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分区监察制度之运作与地方社会——以湖南湖北监察使苗培成为中心(1940—1945)

为行使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创设分区监察制度,派监察使巡回监察地方。全面抗战期间,分区监察制度逐步完善。以战时担任湖南湖北监察使的苗培成为典型案例,可呈现分区监察制度的运作实态。在任期间,苗培成认真履职,先后十余次巡回视察两省数个县份,考察地方情形,行使建议、纠举、弹劾等职权,展现了分区监察制度与战时湖南、湖北地方社会的互动。苗培成勤勉敬业却收效甚微,诸多痼疾未有改善,揭示了分区监察制度的困境:制度设计与现实情形割裂;付诸实践时重形式而轻实质,有将“视察”等同于“监察”之嫌;与党权、军权、行政权相比,监察权始终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监察权无法切实发挥作用是国民党政权在战时日趋腐败蜕化、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

挪威的儿童监察使——一个保护儿童和发扬人权的有用工具

童年是极为重要的人生阶段,儿童有要求获得安全感并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这个关键阶段又常常被成人所忽视。从长远看,对儿童的漠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会对国家的发展不利。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儿童福利监察使制度的国家,26年来儿童监察使作为儿童的代言人,对保护、监督和促进儿童福利并跟踪影响儿童生活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儿童监察使制度成为保护儿童和发扬人权的有用工具,促进了挪威稳定而快速地发展。

丹麦国会监察使制度初探

较之瑞典、芬兰以司法事务为监察重心的制度，丹麦的监察使制度以行政权为检查重心，更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故嗣后设立监察使的国家，大多以丹麦为借镜。基于此，本文拟对丹麦国会监察使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运作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

强化纪检监察使命担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了党的十九大至2020年1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作92篇,生动记录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部分,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很多论述,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数据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使用环节中的应用

本文根据特种设备监察工作职责,依托山东质监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实践,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各渠道所采集数据的价值,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应用分析挖掘技术,分析重点工作成效,发现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特种设备事故,统计分析产品质量,研究利用大数据辅助监察工作,整理归纳出了适应"四位一体"特种设备监察工作的部分应用,并列举了部分案例,以供大家研究探讨。

维护职工权益 不辱监察使命

安徽省舒城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成立至今只有五年时间，但在全县却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人社局领导也如此评价道：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是我们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的排头兵和推进器。

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及其完善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享有的一项职权,该项制度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监察实践中该项制度的适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结合规范与实践分析,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模糊、适用效力不清以及适用比例不均衡等现象,为此应当在厘清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该项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迈向智能监察: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的逻辑与进路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国家治理注入新动能,为国家监察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指明方向。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具有以“数据全覆盖”实现“监察全覆盖”、从人力监督到智能监督等现实价值。受限于国家监察的初创性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国家监察智能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国家监察的智能化发展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核心要素,实现监察“块数据”构建、面向国家监察的语言模型嵌入及算力资源的优化供给。针对人工智能存在的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技术性风险,可从人工智能政府采购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构监察对象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机制和人工智能监察应用的纠错与救济机制等方面予以防范和化解。

纪检监察学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思考

在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中,构建具有本学科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意义重大。基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总体要求,纪检监察学人才培养体系应重点解决纪检监察学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素质与能力要求、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课程建设与教材开发四个密切联系的关键问题。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需综合考虑纪检监察学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学生多元化的职业发展方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平衡三个因素。在素质与能力要求方面,可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个维度开展系统的构建。在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方面,既要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制定分层次、有侧重的培养方案,同时还要科学构建以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与方向选修课程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以及促进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的双向互动。在课程建设与教材开发方面,应在统编教材基础上构建分层次、多样化教材体系,推动案例教学方法的广泛运用与案例开发,以及开发面向更广泛学生群体的通识教育课程。

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历史演进与原创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历史方位、肩负主要任务和面临突出问题的变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监察文化结合起来,以纪检监察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四梁八柱”,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开辟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构建的中国道路,积累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形成了纪检和监察合署办公的中国方案,赢得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竞争的中国优势。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

纪检监察学是新设立的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作为新兴学科,学科话语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聚集于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实践活动之上形成的一系列概念、思想、观念或知识理论的外化表达。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本质上包含观念系统、符号系统和传播系统三个层面的内涵。本文从这三个层面的内涵出发,尝试提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其一,基于中国古代监察历史的维度,传承与转化厚重的监察话语资源;其二,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维度,锚定与厘清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其三,基于时代特色维度,总结和提炼纪检监察学标识性的关键要素;其四,基于国际视野维度,连接与对话可交流的共识性知识谱系;其五,基于当代价值维度,跟踪与反映正在行进中的动态性话语表达。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监察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核心在于证据的衔接。《监察法》的出台为二者在证据衔接方面搭建了基础性框架。但由于相关规定较为粗疏,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理解分歧和适用难题。基于对条规的法教义学分析《,监察法》赋予了监察证据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将《刑事诉讼法》纳入监察取证规范渊源,设置了体现监察取证特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针对实务中仍然存在的证据种类不一、取证规范差异、审查基准不同等突出问题,两法还需立足于整体的法秩序框架,在兼顾司法规律和监察特性的基础上,寻求价值上趋于合理又协调一致的证据衔接路径,实现监察与刑事司法价值层面的衡平与贯通。

派驻监督的组织逻辑:法律地位、职责与界限——建构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派驻是中国以自我监督为本质的国家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组织主体统一人格与具体监督功能的分离,是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围绕宪法、监察法、国家机关组织法及相关规范,运用宪法学国家层面的组织理论系统分析派驻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构造、派驻监督的监察职责、派驻监督的角色与行为界限这三个理论问题,以尝试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分析认为,派驻机构是一种具有部分法律能力的国家机关,与派出它的纪检监察机关之间形成代表关系。作为派驻监督的组织,派驻机构在运行中要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合理厘定四项法律职责,并建立起派驻监督动态分类的活动秩序。

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

在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有着各自的规范意蕴,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均能对公权力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监督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同向性。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监督对象、监督阶段、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均有所不同。当前,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配合关系上,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够完善。在制约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不足。应当重塑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行政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路径探析

推动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是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的重大战略部署,文章立足行政单位内部监督管理需求,分析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的必要性,讨论实际操作中二者贯通协同存在的困难,并从加强财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优化完善贯通协同工作机制、提升监督成果转化利用能力、拓展监督人员统筹使用渠道四个方面提出了二者贯通协同的对策建议。

监察法规的法律属性、位阶与规制——基于《立法法》第118条的学理阐释

2023年新修订的《立法法》在“附则”中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的制定和备案作出了规定,但监察法规的法律属性、效力位阶及备案审查程序等问题则未具体展开。在中国宪制框架下,监察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察法律法规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国家法规体系内部比较发现,监察法规是中国立法体制中的一种新型法规形式,其位阶应与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相当。加强对监察法规的法律规制,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之举,其具体规制路径是以监察法规的制定、实施、监督为着力点,修正《监察法》《立法法》相关条款,制定《监察立法工作条例》,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监察法律法规体系。

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的实然与应然管窥

高等教育学范畴下,学科应由外在社会建制和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所组成。纪检监察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主体性和融合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现阶段的实然样态呈现出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下学科的外在建制已经明晰,而作为内核的纪检监察概念体系、学理框架和学科范式等内在建设正快速发展并不断与外在社会建制相适应。从应然角度看,纪检监察学应沿着由外向内的建设路径,进一步完善社会建制的同时强化内在理论体系和范式建构,从而实现良性互动的学科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