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新诗派的“自然音节”理论与实践

新诗草创期,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标举"自然"与"自由",逐渐丰富了"自然音节"论的新诗诗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节奏理论。围绕何谓"自然音节",如何"音节自然"的命题,白话派诗人从概念内涵、节奏划分、组织原则、节奏艺术等方面作了有同有异的阐释,既有对抗旧诗格律的共同立场,亦有"自然音节"内部的分化趋势。在自然音节的实践路径上,大致形成两种路向,一类是从诗体内部突破,或利用或改造或摆脱旧体诗词中的某些因素,将"旧"诗转变为"新"诗,倚重从传统到现代的路向;一类是从诗体外部开掘,借用散文文体加以诗化,借助欧化的力量,倚重从欧化到现代的路向。检视白话新诗派的"自然音节"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梳理传统格律向现代节奏转变,以及现代诗歌节奏理论自身发展的路向,同时也为现代诗歌节奏实践提供借鉴。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浅析沈尹默白话新诗中的悲感意识

在情感系统方面同初期的其他白话诗人相比,沈尹默的白话新诗,几乎都强烈地投射出了一种悲感色彩,而这种悲感色彩又总是通过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的悲感意识透射出来的。本文试图对沈尹默白话新诗中的悲感意识作出分类解读。

《新青年》与早期白话新诗

主持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方长安教授参与者：武汉大学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班王立扬、郑艳明、黄艳灵、徐文泰、高欣、葛思思、周紫薇、宋雨蔚、李译闻、马敏、李一扬、陈妮、丁乐、袁婷等整理者：黄艳灵方长安：大家好，上次课谈到，新诗发生于传统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处于弱势的背景下，发生于西方的强势冲击与民族内在原动力不足之际。新诗的发生发展受益于“五四”时期知识者的世界观念、启蒙立场，且离不开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开放姿态和对中西诗学资源的批评兼容态度，离不开《新青年》对白话新诗的全力运作，等等。

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

在五四激进的文学革命语境下,"白话"在否定"文言"的基础上获得了新诗的话语建构权。五四初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除借镜西方话语之外,还从本土的民间话语传统中获取资源。在五四新诗的现代发生和范式建构中,传统的"自然"、"真实"、"创造"等民间理念,被赋予全新的现代性意涵,并成为早期新诗理论建构的核心语码。中国新诗正是在充分汲取民间话语资源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以"白话——自由——现代"为中心的现代诗学体系,从而迈过艰难的草创期步入到更为坚实的发展进程中。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

“旧派文人”胡怀琛与白话新诗

民国时期的旧派文人胡怀琛作为一名南社成员,却对新文学表现出极大热情,在白话新诗理论建设、白话新诗教育及白话新诗创作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及以后的长时段里,学界囿于其“旧派文人”身份,对于他在新文学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绩鲜少提及,甚至故意遮蔽。而其被遮蔽的具体原因,既有他旧文学派别的社会背景,也因为他本人对古典文学的狂热与执着,当然也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之际新旧文坛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有关。站在新文学运动百年后的今天,应该摒弃偏见,客观公正地评价胡怀琛等“旧派文人”在新文学建设方面的贡献,还原新文学运动发展初期的原生状态。

口语:现代白话新诗的一个关键词

在现代白话新诗特定发展阶段,口语是带有方言成分的口头语。作为新诗术语,它与方言、土语等概念之间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在现代白话新诗中,口语入诗与方言入诗难以分割。白话新诗写作中的"口语",其内涵歧义含混,它往往作为一种策略手段出现。

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挣不断的纽带——简论白话新诗对古代诗歌艺术的“破”与“立”

白话新诗与古代诗歌的关系是既有所破除,又有所继承的关系,即有"破"又"立"。白话新诗对古代诗歌的"破"主要是在诗歌的形式要素方面,如结构、语言、用韵,诗歌形式的不同决定了表达方式的差异,但是,白话新诗又承续了古代诗歌艺术追求"境界"、偏于表达诗人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的传统。在"破"与"立"是辩证过程中,白话新诗不断走向成熟。

论周作人白话新诗创作观及其贡献

文章探讨了周作人的白话新诗理论及其诗作,并将其与“五四”同期文学家的诗论、诗作相比较,阐述了周作人诗论中“个性化、民间化”的特色。

“打油诗”与中国白话新诗的发生

打油诗,是一种俚俗诗体,是一种俗歌,诗语和内容俚俗、诙谐幽默,不拘于平仄韵律,便于民众接受,是典型的俗文学。白话新诗,是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诗体,它有别于古典格律诗,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字数句式不限长短,声调不拘平仄,用韵自由。白话新诗草创期,打油诗因用语"俚俗"、"自由"等特点而成为早期白话新诗白话语言创作的试验田,它从诗语、诗法、诗情、诗体等方面助推了早期白话新诗的诞生。

胡适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创作

五四时期，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有了全面的变革。其中，胡适对白话新诗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本论文从背景中思考白话新诗产生的原因，在成果及意义上探索五四诗歌革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价值，以期对白话新诗的产生及胡适的诗歌贡献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早期白话新诗的创作与批评一例——钱玄同与《尝试集》的渊源

胡适的《尝试集》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影响甚广。笔者在馆藏钱玄同文物中发现钱玄同收藏有《尝试集》9册,包括《尝试集》四个版本,有初版6册、再版1册、三版1册、增订四版1册。初版中的一册、再版、增订四版有胡适题字,是胡适赠给钱玄同的。这些不同版本的《尝试集》,见证了钱玄同、胡适二人相互启发,共同构建中国新诗理论的历史经过,也见证了钱、胡二人在文学革命初期并肩作战的战斗情谊。

近代学校音乐教育背景下的学堂乐歌——以白话新诗的发生为考察维度

白话新诗的发生存在丰富的整合维度,在近代学校音乐背景下诞生的学堂乐歌是其中极具诗体价值的部分。这些乐歌将古典诗歌元素、译介词汇元素与儿童歌谣等丰富的语言形态都整合到音乐旋律的麾下,如果从新诗视角加以考察,其实就是对多重语言资源的自然吸纳。从作者心态和时代思想环境看,这一语言特征与词作者平和从容的抒写状态紧密相关,也得益于乐歌歌词对于当时文学文类格局以及"历史进化论"的有效规避;从读者来看,乐歌在学校场合的集体演唱,则逐渐影响到学生对音乐乃至诗歌语言的基本认知与审美趣味,酝酿了新诗读者在白话文层面的语言习惯。

在学堂乐歌与白话新诗之间——成都“草堂—孤吟”诗群的“在地性”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的提出基于对现代文明“中心意识”和传统“地域文学”的反思,需要对文本背后“地”与“人”的互动关系进行再认识。1920年代初成都的“草堂—孤吟”诗群提供了生动的研究例证:首先,诗群代表人物叶伯和及其《诗歌集》,在音乐的关照下见出和以《尝试集》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白话诗集不一样的诗美质素,背后则凝结着作者出入蜀地的别样人生体验;其次,《草堂》上白话诗的丰富样态蕴含了从显到隐的多重地方因素;第三,《孤吟》上儿童诗歌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成都中小学音乐教育所塑造的白话语感。总体而言,“草堂—孤吟”诗群在“学堂乐歌”和“白话新诗”的出入中,在成都新旧“在地性”因素的交汇下,呈现出中国新诗别样的发展面貌。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从白话新诗的崛起看台湾新文学运动

发生于2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台湾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场运动是当时岛外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其实质是民族文化同殖民文化的一场大搏斗。新文学运动通过对旧文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为台湾新文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批判旧体诗开始,以白话新诗和其他新文学创作的出现为标志。本文拟就追溯白话新诗之源起,对台湾新文学运动做些回顾和探讨。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