客户群碳排放量的获取方法,设置了用能单位的碳排放等级评判机制,规定了用能权交易的初始指标分配标准,并设计了相应的用能权交易市场。通过整理分析某市本土“泵与电机”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群各用能单位的能耗数据,得到碳流情况、碳排放等级评价结果以及用能权配额设置,验证了所提理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途径,厘清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以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用能权交易制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依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究其原因,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实现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降低政策实施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政府的环境目标硬约束更能显著推动用能权交易制度实现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通过激发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实现碳减排,政府的环境关注度能够有效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提出因地制宜地扩大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范围,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建议。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缓解大气污染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中国改善环境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4—2019年中国214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缓解大气污染。具体而言,平均使得试点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比非试点城市降低3.27%。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城市、环境规制意识低的城市和高碳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更能缓解中西部地区城市、环境规制意识高的城市和低碳城市的大气污染。机制检验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来缓解大气污染。以上研究结论完善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在环境效应方面的评估研究,为中国进一步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对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深化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关键问题分析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我国在能耗双控背景下开展的市场化机制探索,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增量调控”和“存量调控”两种典型模式。深化用能权交易制度需要回答用能权的必要性、选择何种模式,以及如何与其他制度协调三个关键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新要求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大多数省、市地区,采取“增量调控”模式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解决现阶段问题更具有针对性;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与现有节能制度形成节能制度合力,也可以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有所区分和互补,提升节能降碳管理效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深化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建议。

“双碳”目标下用能权交易一级市场的逻辑证成与法律规制

用能权交易市场机制作为实现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的政策工具,运用多元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稳步推进节能降碳进程,因而其有效建立和运行是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然而,由于现存法律文件中未明晰用能权权利属性、重点用能单位难以平衡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导致用能权交易一级市场存在政策过度“入侵”法律、初始分配规则不统一等问题。对此,在理论层面,应以“双阶理论”为逻辑基点,将用能权确立为前阶公法属性和后阶私法属性的法律构造,在此基础上探寻政策与法律的融合互补之道,进而完善用能权交易一级市场的法律规范建设;在实践层面,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实现用能权配额分配方式的科学化发展,使用能权交易一级市场的预期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背景下用能权交易的作用不可替代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我国在资源环境交易市场的重要制度尝试,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提升能效和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用能权交易机制的作用和意义,分析能源、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双控的关键内涵,总结目前试点地区的经验与不足,提出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背景进一步研究用能权交易机制。

用能权交易对减排降碳的有效性分析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一种基于市场调节机制的环境权益交易制度。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来分析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促进减排降碳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业高级化水平对我国的碳减排作用较为显著,这说明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应成为我国现阶段减排降碳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相较于环境技术,生产技术的进步则会产生一定的“回弹效应”。

“双碳”目标下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法律检视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我国能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我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用能权的权利属性界定不明与初始分配规则不一,进而导致用能权交易制度开展的理论基础不彰与整体建构失调;用能权交易市场呈现出市场活跃度低、与其他环境权益市场交叉等问题。由此,需完善用能权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法律规范建设,为全面推进用能权交易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应以用能权的权利客体(能量)为逻辑基点展开思考,确认用能权的准物权属性;在明确其权利属性的前提下,应实现用能权初始分配模式科学化发展;应探索用能权交易主体的扩围,开拓多种交易形式,不断盘活市场动力;应确保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同共建,在解决重复计算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两权市场的制度合力建设,共同作用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研究

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对探索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节能降耗,以较低成本实现能耗“双控”目标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省域能源消费强度。具体而言,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使试点省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了7.47%左右。同时,各种控制变量对省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可以显著地促进省域能源消费强度下降0.781%;产业结构每优化1%,可以使省域能源消费强度下降0.454%;对外开放水平每提高1%,可以促进省域能源消费强度下降0.033%;研发投入每增加1%,可以使省域能源消费强度提高0.152%;人口规模每增大1%,会使省域能源消费强度提高0.06%。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省域能源消费强度。

广东省用能权交易试点建设方案探索

为更好地给广东省“十四五”期间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保障,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有效开展,广东省建设用能权交易市场势在必行。梳理广东省用能权交易发展的现状,比对广东省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发展情况,从理论上分析用能权交易的主要组成要素,同时借鉴国内用能权先行试点省份的经验,提出对广东省用能权交易试点建设方案的启示。

用能权交易市场法制检视与构建——以交易主体为向度

迄今为止,用能权交易市场仍处于试点探索时期,尽管用能权交易市场规则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试点市场取得初步成效,但在交易主体这一微观层面仍存在主体标准设置不清、范围过于狭窄、与其它制度主体交叉重叠等问题。究其本源在于作为交易核心的用能权权属不明、电子交易平台信息披露欠缺;就其完善路径而言,应在借鉴域外白色证书的基础上,完善国家立法、构建多元化交易主体、探寻环境权益之间的联合履约机制。

“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来自282个地级市的证据

2017年“用能权交易”试点制度正式开始实施。作为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水权4个环境权益交易机制之一,“用能权交易”试点制度能否以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从而推动地方产业转型有待分析。基于2014—2019年共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索“用能权交易”和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不明显,且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用能权交易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对于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为了探讨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任务目标,本文首先测度了用能权交易模式下的最优能源投入和期望产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改进的综合能源强度变化的分解模型。借助2001—2015年30个省份三大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量化分析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能源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第一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同时发现,第二产业能耗偏高,应该让渡部分用能权,而第一、第三产业还可以适当提高能源消费,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2)地区效应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效应对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较小。这意味着中国能源市场的分割、要素扭曲主要来自于省际间的资源贸易壁垒,而在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并不存在该壁垒,"诸侯经济"的现象依旧存在。(3)用能权交易模式下的能源强度相比于实际的能源强度能下降约14. 02%,总能耗下降7. 07%。通过用能权交易制度,使能源在省际间产业内进行跨期流通(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能够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经济更加平衡充分地发展,进而实现能耗总量和能源强度"双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