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认缴登记制度 营造诚信有序的营商环境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认缴登记制进行了完善,明确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同时,新《公司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期限的,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出资期限、出资数额明显异常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缺陷与完善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维护当事人诉权的重要举措。但截至目前,我国在立案登记制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立案审查标准不一、司法权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滥用诉权行为时有发生等缺陷。为了更好地实施立案登记制,有权机关应当从明确立案条件的审查标准、司法权的去行政化、构建滥诉惩戒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立案登记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推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档案开放滥诉的认定及其治理研究--基于18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群众的诉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档案开放滥诉现象也愈发突出。实践中部分申请人因档案部门档案开放工作无法满足于自身需要,遂出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反复起诉档案部门,从而造成档案开放领域的滥诉现象突出。对此,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187份司法案例为样本,对档案开放滥诉现象进行界定,继而深究档案开放申请人滥用诉讼权利的原因,最后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层面探索档案开放滥诉的治理机制。

认缴登记制度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2017-2021年2457件加速到期案件大数据实证样态分析

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资本认缴登记制,这一改革对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繁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实行公司认缴登记制以来,学者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有债权人权益保护和股东期限利益保护两个方面的分歧。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股东出资期限加速案件中,债权人行权成本较高;不同地方法院对涉及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案件理解和适用不统一。规范股东出资期限加速的法律适用路径建议:降低加速股东出资到期案件中债权人的行权成本;统一适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标准;统一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案件中“不能出资期限”的适用。

基于AHP构建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分析

研究目的:构建不动产登记制度可选方案的体系,并评选出适合中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与配套方案。研究方法:运用层级分析法(AHP),借鉴各国或地区的制度经验,构建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可选方案的体系,再针对土地、法律专家以及政府土地部门领导专家进行专家问卷调查,求取专家意见的一致性。研究结果:中国应采取土地管理部门统一不动产登记、土地及房屋均采取强制登记、以产权文件作为确保登记无误的关键审核文件、登记机关设立基金赔偿或投保赔偿以及设立土地登记代理人5个方案。研究结论:中国适合采用强制登记、实质审查以及错误赔偿的权利登记制,以及发放权利书状的托伦斯登记制,成为混合登记制;实施时应依序进行土地确权、土地与房屋管理部门整并、建立登记机关赔偿机制以及建立土地登记代理人制度。

土地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土地登记制度是土地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它可以将土地归属关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确认。然而,中国土地登记制度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使其应有的作用不能得到发挥。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可以为中国土地登记制度的改革寻找出路。

境外土地登记制度比较(上)

一、土地登记制度浅介 土地登记,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政治体制等因索互异,立法例参差不一,所采制度未尽相同。大致可分为契据登记制、权利登记及托仑斯登记制三类。 (一)契据登记制 契据登记制,又称为法国登记制或登记对抗主义 该制于土地所在地的官置设置公簿。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优化路径研究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是破解“立案难”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由于《行政诉讼法》整体法条设计未体现立案登记制的本质与内核,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加以实质审查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存在审查程序明晰不够、起诉条件界定不清、保障措施有待完善等问题与不足。通过对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和构建模式的考察,提出了细化立案登记制审查程序、限定行政诉讼起诉条件范围和健全立案登记制保障机制等优化路径。

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实用研究

《民法典》对担保物权体系的重大调整成为构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体系的制度基础。相较于传统担保登记,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在功能上能为交易第三人提供信息,确立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并能让隐形担保“显形”。在功能主义的立法思路下,纳入登记范围的行为应当在功能上具有担保作用。在登记各方职责上,《统一登记办法》仅要求登记机关进行形式审查,而对当事人规定了更高的注意义务。在登记制度选择上,《统一登记办法》构建了电子化登记系统、选择人的编成主义,并采用声明登记制的登记方式。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体育企业发展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的体育企业发展进行研究。认为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认缴登记和年度报告制度为重要内容,其促进了传统企业向体育企业转型,激发了民众创立体育企业的热情,但也增加了政府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招标时对投标人资格认定的难度和对企业进行监管的难度,且现行的惩戒机制无法适应对企业"严管"的需要。对此,建议依据第三方机构审计出具的财务报表或证明认定投标人资格;明确部门市场监管职责,强化部门协同监管;工商登记制度变处罚为记录,促进体育企业健康发展。

立案登记制改革:创新与踟蹰

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度全面启动。这一靶标“立案难”司法困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需要推进体制性进化以及外部环境的优化。

境外土地登记制度比较(下)

(续总第346期) (四)日本土地登记制度 日本于1886年8月11日公布《登记法》,翌年2月1日开始施行。登记法的内容共分五章计41条,为日本现行不动产登记法的雏型,并决定了其后土地登记制度的基本结沟。惟当时尚未制定民法,故其内容尚包含不少属于实体法的规定。该法规定登记机关称为“登记所”并隶属于治安裁判所,

现行企业登记制度改革初探

明确地提出了现行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的方向 :把审批制改为直接登记制 ;把分别登记注册体制改为集中登记注册体制。

论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的重构——以立案登记制的改革为视角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大量刑事案件涌入法院,已经使得部分基层法院措不及防。如何对立案受理后的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程序审查,以及对刑民交织的自诉案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流已是刻不容缓。文章认为,立案登记制的改革并非专属于民事诉讼;其对重构我国现有的刑事预审制度亦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契机,在借鉴西方国家刑事预审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设想,以期对重构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有所参考。

立案登记制的本质及其建构

立案登记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诉权,有利于发挥司法的应有功能。任何一个案件的形成,均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要件及实体要件,因而,立案必须审查。立案登记制并非摒弃法院的审查,而是将审查置于程序之中,变先前的"先审查、后立案"为"先立案、后审查",给予当事人以足够的程序保障。建构立案登记制,尚需在立案机构、诉状格式、案后审查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规定。

直接登记制下的社会组织行政监管研究

直接登记制由于契合了放松社会组织行政束缚、扩大社会组织生存空间和推动社会组织长足发展的变革趋势,从而在与双重管理制的制度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务院当前着力推进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新型的制度模式也凸显出多方面的行政监管难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登记制与借贷“三板”市场——民间金融的优选制度与组织结构

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的良好“补充金融”形式。对待民间金融不应是“堵”,而是“疏”。笔者认为,登记制是疏导民间金融的最优制度选择,在登记制下构建借贷“三板”市场,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组织结构,可实现民间金融的自由与健康发展。

得形忘意: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之省思

通说认为,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立案登记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立案登记制的精义在于实质性地简化立案环节的审查事项,即法院在立案环节仅对起诉是否满足立案要件进行核对,不深入对诉讼要件的实质审查。由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设置的各项起诉条件中依然包含了诉讼要件,而第五十一条又规定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法院才能立案,所以该法所规定的依然是立案审查制。立法者在颇为仓促的立法过程中,仅采纳了立案登记制中的出具书面凭证这一形式要素,而没有吸纳实质性地简化立案环节的审查这一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可谓得其形而忘其意。现行规定虽有助于克服由法官的"不立不裁"枉法行为所造成的立案难问题,但无助于消解立法层面的立案难问题。要确立形神兼备的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应修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剥离其中的诉讼要件,但在宏观的司法环境未发生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此种改革应当审慎而行。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环境诉讼的影响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现行的立案审查制改革为立案登记制。立案审查制下法院要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再决定是否受理。立案登记制下法院不再对起诉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后即可立案。立案登记制有助于解决环境案件"立案难"问题,对行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改为立案登记制后,环境案件数量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对此人民法院和环保部门应当早作部署。立案登记制对环境案件当事人可能带来起诉不足的风险,应避免盲目起诉。人民法院要积极推进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等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