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不如来饮酒--白居易的饮酒之思

不同于王绩构建世间本无的“醉乡”,白居易立足世间生活,赞酒之功,思酒之事。他认为,饮酒能够让饮者变寒为暖、转忧为乐,也能够斩断在世因缘与消除心中思虑,实现身心和乐。酒醉思虑不生,知欲不行,无用于世,由此销忙为闲。酒醉而得闲,不为世累,身心自在。尽管吟诗谈禅、游山玩水都是其兴趣所在,但是,他认为酒有精神,同时不断把醉精神化,又将醉与自由相互勾连。因此,白居易总是始于饮酒、归于酩酊。在现实的抉择中,白居易拒绝高士归隐、农夫种田、商人行贾、军旅征战、炼铅烧汞、高官显爵、红尘争斗等“忙人”之“忙”,而主张归于“饮酒”之“闲”。他总是把饮酒、醉当作最好的生存方式与人生唯一的归宿,显示出独特价值取向与生存智慧。这为我们当代思考酒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身体书写与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形成

白居易从小就体现出早衰多病的短寿迹象,有很多关于这类题材的诗歌,他的身体书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体弱而关注己身,产生短寿的忧虑,顺而采取慵懒的人生态度,这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路。白居易对于“慵”的书写是其身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咏“慵”、咏“懒”在内的诗歌约有120多首,心安体适、身心慵懒既是“中隐”生活对他身心的滋养与改善,也是“中隐”思想的一种体现。同时,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积极接受了年老的事实,而且还超越了对于生老病死的忧虑,完成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超越。

白居易诗酒中的蒸馏酒探微

含义隐晦的酿酒用语,可能是引发中国古代蒸馏酒源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深谙酿酒之道的白居易诗酒作品为据,借助酿酒工艺学及蒸馏原理,以“知酒读诗”的方式展开讨论。白居易的酿酒之法涵盖了蒸馏工艺,醇浓清澈的酒中“沆瀣”“醍醐”当为蒸馏酒之俚语,而“干酿酒”之名又当源于固态酒醅的无水蒸馏工艺。在证实唐代蒸馏酒及酿酒蒸馏工艺演进特点的基础上,也揭示出酿酒工艺学对于释读诗酒作品的特殊意义。

白居易“昼眠”事象的演变凝定与诗境建构

“昼眠”诗在中国古代数量丰富,从孔子对“昼眠”的批评到后世文人将“昼眠”作为闲适生活的象征,白居易在这一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从对陶渊明“北窗高卧”这种风雅的仰慕到个人的闲适追求,再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拉扯与平衡,“昼眠”在白居易诗歌之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流变与凝定和白居易的一生紧密相连。凭借对“昼眠”诗的时间、空间的考察,可以看到白居易诗歌中的寂寥空旷之意和安贫乐道之思,亦可为“事象”研究的可行性作出一定贡献。

白居易詩的初注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文集抄》考論

在方興未艾的漢文化圈鈔本學②領域,收録白居易(772—846)詩文的日本舊抄白氏文集是引人矚目的焦點之一。譬如儘管已有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1979)③、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1988)④,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2006)⑤、《白居易文集校注》(2011)⑥仍以“積極有效地利用了以往中國學術界所不熟悉的日本舊抄白氏文集資料”而受到熱烈歡迎⑦。

“以人为喻”的审美思想与“情”的审美细化——白居易文质观审美刍议

在白居易之前,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历经审美融合的演变发展,体现出“以人为喻”的审美特征。基于辩证统一的文质思想,白居易在文质观的发展与转向中对“以人为喻”的审美传统作了承继,并提出“气力”说与“粹灵”说,拓展出具有唐人以人论诗特征的审美理论,实现了对唐代审美才性论的理论总结。同时,白居易还将“文质”范畴中的“情”统筹细化为“情志”“情性”“情理”等审美概念,并进行相关的诗歌创作,使其具有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考察白居易的文质观,对于白居易研究和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丰富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白居易诗歌分类的诗学传统与意义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这一分类法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它是对唐前诗学传统的总结,包括《诗经》的言志传统、屈骚以来的感伤传统、陶渊明所代表的适性传统,以及以梁陈为典型的才丽传统。与同时代人相比,这一分类法最具创造性的地方在于提出闲适诗类,凸显了长期被诗论所忽略的适性诗传统。闲适诗类的提出孕育于特定的思想与诗学背景。白居易的分类有助于反思中国古典情志诗学。它表明,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外,还存在其他情志类型,以及不重情志抒写的诗学类别。探究白居易诗歌分类法能深化对中国诗学传统及其嬗变的理解。

白居易的偶作诗与唐宋诗学转型

偶作诗作为一个特定的诗歌类型,定型于中唐时期。白居易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偶作诗的诗人,他之所以创作数量如此庞大的偶作诗,除了受到了洪州禅“平常心是道”和“无事”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他以作诗为生活方式的创作观念的影响。结合白居易和其他中唐时期诗人的偶作诗,可以发现其多以叙事手法表现诗人当下的闲适生活。除了以叙事性突出诗人的日常生活,注重表现哲学性和思辨性,它们还具有“重意”“戏作”和“内省”的特质。中唐到宋代偶作意识的变化,反映出了诗人身份和创作行为不断为古典诗人所重视的演变轨迹。

白居易乐教思想述论

两汉灭亡后,上古乐教传统逐渐式微。虽然魏晋南北朝有过一批重建乐教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儒家乐教曾长期不被统治者关注,直到唐朝中叶才有所改观。白居易便是当时着力论证礼乐价值,并建议君主将其重建的代表。他的乐教思想有三大来源:一是传统儒家“以乐为教”的一贯主张;二是魏晋“音乐自觉化”时代形成的音乐主体论;三是陶渊明“琴乐自娱”的音乐内在化思想。由此导致其乐教思想具备三大内涵:一是继承发展传统儒家“以乐为教”的社会化教育观念,提倡“正始之音”而打击郑声;二是在反思唐初“音乐亡国”理论后形成的政治化音乐思想,强调“太平由实非由声”;三是在被贬江州后逐渐生发出“以乐抒情”的个人化艺术追寻,意在利用音乐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白氏开启了社会化及个体化两大乐教思想脉络的融合,其主张具备深刻的历史意义。

论白居易诗歌中“猿”意象的多重意蕴

“猿”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意象,在白居易笔下具有多重情感意蕴.在不同境遇和思想观念影响下,白居易赋予“猿”意象不同的情感:“猿”意象或表现诗人贬谪失意、羁旅思乡的悲苦心情,或寄托着其离别相思、孤独寂寥的忧愁情感,或展现其闲适自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白诗中的“猿”意象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探究其情感变化背后的根源,进而体悟其“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论紫砂雕塑艺术作品“白居易”的工艺技巧和人文内涵

紫砂雕塑艺术的发展也是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最终能够以比较全面的姿态来呈现出自己的无限魅力。从整体上来看这件紫砂雕塑艺术作品“白居易”,我们能够看到紫砂雕塑的发展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尤其是紫砂雕塑最开始作为一种茶宠或者文人雅器,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雕塑这样的艺术形式在过去被归入匠气的行列,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和音乐、美术、建筑等登入大雅之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和西方建筑艺术思潮的熏陶之后,紫砂雕塑也能够反映一些重大题材的艺术创作,除了文房之中常见的砚山、笔洗之类小杂件之外,以佛教雕塑、人文雕塑为主要代表的艺术作品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能够在欣赏每一件如同玉石一般精雕细刻的紫砂雕塑的时候,却并没有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而是有着一种历史的厚重之感,彷佛古人穿越时空缓缓走来,同时也能够看到紫砂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白居易《长恨歌》的地理空间书写

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之作,诗歌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涉及多处地理空间。白居易高超的叙事艺术展现在他对诗歌文本中地理空间的排布和书写上,在唐宫建筑空间里蕴含着政治与爱情的双重隐喻,在往返蜀路空间里展现回环空间中的流动叙事,在虚构的仙境空间里书写因循中创新的爱情神话。白居易用他天才般的艺术感受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的地理空间进行文学的重塑和再创造,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李杨的爱情传说结合,将真实的地理空间与创作的文本空间相叠,最终完成这一伟大的艺术作品。

白居易诗歌中的文学地理景观研究

白居易一生中优秀的诗篇众多,大都收录在他的别集《白氏文集》中,他的优秀诗作被众多文人墨客追捧,他的一生也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也正因为这些人生逆旅,让他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白氏文集》又名《白氏长庆集》,是白居易的诗文别集,今存《白氏文集》七十一卷,诗文中收录了不少的文学地理景观。

春游“达人”白居易

如果要数古代的春游“达人”,“诗魔”白居易当占一席。中国民间的春游习俗,传说始于先秦,及至唐朝已是盛行。大环境如此优越,白居易自是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