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监管改革:国际进展与中国探索

审计委员会作为代表股东监督公司会计、审计、财务问题的常设、专业组织,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被寄予较高期待。但外界对其是否履职以及如何履职知之甚少,导致无法对审计委员会进行有效监督。近年来,强化对审计委员会的披露以提高审计委员会透明度已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共识。为此,本文系统梳理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监管改革的国际总体进展,并重点追踪英美两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披露实践,进而介述我国关于审计委员会披露的监管与实践现状,总结其特点。在结合我国特点与国际亮点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监管改革的五点可能方向:在披露主体方面,改变独立董事主体模式,采用审计委员会主体模式;在披露位置方面,摒弃分散披露模式,单独设置、集中披露;在披露内容方面,聚焦履职过程信息,逐项披露、贯穿全程;在披露拓展方面,着眼全球新兴趋势,更新职责、鼓励披露;在披露质量方面,创新监督管理手段,防形式化、去样板化。由此,推动构建系统、全面、明晰的审计委员会披露监管体系和规范指引,以切实发挥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提振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信心。

存贷比监管改革、银行资产质量与风险化解——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探讨存贷比监管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采用2012-2021年45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存贷比监管改革在短期内会显著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其中,对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存贷比监管改革通过推升银行杠杆率和改变信用结构两个渠道影响银行资产质量;资本缓冲与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存贷比监管改革的负向冲击;存贷比监管改革在长期中可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但未能抑制影子银行风险。为此,在银行业市场化转型中应注意防控贷款竞争加剧因素所导致的信贷资产风险上升,采取资本缓冲、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强影子银行业务监管等手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影响探析——从类金融机构监管出发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现代金融业态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浪潮下,具有一定金融属性或金融特征的类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暴露出诸多风险与问题,加强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深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已成为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新课题。本文从我国类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出发,论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实施背景,同时以央地金融机构改革内容为基础,分析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与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地方金融监管的建议。

存贷比监管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安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存贷比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2015年存贷比不得超过75%的监管规定取消后,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持续攀升,引发了存贷比监管改革如何影响银行安全性的思考。本文将2015年《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贷比75%的监管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3~2022年551家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DID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存贷比监管改革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意味着取消存贷比监管的举措提升了我国商业银行安全性,并且这种效应只存在于受制度安排较少的非国有银行中;第二,进一步分析发现,存贷比监管改革会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进而提升银行安全性。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欧美金融监管改革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欧美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逻辑和理念特征,揭示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应从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继续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推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创新活动监管,将消费者利益保护纳入金融监管范畴等方面入手,进行金融监管改革,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金融结构、风险结构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结构演化的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要求有相应的金融监管模式与之相适应。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银行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金融证券化型的三个层次金融结构,分析了每一金融结构下金融风险结构的特征及其监管要求。通过比较次贷危机以来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三类主要金融监管模式,本文认为短期我国可采用类似美国的"多元监管者"模式,中长期可以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者"或者英国的"单一监管者"模式为改革方向。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金融衍生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短短40年左右时间的发展,已经在金融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投资者规避风险的需求,同时具有价格发现和繁荣市场的作用,但是其同时也带来了高杠杆程度、容易滋生和传播风险、误导价格和破坏市场等问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不但使金融衍生品市场受到重创,而衍生品的不当创新更被认为在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爆发后至今,主要发达国家和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监管机构,针对衍生品的监管理念和方法,努力进行变革,核心是使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趋于全面、严格,并重视系统性风险。对我国而言,在金融衍生品尚未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对金融衍生品实现有效监管的同时促进金融创新,是监管改革的重点。

监管改革、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

基于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资本监管约束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采用基于Panzar-Rosse模型的H统计量衡量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然后在1998—2009年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改革变迁的基础上,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市场竞争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增加了信用风险,却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政府监管减少信用风险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尽管监管对流动性没有直接影响,但市场化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减少流动性风险。结论证实2006年以来政府监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未来针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改革应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市场竞争、监管改革与银行效益

选取2003～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和监管改革两个维度出发,对市场竞争、监管改革与银行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银行效益、市场竞争和监管改革普遍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市场化改革和监管改革有效促进了银行效益的提高,并且监管改革对银行效益的促进效果更好;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市场化改革更有利于带动银行效益的提高,而西部地区监管改革对银行效益的提升更为明显。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

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中一个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措施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应准确界定我国"金融消费者"的范畴。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路径应当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确立为金融监管的基本职责,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本法,但更倚重于金融法律法规。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向

美国金融监管缺失被认为是导致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摆脱次贷危机影响,重塑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美国政府于2009年6月17日发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的白皮书,经数次修改后,最终于2010年7月15日通过。新改革方案在监管广度和力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在美国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必将对全球金融监管架构产生深远影响。改革方案针对当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弊端,从机构、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政府及国际合作等多个角度,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全面彻底的改革安排,在稳定金融市场、恢复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强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未来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我国应加强监管部门的协作与信息共享,逐步过渡到"大一统"的监管模式;注重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寻求政府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点。

美国住房金融运行机制与监管改革

美国住房金融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内在不足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在次贷危机后对住房金融监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在介绍美国住房金融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美国住房金融监管改革的措施、成效和发展趋势,指出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干预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引入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住房金融二级市场改革,促进政府发起企业存在模式转变。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的原因分析及其影响

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推出了近80年来最广泛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该计划引起了美国金融界各方的普遍关注和争议,正式实施该计划尚需时日,但一旦实施必将对美国金融监管和银行业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次贷危机是促使推出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的直接原因,也促使美国监管当局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放松金融管制的实践和美国监管体系中存在的弊端。改革计划并非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而是对伴随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促进多元化监管体系的有效衔接,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监管机制。

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规则演变及监管改革

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规则经历了从普通法规则到成文法规范,从分散到集中立法,从监管竞争到合作的演变。美国以证券和商品划分的传统监管导致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面临法律的不确定,监管权异化为豁免权。监管改革虽没有触及多头监管的基本模式,但交叉机制的引入以及协调合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有效地防止了监管权冲突,顺应了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发展及其与证券界限日趋模糊的现实需求。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改革对我国信用评级监管的启示

在回顾国际评级机构监管改革与演变的基础上,对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主要措施与改革思路及存在的不足,分析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历程和监管现状。提出为促进我国评级行业持续发展,应明确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思路,加快法律体系建设、优化监管框架,建立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规则,建立全国性的信用评级行业自律组织,强化公司的内部治理,限制利益冲突、加强信息披露,建立评级机构问责机制及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

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下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探讨--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金融危机爆发后,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金融监管体制再次开始进行巨大的变革,而我国也开始重新审视现有金融监管制度的利弊得失。近期,关于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商业银行这一被监管者角度着眼,试图从微观的视角对有关监管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

中国政府监管改革研究——背景、问题与对策

国外政府监管及改革发展迅速,学界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我国政府监管改革无论是实践效果还是理论建树仍存在诸多问题。实践层面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监管理念陈旧、监管体制粗疏和监管法治缺失等;而理论层面的不足体现在过分注重行业研究,鲜有指导各行业监管的一般理论成果,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监管及其改革的系统研究严重不够等。因此,借鉴国外研究经验,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突破行业视域,进行跨行业监管改革研究,探究监管的理念取值、体制设计和政策安排等,无疑有利于加快公共管理学科对政府监管及其改革研究的学术回归进程,有助于中国政府监管及其改革理论的完善与实践的良好运行,最终实现政府监管政策议程的改革治道。

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定位及其国际监管改革研究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日益专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通过其专业化的评价体系,对解决投资者和证券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评级机构日益深入地参与到金融证券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使其中立性、客观性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缺失。次贷危机发生后,对信用评级机构加强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全面的严格的监管,但是,由于评级业本身的自然垄断属性以及评级业务的专业性,使其定位上存在模糊之处。在分析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缺陷基础之上,对其法律定位进行探讨,并预测国际监管改革与合作的发展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流动商贩的现状与监管改革分析——以湖北省荆州市城区流动商贩为例

流动商贩是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既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一些方便,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不少麻烦。随着城市管理代理化的快速推进,城市流动商贩和城管执法人员的矛盾日益激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实证调查表明,城市流动商贩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正确认识城市流动商贩存在的合理性,改善城市流动商贩经营条件,改革城管执法,引导流动商贩规范化经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收入,是减少城市管理,化解与流动商贩的矛盾和改善城市面貌的有效措施。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次贷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政府反思其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弊端。2009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旨在健全金融监管制度,维护金融稳定。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既代表着未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方向,也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汲取这些经验,有利于进一步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