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监察委员会派驻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形塑

在监察全覆盖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派驻制度面临紧迫的监察监督地方化、监察监督部门化以及监察监督实质全覆盖的困境等问题。应以充分发挥“派”的权威与“驻”的优势为原则完善监察派驻制度,使派驻监察人员法治化与高效化履行监察监督职权。完善“四个全覆盖”监督格局需要构建并完善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的联动机制,实现二者优势的发挥,增强监察监督职能发挥的效力。在派驻机构独立性的体系保障上,应明确派驻机构的职责定位,强化派驻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须明确细化派驻监察机构的监督权限,派驻机构具有权限按管理权限处置实施相对轻微的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对实施并非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行为甚至职务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须上报派出监察机关统一调查与处置。

努力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纪检监察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关乎纪检监察机关能否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关系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效。从纪检监察干部教育整顿和近年来执纪执法检查及日常了解情况看,纪检监察队伍流动偏快、能力偏弱的问题一定程度存在,不会搞监督、不会办案子、不会抓教育的现象比较普遍,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差距,需要引起各级高度重视。实践感到,纪检监察干部应当着力从四个方面淬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做到“四有”。

于右任监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于右任被尊为民国“监察之父”,其监察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于右任将监察制度视作官民之间的调和法,并以弹劾权为核心,以其他职权为延伸,对监察职权的目的和内容进行阐释,说明不同时期进行监察活动的具体方法。他关注监察官员的选任与管理,也重视监察法制建设。这一系列独到的观点构成其监察思想的主要内容。于右任监察思想的当代启示:提升人民在监察中的参与度,强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监察,增加特殊时期监察的灵活性,推进监察官与监察制度良性互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监察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政治与法律密切交融嵌合的科学监察理论。以依规依纪依法为多元依据的相对独立支系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向度看,该支系统是通过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理论和实践经验提炼总结而形成的认识论范畴,其特定内涵和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石。从实践向度看,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宪法上确立监察权,重塑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在机构设置上,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颁行,更是推动了多元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理论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构成,也成为国家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的指引,还将推动以“对人监督”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督理念日益国际化,推动对监察权的再监督体系逐步从以自体监督为主转向以异体监督为主,确保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化、法治化,最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监察审批程序的实践检视及完善进路

审批程序作为我国监察法律的特有内容,具有监察体制的强行政属性。梳理现行监察法律文本中审批程序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监察审批兼具政治与法律的双重属性。以监察各阶段的实践状况为视角,现有的监察审批程序行政属性突出、法律属性稍弱,在监察调查、监察留置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规制。应从监察审批的法律属性、文本规定出发,剖析内因。在监察权配置层面,运用程序思维调和机关思维,整合各方资源实现监察职能;以比例原则为指导,注重监察权实施限度的合理性。在监察审批方面,通过“实质审批”与“形式审批”的界分,实现审批流程繁简分流,并辅之以监督流程的完善,以权力制约保障监察权行使。

监察官任职条件适用中政治身份偏好问题及其疏解

监察官选用时的任职条件和《监察官法》中规定的监察官任职条件有所区别。监察官选用时的任职条件是从一般性要求到特殊性要求逐步拔高的结果,而《监察官法》中规定的任职条件则是一种基本的资格性条件。《监察官法》规定中与监察官选用实践中任职条件的差异,体现了规范与实践的张力。这实际上是通过立法赋予了监察机关有限的用人自主权。监察官选用实践是将“书本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的过程,在法定资格条件之上选拔更具优势和竞争力的合适人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官的选用倾向于政治条件较好的中共党员,这一考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面临着合法性质疑,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根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监察官选任需正确把握任职条件的开放性,兼顾合法性、合理性和适当性要求,选拔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人才担任监察官,进而实现监察官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规范化。

迈向智能监察: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的逻辑与进路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国家治理注入新动能,为国家监察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指明方向。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具有以“数据全覆盖”实现“监察全覆盖”、从人力监督到智能监督等现实价值。受限于国家监察的初创性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国家监察智能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国家监察的智能化发展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核心要素,实现监察“块数据”构建、面向国家监察的语言模型嵌入及算力资源的优化供给。针对人工智能存在的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技术性风险,可从人工智能政府采购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构监察对象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机制和人工智能监察应用的纠错与救济机制等方面予以防范和化解。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制度逻辑及实践展开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是构建国家监察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向发力,推动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组织形式的层级化结构趋于合理、监督执法的职责内容渐至明晰、权限手段的运用日益规范、配套制度的供给不断充裕。在问题导向基层治理模式下,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实施难题进一步化约为两大制度困境:正式制度与其实施机制的契合度偏差、基层探索的合法性根基不稳。新形势下,欲实现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制度困境之“超克”,需要强化配套制度供给以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需要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高效的实施机制推动制度体系的全面实施。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关系论要

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人大监督是体现人民主权的国家监督,监察监督是国家监督的程序化、制度化、法定化和具体化。监察监督的宪制原理表现在:以结构性分权和功能性分权创设监察机关,以组织融合和纪法贯通体现宪制权威。监察监督的功能定位是:以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为着力点,以政治监督、纪法监督、治本监督三大向度为基本范畴,以权力监督与权利监督的有机统一为抓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人大监督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整体性、宏观性监督,监察监督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专门性、具体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的整体效应,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持续深化改革新的时代条件下高质效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新发展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备受关注。2021年《监察法实施条例》将履行公职的人民监督员纳入监察范围,确立了人民监督员作为监察对象的法律地位。人民监督员行使的监督权属于公权力。对此,宜从监督权力和维护公益两个维度进一步证成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必要性。未来,顺应《监察法》第一次修改的趋向,健全符合人民监督员作为监察对象之法律地位的制度新方案:首先,转变理念认知,规范人民监督员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形式及其限度;其次,确定人民监督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调动其秉公用权的主动性;最后,提高人民监督员履职用权的素能,重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与考核等工作的质量。

监察法规的基本属性研究

监察法规具有跨法和政治的鲜明特点,是连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桥梁纽带,是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方面,监察法规属于法律法规的一种,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符合一般法律的制定要求,具有一般法律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与党内法规相衔接,与党内法规的基本理念、原则要求保持一致,本质上是党内法规的法律形式表达,具有相较一般法律法规更为突出的政治属性。监察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建立在对其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之上。

监察官职业保障建设的基本逻辑与优化路径

推进监察官职业保障建设,事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监察权的良好运作。《监察官法》增加了监察官职业保障内容,但其存在立法内容简单化、宽泛化、抽象化特征,难以产生职业保障的实际效果。为加强对监察官职业保障的体系建构,应遵循注重监察官的职业特色、依托党政合署办公模式以及合理借鉴域外职业保障经验的逻辑原则。同时,应为监察官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场域,构建职业保障法律法规群、健全人才培养培训机制、完善考核指标机制,并加快落实保障监察官职业权利,以适度拓展监察官职业保障的力度与范围,实现对监察官队伍的专业化、正规化与精英化建设。

监察机关规范制定权的发展脉络及经验总结

监察体制改革前,我国监察机关制定相关规范的历史由来已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监察体制形态呈现出 不一样的规范形式和特点,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后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的规范制定权、新中国成立初期监察部的规范制 定权、改革开放以后监察部的规章制定权及监察机关的规范性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通过历史考察可知我国监察机关有 着长期制定规范的实践,并在满足规范需求、完善监察体制机制、促进纪检衔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规范制定权也 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规范,为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立法权的运行完善提供借鉴。

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3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强化政治监督和正风肃纪反腐,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为重建监察体制建言献策——“70周年之际”对安徽省人大两份议(提)案的历史回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逐步重建,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是其中一项。在这一过程中,安徽人大代表勇于向前、积极建言,为新时期国家监察体制的重建作出了贡献。其中,当年两份安徽人大代表的议(提)案就是珍贵的历史见证。

依法监察视域下纪检监察工作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是理顺纪检监察权力运行、扩大纪检监察范围并增强其力度、促进纪检监察与司法有效衔接的必要途径。依法监察理论能够从纪检监察工作的内部视角出发,对其制度目标和制度需求提供说明,并为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工作提供对策。在依法监察的理论视域下,纪检监察工作须遵循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制度目标,通过完善纪检监察制度规范,进一步健全纪检监察工作机制,增强工作实效,同时促进纪检监察机关自我监督。

当代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构建初探

建立监察官制度,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体系的重要举措,《监察官法》的颁布为监察官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规范基础和方向指针。然而,监察官作为一种兼具全局性和特殊性的法律职业,在制度设计与运行方面尚存在巨大的完善空间。应从提高监察官政治站位、细化监察官选拔标准、完善监察官等级制度和职业保障等方面构建完备的监察官制度,推动监察体制改革迈向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