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印转换时期唐集流传方式举隅——以程大昌《演繁露》所见《白氏文集》为例

《白氏文集》宋代诸本系谱研究在白居易研究领域一向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白氏文集》大体完成了由写本向印本的转换,其卷目编次也由“前后续集本”变为“前诗后笔本”,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互动值得探讨。在此背景下,调查清楚白集宋代诸本的状况,成为梳理版本衍变源流的关键。本文以程大昌《演繁露》为例,通过分析其征引《白氏文集》的情况,发现在南宋士人的阅读视野中“,前后续集本”和“前诗后笔本”同时存在,而程氏所见或出南宋秘阁藏书。同时根据卷帙分析来推测,《白氏文集》从“前后续集本”到“前诗后笔本”的体例更革,最早可能完成于写本流行时期,至印本流行时期则被读者选择成为社会主流版本。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日本那波校本《白氏文集》所见诗文新证

日本保存了不少江户初期利用古抄本校对的那波道圆本《白氏文集》,包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林道春校本、尊经阁藏天海校本、蓬左文库藏校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大东文化大学藏本等。通过诸本古抄本的校语,可以补正白居易与韩愈、元稹、柳晟、李惟简等同时代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了解白居易诗文的原貌,对研究唐代文体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还可订补白居易存世作品错讹之文,了解部分传世不存之自注。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现存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留下的12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70卷《白氏文集》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了解《白氏文集》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白氏文集》还与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在日本,《白氏文集》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

从《白氏文集》看13世纪中朝日三地文化交流

《白氏文集》流传朝鲜半岛与日本,白诗已成为当时跨越海域的一种文学标准。同时代的高丽王朝的李奎报与日本的藤原定家都是白诗的爱好者、研究者、传播者,因地域关系、接触版本不同,即高丽王朝是中国宋朝新开版的宋刊本,日本则是八九世纪传来的手抄的唐抄本;因而便产生了不同的受容姿态与结局,值得探究。

从北宋《白氏文集》准印牒文看宋代文集出版的审查制度

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杭州刻本《白氏文集》所附当时杭州详定所颁发的《白氏文集》准印牒文,是《全宋文》未收的佚文。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宋文集出版审查的运作流程和审查内容。其中"敕命指挥毁弃淫侈浮浅俚曲秽辞"一款,对了解北宋词传播的文化生态尤具意义。此文不仅为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学信息,也为文体学研究北宋详定所文集出版的牒文,提供了一个现存最早的出版详定牒文的实例。

慧萼鈔南禪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復原稿

本稿爲慧萼鈔南禪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之復原稿(1)。按,屬於慧萼鈔系統本的金澤文庫舊藏《白氏文集》卷十三現已不存,然據尊經閣藏天海校那波道圓本《白氏文集》(下稱天海本)卷末奥書可知,鐮倉時期著名僧醫梶原性全(1226—1337)曾另鈔有一本慧萼鈔系統本(2),而性全鈔本之底本,則是藤宗重傳鈔平佑俊鈔本(奥書原文參見本復原稿末及圖1書影)。

日藏旧钞本《白氏文集·前集》编撰体例论考

唐代作家中,白居易对自己文集的编撰、保存意识最强,具有极为自觉的诗文辨体观念,其自编文集的文体分类也很复杂.因白氏手定本唐末五代即已散佚,故宋初以来中国所传多为五代人补钞本及以之为祖本的一系列刊本,北宋著名藏书家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就已指出当时所传钞补本及诸刊本“皆篇目次第非真”①.而现存最早的白集刊本——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②,更改成前诗后笔的编排方式,将白氏手定本的前、后、续集的编撰顺序完全打乱.

王朝贵族推崇《白氏文集》现象

中国汉唐诗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中古时期的和歌及日本汉诗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产生于唐代中晚期的白氏诗歌,以其浅显易懂、闲适伤感的特点备受王朝贵族推崇。

日本文化里的《白氏文集》——纪念白居易1250周年诞辰

一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文学史的标高之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这一顶峰上的三颗璀灿的明珠。但在李杜高标为“大树”的共识之外,古今论者对白居易能否与李杜并举则存有疑义,如宋苏轼批评“元轻白俗”,如明王世贞、清王夫之、王士祯就不喜欢白居易。不过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经过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的洗礼,“李、杜、白”排名似已成定论。

神田本《白氏文集》卷第三紙背所書“會要”記事

由本科研經費資助的文獻考察,於2014年12月19、22兩日在京都國立博物館得以開展,筆者忝列其間。考察内容詳於本《通訊》No.2“活動記録”。((1))小稿擬就當時所閲典籍之神田本《白氏文集》卷第三紙背注記所録“會要”記事,略述淺見。此件古鈔本以神田本《白氏文集》而爲世所知,共存二軸,即以“新樂府”爲内容的卷第三、第四。正文書寫於嘉承二年(1107)前後,另有文章博士藤原茂明於天永四年(1113)所施訓點。

《文苑英華》所據《白氏文集》諸本考

本文在整理《文苑英華》所收白氏詩文的基礎上,考察了《文苑英華》正文所據底本及校勘所據諸本的來源問題。《文苑英華》正文所據底本爲崇文院所藏《白氏文集》寫本,相比現存最善本的那波本更好地保留了《白氏文集》本來的編集情況。其文本内容來自於《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本定稿,屬不同於流傳於日本的慧萼本系統的大陸鈔本系統。《文苑英華》校記及《辨證》參照了南宋時期流傳於世的《白氏文集》諸本,反映了當時《白氏文集》刊刻類型之多、流傳範圍之大。特别是其中所保留的京本、蜀本、川本這類散佚已久的《白氏文集》的文本,對於考察《白氏文集》刊本系統的發展等問題有着十分重要的價值。

《白氏文集·索引》编纂概述

文章针对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和已有白居易作品索引的编纂情况,详细介绍了《白氏文集》索引编纂所依据的版本,并简明地阐述了以日文假名拼音音序排列的以及以中文排序的两种索引编制的缘由和编纂体会。

东瀛才女紫式部的汉学情缘——《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受容

《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学史上的"双璧"之一,作者紫式部在文学领域为中日交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她在长达54卷的历史故事画卷《源氏物语》中,频频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为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土壤中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视点出发,通过考察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紫式部的汉文学修养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尝试分析作者是如何借鉴汉诗文的故事原型创作出独特的文学主题。

域外漢籍鈔本與唐代辭賦文獻整理——以日本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爲例

有唐一代,是我國古代文學對外傳播的重要時期。以其時的日本進行返觀的話,會發現不僅是先唐的文學經典,唐代的詩賦、駢文、傳奇等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關注。詩歌如李嶠(645—714),其《百廿詠》傳入日本後成爲幼學童蒙的重要讀物,今存的嵯峨天皇(786—842)手鈔本于書法和文學而言都是稀世珍寶。

跨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日本假名文学“中国性”考——以《白氏文集》为例

由出土实物(金印)、文献《后汉书》记载以及传世日藏写本文献三重印证的日中跨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予倭的奴国王金印之际。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日本诞生了真名(汉字)文献:日本汉文。首次出现的就是604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这是600年日本首次派遣使者渡海进行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结果,《宪法十七条》显示的“中国性”涉及十多种中国古典文献。日本文学有真名(汉字)文学和假名文学之分。真名文学直接受容中国古典文学,显示“中国性”这一跨文化交流的文学现象几乎已经成为日中两国学界所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假名文学的和歌、物语、谣曲、随笔四种主要文学样式如何受容《白氏文集》进行实证考察,以验证其包含的“中国性”。

《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的白诗引用与美学表达探析 --以对《白氏文集》的引用为例

《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是平安时期女流文学的代表,同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两部作品成书时间相近,作者同为宫中女官,并深受中国汉学影响。但是,这两部作品文风却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日本两大传统美学--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和明快(をかし)。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了对白居易诗歌的引用方面。即使是引用白居易同一篇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也截然不同。因此,该论文旨在通过对《白氏文集》的引用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分析日本两大传统美学的特点,以期对日本美学文化思想有所把握。

新校《白居易传》及《白氏文集》佚文汇考——以日本中世古文献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笔者新校出之日本平安古文献《政事要略》所收《白居易传》为中心,再结合其他日本古文献中所见白居易相关记载,对白居易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再考证。最后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1)现今诸年谱所系白居易生卒年乃出自宋人陈振孙之误考。(2)通过《江谈抄》中新发现的白佚诗文可以看出,现存诸本均已散佚了大量诗文。笔者推测这些佚诗歌原本极有可能都被收于卷一二,其中还包括了白居易之《长恨歌序》。(3)《白氏六帖》乃白居易死后唐宣宗命人编撰而成。另外,据《世俗谚文》之引文可知,白居易在《白氏洛中集》编成之时还曾在书前附有一篇《序文》,且还对白居易对《白氏洛中集》之编撰态度有所叙录,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

缮写、模勒、板印--由《白氏文集》流传看抄印转换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元、白在传播效应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有意识利用石刻拓印、木板雕印等各种复制手段,提升传播效应。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末,书籍处于抄印并行阶段,印本生产以官方与寺院为主体,多为实用类或宗教类宣传品,文人别集以抄写为主,全集流传不广,文集的形态也不稳定。白居易在世时,流行于世的多为元和时形成的小集与元白唱和集,五十岁后的作品多不为人知。书籍生产商品化推进了印刷技术普及化,也带来了全集流行的时代,《白氏文集》初刊于宋初,是对多种抄本编辑的结果,固化了白集形态,与抄卷原始形态多有不同。印本降低了文集制作的成本,推动了私人全集的流行,改变了作者的创作观念与阅读者的批评理念。

尊经阁藏天海校本《白氏文集》及其价值

尊经阁文库藏校本《白氏文集》是江户初期天海大师在那波道圆本上校注加点的版本,其主要价值首先在于保存了惠萼、宗重、邦光、性全等人的奥书,对研究白集版本流传有所俾补;其次在于天海所校诸本文字与金泽本、《文集抄》《管见抄》等古抄本颇相近,以上版本所不存之诗文,天海校本有不少独特处,可纠正白居易作品传本误文,提供更优之抄本异文;天海还抄录诸本所无之注释,其中一部分可能为白居易自注阙文,另一部分为日本学者所注。日本所藏此类珍贵那波校本尚有十余部,应为我们校勘《白氏文集》及研究白集流传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