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风险下基于看涨期权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决策

新冠疫情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为缓解这一痛点,在疫情风险背景下,构建了一个生鲜农产品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单周期两阶段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并引入看涨期权,研究零售商和供应商的最优订货定价策略。研究表明:零售商的最优期权订购量是疫情风险系数、期权订购价和期权执行价的减函数。供应商不同时存在最优期权订购价和最优期权执行价,但若固定其中一个,便能获得供应商最优期望利润。供应商通过提高期权订购价或期权执行价均可增加自身期望利润,但其代价是减少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以致供应链总期望利润降低,这对供应链的发展不利,可通过调整期权价格,以实现供应链协调。另外,疫情风险对供应链期望利润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当疫情风险低于该拐点时,供应链期望利润是疫情风险的增函数,此时零售商购买看涨期权对供应链有利,反之则不利。因此在疫情初期,零售商购买看涨期权会不断增加供应链收益,但随着疫情的不断恶化,供应链收益会不断减少。

疫情风险下考虑期权与现货市场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决策

针对疫情背景下同时考虑现货市场和期权市场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运用Stackelberg博弈研究零售商的订货策略和供应商的期权定价策略。研究表明:零售商存在最优现货订购量和最优期权订购量,最优现货订购量是期权执行价的增函数,最优期权订购量是期权执行价的减函数,且最优现货订购量的增幅小于最优期权订购量的减幅。零售商的期望利润是期权执行价的减函数,而供应商的期望利润是期权执行价的增函数,且供应商利润的增幅大于零售商利润的减幅,故供应商可适当增加期权执行价,并通过共享供应链系统增加的利润来补偿零售商,实现合作共赢。另外,疫情风险会减少产品订购量,且对供应链各方收益均不利,可通过开辟基于互联网的送货上门、智能快递柜自提等少接触的营销渠道来增加收益。

考虑疫情风险与双重时效性的生鲜品供应中断库存控制策略研究

为解决重大疫情引发的供应中断导致生鲜品库存水平振荡,在市场需求随机变化的情形下,建立一个由供应商、配送中心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生鲜供应链库存系统,考虑由疫情引起的三种风险情景,引入系统动力学模型对零售商动态库存系统运营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受疫情风险传导系数和变质率两个序参量影响,供应链库存呈现振荡趋势;通过确定不同供应中断时长下的疫情风险情景提出优化保鲜投入策略、安全库存策略、以及共享库存联合提前转运策略有效降低零售端库存水平振荡并使其呈现渐稳趋势,实现产品在交付过程中的双重时效性,达到供需匹配,缓解疫情风险带来的影响,为相关零售企业提供决策支持。

疫情风险感知对大学生抑郁影响的中介效用

目的:探究疫情风险感知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以及手机依赖与失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疫情风险感知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手机依赖量表和失眠量表对280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疫情风险感知、抑郁、手机依赖和失眠两两变量之间显著正相关。疫情风险感知与手机依赖、失眠和抑郁显著正相关(r=0.16,0.18,0.17;P<0.001);手机依赖与失眠、抑郁显著正相关(r=0.53,0.57;P<0.001);失眠与抑郁显著正相关(r=0.59,P<0.001);(2)手机依赖(β=0.16,P<0.001)与失眠(β=0.19,P<0.001)在疫情风险感知对抑郁影响中的单独作用显著;(3)手机依赖和失眠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0.39,P<0.001)。结论:疫情风险感知不仅可以通过手机依赖或失眠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抑郁,还可以通过手机依赖→失眠的链式中介效用影响大学生抑郁。

考虑区域疫情风险不确定性的公共卫生应急医疗机构选址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提供紧急医疗救治服务的应急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考虑疫情的区域间和区域内传播特性,提出了一个考虑区域疫情风险不确定性的、有最大距离约束的p-中值模型,并为模型设计了一种改进的贪婪取走启发式算法。同时,将模型应用于新冠疫情背景下安徽省定点医院的选址问题,提出了不同疫情形势和决策者风险态度下的三组设施点选址策略和一个三层级的设施点调整策略,并在传染病医院远离居民区原则下,给出了一个定点医院的选址策略。最后,本文从坚持底线思维,适度超前布局规划;重点关注高风险地区,合理布局;分类施策、分级应对,根据形势确定选址策略;“平战结合”,重视医疗设施的“平”“战”转换能力等方面,为做好医疗救治资源的合理设置提出政策建议。

定向医学生疫情风险感知对其履约意愿的影响路径分析

目的了解疫情风险对定向医学生履约意愿的影响,提出促进诚信履约的学校教育策略和措施。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信息,采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定向医学生履约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结果描述性分析发现,女性履约意愿高于男性;预防医学专业定向医学生履约意愿相对较高,而精神医学专业定向医学生的履约意愿相对较低;随着年级的增加,定向医学生的履约意愿逐步降低。多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级、专业等因素的情况下,疫情风险感知(β=0.062,95%CI:0.007~0.117)和职业角色认同(β=0.283,95%CI:0.241~0.325)对履约意愿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疫情风险感知对履约意愿的影响不仅受到性别和年级的影响,而且职业角色认同是前者影响后者的重要中介。结论加强定向医学生公共卫生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以增强其公共卫生处置能力;将职业生涯规划贯穿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增强职业认同意识,重点管控好高年级定向医学生的违约风险,提升其服务基层的履约信念。

城市区域功能感知的细粒度疫情风险评估模型

针对疫情期间实施精准疫情防控的需求,达到兼顾疫情防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实现了细粒度条件下的疫情风险评估深度学习模型,用于探索城市场景下街道、社区级别的疫情风险实时预测。提出一种城市区域功能感知的细粒度疫情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包括区域功能特征学习和区域关联挖掘2个模块。首先,区域功能特征学习模块将POI(point of interest)分布和疫情风险特征相融合,用于表达不同城市功能对于风险传播的影响,以引入风险扩散的先验知识。然后,区域关联挖掘模块将低层的城市网格按照功能分类映射至更高层的功能区域空间,并直接捕捉功能区域间的空间依赖,避免了低效的堆叠卷积计算。所提模型在2022年南京市新冠疫情数据集上进行了验证,相比于传统的时间序列和时空序列预测方法,所提模型相较于现有方法,在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指标上降低了8%~23%,在均方根误差指标上降低了0.3~1.2。同时所提模型的可学习参数量大幅降低,模型计算效率远优于现有方法。

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基于风险感知理论,研究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并探究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体质健康信念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对济南市3所中小学7至15岁年龄段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1)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健康信念(r=0.511,p<0.01)显著正相关,与焦虑抑郁(r=-0.562,p<0.01)、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r=-0.549,p<0.01)显著负相关;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与焦虑抑郁(r=0.576,p<0.01)显著正相关,与健康信念(r=-0.544,p<0.01)显著负相关;健康信念与焦虑抑郁(r=-0.512,p<0.01)显著负相关;2)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其直接效应为-0.232;3)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中,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能够发挥单独中介及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的25.7%、22.4%和8.6%。结论青少年体育锻炼可以直接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并且,既可以通过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还可以通过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青少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风险防控体系研究

自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8日,中国已有24个省份相继发生100起非洲猪瘟(ASF)疫情,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存在进一步扩散至全国的风险。针对该病的流行现状及影响,提出要吸取国外ASF防控的教训,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构建政府、生猪合作社、生猪养殖户三位一体的ASF疫情风险防控体系,即以实现三方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合理布局与组织为主线、防控业务流程为核心、三方博弈均衡下疫情信息充分对称为最终落脚点的动态网络,以期能把控疫情,最终根除ASF,实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战略目标。

社会资本与疫情风险的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是风险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社会资本作为有效的社会机制,能够通过提高感染知情程度、扩大公众的困难解决途径、调整人们的心态,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维持常态生活、平稳渡过疫情。模型分析表明,以关系互动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的防疫作用是直接、正向、稳健的,而以资讯来源异质性为特征的外联社会资本是补充性的,其作用是间接、不稳健的。尽管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切断了人们的物理联系,但信息时代的社会资本通过线上社交打破这种隔离,帮助人们保持核心关系圈的紧密互动,维持广泛联系渠道,避免了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危害①,在防疫和抗疫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分区分级评估方法比较研究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分区分级评估方法。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收集疫情风险评价的5个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累计确诊病例数、前14 d累计新增病例、人口密度、人口流动强度和GDP;采用单指标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方法和系统聚类方法,分别在2月17日、2月26日,对重庆市38个区县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对这3种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总体上,3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如万州区属于风险特高地区,2月17日有6个低风险地区,2月26日有14个低风险地区,主城区(除北碚区)均属于高风险地区。相对于单指标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方法增加了一些低风险地区,系统聚类方法的结果差别相对较大。结论:单指标评价方法简单明确,但仅考虑了疫情指标;层次分析方法综合了各领域专家智慧,且可对各地区危险程度进行排序,但操作稍复杂;系统聚类方法强调整体上的相似性,但可解释性欠缺。总之,3种评价方法的结果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对而言,层次分析方法分类结果更合理,建议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综合研判的首选方法。

浅谈入境邮寄物中的植物疫情风险

加强入境邮包快件的检疫监管,防止由于入境邮寄物夹带的违规入境植物繁殖材料、植物产品引起各种疫情疫病的发生和传播,保护我国人民健康和农林畜牧业生产安全。通过对2009—2010年苏州局邮检办截获植物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疫情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截获违禁物中的植物疫情风险进行评估。入境邮寄物中截获的违规入境植物繁殖材料、植物产品存在较高的植物疫情风险,由于违规入境植物繁殖材料、植物产品存在较高的植物疫情风险。因此检验检疫部门要努力做好入境邮寄物的检疫监管和风险分析,切实有效地履行职责,保护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工农业生产安全。

重大疫情风险预防:理论基础、实践反思与机制建构——基于“新冠”疫情初期风险防控的考察

疫情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巨大传染性和严重破坏性,要求我们必须构建有效的防控机制,尽最大限度防止疫情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风险社会理论、系统脆弱性理论和社会燃烧理论为疫情风险预防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范式。武汉市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的防控实践为疫情风险预防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经验教训。风险致灾机理为疫情风险防控预防机制的建构提供了逻辑基础。重大疫情风险防控预防机制包括风险隔离机制、阻断机制、防御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四大组成部分。

2018年9月黄热病疫情风险评估

目的评估黄热病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以及输入我国后进一步发生本地传播的风险。方法在资料综述、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定性评估。结果黄热病疫情存在由尼日利亚输入我国的风险,由刚果(金)、刚果(布)、利比里亚输入我国的风险较低。结论黄热病输入后在部分伊蚊密度较高的地区存在进一步传播或流行的风险。

2018年肯尼亚裂谷热疫情风险评估

目的评估肯尼亚裂谷热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以及输入我国后进一步发生本地传播的风险。方法在资料综述、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定性评估。结果肯尼亚裂谷热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较低。结论预计裂谷热传播的风险总体维持在区域性水平,输入我国的风险较低。如果肯尼亚当地的暴雨和洪水持续不断,疫情在该国甚至在非洲区域传播蔓延的风险会显著升高,继而输入我国的风险会进一步升高。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主义的限度及其重构——以全球疫情风险为视域

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风险社会”在全球生成和扩张的过程。疫情风险作为全球风险中最为普遍和必须共同面对的风险形式,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与以往社会风险和其他风险不同的特征,给人类生存发展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贝克基于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构想为理解和应对疫情风险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吸收借鉴世界主义积极、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重构,建构了一种基于人类“共在共存共生”的整体性思维和“共商共建共享”实践模式的新世界主义,并以有效行动和责任担当为应对疫情风险提供了彼岸性的中国方案。

疫情风险防控下医疗废物运输选址-路径优化

为降低运输医疗废物的疫情风险,提出医疗废物运输选址-路径优化建模与求解方法,旨在协同优化设施选址、能力配置、路径优化和运量分配决策。根据医疗废物感染性、环境传播性和公众感知差异性,设计疫情风险度量模型;结合城市路网结构,构建疫情风险和成本最小的医疗废物运输选址-路径模型;融合带权重的目标规划方法和自适应遗传模拟退火算法,设计多目标优化算法;最后,通过武汉实例和测试算例,验证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计算结果表明:新方法能在25 s内提供多个有效方案,新模型可减少1.4%的总成本和34.25%的求解时间,新算法可减少62.13%的计算时间。

我国重大疫情风险全链式识别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多次成功地化解了重大疫情风险。但是,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疫情防控全过程的风险识别不到位,造成了部分地区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甚至处于被动。为了解决此问题,围绕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主链条,以应然—实然—对策为分析框架,先用故障树和因果图,进行回溯性的疫情风险全链式识别;然后分析疫情防控实践中全链式风险识别存在的不足;最后,从下好“先手棋”的高度提出了我国提高重大疫情风险全链式识别水平的对策建议,可供有关主体在今后的重大疫情防控中作工作参考,提升疫情防控效能,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

基层社区重大疫情风险防控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QZ县疫情风险防控的扎根研究

社区是我国重大疫情风险防控的前沿阵地与重要堡垒,县级城市所属社区亦不例外。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基于QZ县的扎根研究结果显示:县级城市所属基层社区通过疫情风险防控宣传教育、制度治理与多元参与等方面的防控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分别因社区居民素质参差不齐、基本生活物资所需、走亲婚丧习俗与访友聚会习惯等方面的原因而相应面临社区居民防控意识淡薄、违反社区防控治理规定、易于造成风险防控管理冲突、违法违规聚集等方面的疫情风险防控困境。为此,社区治理者应该采取法治化宣传教育、优化社区规划及其治理规定、建立多元参与的调解处理机制以及加强巡逻和管治力度等方面的举措来应对。

社会支持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归属感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社会支持对于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及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376名被试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 社会支持对疫情风险感知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 归属感和生命意义感在社会支持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包含归属感、生命意义感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归属感、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等三条路径。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已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发现了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归属感和生命意义感来降低疫情风险感知,这对于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应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