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监管权力法治化的反思与重塑

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法治化塑造,不仅旨在保证地方金融监管权力来源的法定,更关注法治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进行制约与监督的规范效用,而这需要借助职权法定、行政自制和理性制衡三者协同完成。为回应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失衡之实践异化,地方金融监管权力法治化的核心要义便是地方金融监管权责的对等化设计,具体是以职权与职责在量上的实质均衡为内核,来完成主体维度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均衡处理与事项维度规则制定和监管执法的分项设计。当然,地方金融监管权力法治化的实践展开,应当借助地方金融监管权责事项的清单化管理展开,即分别按照“以权定责”和“以责定权”的逻辑来设置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各自不同的要素构成,并在“属地管理”观念的统一指引下完成“以块统条”和“以条带块”管理模式的差别化设计。

政府监管权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风险与策略

立足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权人视角,运用调查研究法,系统梳理当前区县政府在深化入市改革试点中面临的民主决策不到位、法定认知有偏差、土地成本费用偏高、忽视核心任务、综合成效不足、分配矛盾易激化、制度间协调不畅、金融保障不到位、用地需求不精准、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与风险,并提出了加大监督农民决策、厘清政府监管职责、完善土地费用标准、扩大试点自主权、加强部门间协同、科学测算调节金、统筹不同制度适用、打通金融支持、摸清产业用地需求、完善规划计划机制的对策与建议,旨在为深化试点地区稳妥推动入市探索提供决策参考。

优化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管理研究——基于区分所有权与监管权的视角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区分所有权和监管权是关键和突破口。“两权”不分导致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理念难以转变、所有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监管失效以致收益流失等问题。文章从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实表现和管理困境三个方面分析了“两权”区分对于完善所有权管理的必要性,并在分析区分“两权”的特征和内涵基础上,提出了“权利(力)设立初衷-管理对象性质-行权方式及适用法律和关系”的区分路径,最后基于“两权”区分提出了优化所有权管理的建议:①从现行土地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中识别出“两权”具体混淆之处并进行合理区分;②通过明确所有者职责内涵、分级代理行权履职,构建和完善所有权管理体系;③推动“两权”有机统一,行使所有权要遵守监管要求,行使监管权要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

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权分配与监管规则协同

在混业金融背景下,完善网络借贷平台已有法律监管规则的核心,是构建涵盖信息中介与小额贷款机构在内的一体化监管模式,合理放开中介类、增信类、借贷类和衍生类等各类业务,以公共产品供给为理念解决监管权分配和监管规则协同等体制性难题。监管权的纵向分配,应将业务许可、风险控制检查等审批权、强制权和处罚权转移给地方,中央监管机构保留审慎监管和紧急裁量等权力。监管权的横向协调,应利用网络借贷平台在地方监管层面没有分业监管束缚的契机,加速向地方转移机构监管权和行为监管权,完善权责对等、培养地方监管机构对混业金融机构及业务监管的经验与能力。科学合理的监管规则体系,应当能够促进法律规则与行业性监管规则、平台内监管规则的协同,尤其是能够在三者之间形成常规化的衔接与转换机制,从而在监管、产业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现代市场经济监管体制要求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之间进行横向监管分权。我国法律确认了行业协会、交易所和消费者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以行业自律监管的方式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管的权力。但是,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具有被不正当使用的可能性,如以权谋利、限制竞争、放纵被监管对象和不当扩权等。应通过去行政化、合理授权、行权监督和维权诉讼等方式对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进行法律规制。

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监管权配置实证分析

证券监管权在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划分是证券监管权配置的核心问题,关系到证券监管体制能否高效运作。通过梳理我国相关法律、证监会的规章和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运用数据分析现有权限配置运行的效率,发现问题,可以找到我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权限配置的应然界限。

存款保险机构监管权限探讨:基于国际经验的借鉴——兼评我国《存款保险条例》第七条

仅有"付款箱"职能,还是兼具监管权限,是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中的不同选择,存款保险制度因此可分为:"付款箱"型、成本最小化型和风险最小化型三种。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第七条,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属于风险最小化型,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权限为采取早期纠正措施和风险处置措施。根据对国际经验的借鉴,本文认为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权限应以辅助监管为主,配合其他机构形成监管协调体系,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监管重点是对问题银行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预警,并具备及时实施应急措施的风险处置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自治的边界探索——基于监管目标及监管理念的重新厘定

深入探讨我国证券监管中政府权力与市场自治的边界,需要我们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确立政府和市场双向回归的监管理念,紧紧围绕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主的监管目标,对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进行细致的考察,在证券监管四种理论的适用之间不断地进行自我定位和选择,在此基础上结合特殊国情,提出我国证券监管中政府监管权和市场自治的边界划分原则。并在不同阶段对已有的证券监管手段和对应的市场运行机制健全程度进行对比探讨,进而决定各个环节证券监管向市场分权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分阶段、分步骤的市场放权,实现证券监管中政府和市场的双向回归与互相促进,在两者的互动中达到关系的最优,并最终达致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

金融监管权法理探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

2007年以来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正在并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金融监管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金融监管权的法理探析却显乏力。金融监管权的本质是公权。金融监管权和公共治理理论在善治目标下的契合,有助于优化金融监管权配置,对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也会有所裨益。

PPP模式行政监管权之生成逻辑及配置

行政监管权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政府所享有的核心权力,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同为国务院权力分支且有不同权力范围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量,意欲借政策主导甚至立法牵头将监管权整合到本部门,可能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双重监管主体,呈行政主导立法倾向,偏离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生成逻辑,将造成法律不和谐不统一。现实立法实践中呈现的重视立法信息,主张立法的广泛参与、有效互动和利益权衡的博弈立法有可能纠正现实中的行政立法主导偏误,使PPP模式立法中行政监管权制度设计符合其生成逻辑。

论我国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权的扩张——从“放心早餐”工程引发的思考

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空前高涨,政府不断推出放心工程,从"放心早餐"到"放心午餐"再到"放心晚餐",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权在不断扩张。而这必然造成对食品市场的不良影响,导致垄断泛滥,甚至诱发政府权力危机。只有合理限制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权,还权予民,才能避免这些不良后果的出现。

论民事督促起诉——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监管权的监督

民事督促起诉是指针对正在流失或即将流失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不行使或懈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监督方式既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有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这是近年来民事检察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理论上的研究尚属罕见。据此,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对民事督促起诉的范围、条件,以及民事督促起诉与民事公诉衔接等程序问题作初步探讨。

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监管权的配置与行使

本文首先探讨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应该配置恰当监管权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并采用比较分析法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而界定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应配置监管权的具体内容。最后提出,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为了有效行使监管权所需的基础工作,包括:1)明确并完善与中国保监会等相关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2)建立相对独立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危机预警指标体系;3)落实对重大风险的实时监测制度。

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之优化——以地方性影子银行的监管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各类地方性影子银行的涌现及其引发的诸多地方金融风险事件,使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一己之力的垂直监管模式弊端凸现,地方金融监管的补充作用越发明显。长期以来,我国较关注金融监管权在中央部门间的横向配置,对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配置几无触及,导致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实现只能端赖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事一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乃至政策的授权方式,缺乏应有的正当性。地方金融办也因此“名不正、言不顺”,普遍存在职能错位、监管权被随意干预和监管资源配备不足等困境。是故,国家应尽早通过更高位阶的立法对“央地”金融监管权的配置加以优化,包括明晰“央地”金融监管边界,一揽子授予地方完整的金融监管权,设置相应的外部监督问责制度,并建立起以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主导的纵向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使两者形成监管合力,依法共治。

剩余监管权的逻辑和困境——基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机构普遍具有独立、专业、自主的特征。与此不同,我国监管体制建设正在经历地方分权、综合执法的反向运动,即从"垂直分段"模式演变为"属地整合"模式。中央基于不完备委托代理关系赋予地方政府兜底性剩余监管权,而非限于固定单一职权,是监管型国家在中国实践的重要特征。其符合监管体制演变的逻辑,短期内有利于增加监管资源投入,但并未激发地方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内生动力。现行体制面临政策目标内生冲突、资源与事权结构性错配、监管行为逆向激励等困境。要构建统一、权威、专业的监管体制,必须全面优化剩余监管权。这一现象在其他社会监管领域同样存在,从而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监管型国家建设的重大命题。

监管失灵与市场监管权的重构

从中国市场监管权的制度设计看,明显存在定位模糊、设立缺乏合理考量、配置分散、监管者非专业性等缺陷,实质上是“政企不分”、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以及权力文化等体制痼疾在监管法制架构上的一种表象。因此,必须在推进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厘清政府经济职能、明晰政府经济职权的内涵和范围、重塑监管机构、设计适当的控制机制等路径,实现市场监管权的重构。

中国证券交易所监管激励分析:政府与交易所监管权分配

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制度与所处环境决定了交易所以自我发展为目标,受制于政府约束的自我发展目标扭曲了交易所的监管激励制度,然而,交易所组织改制对其监管激励的强化不具现实意义,阶段性修正交易所监管激励的缺失应强调政府与交易所之间的监管权分配。

政府监管权的法律定位

政府监管权作为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区别于宏观调控权和资产管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重构的产物。监管制度在典型国家的确立及发展给我们的制度启示是:监管制度以市场机制及其自身的问题存在为前提,只针对特定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绩效;监管权的赋予以及监管机构的设立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并采行“一事一议”,即一部立法确立一个特定的监管制度、赋予一个特定机构以监管权。监管制度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行政机关理性化的角度而言,其作出正确管制决策的机会比立法与司法机关更多。

金融监管权的纵向配置: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制度建构

金融监管权的纵向配置是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存在模式失衡、内容失当、运行失范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作用,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金融监管权,构建我国横向统合、纵向分权的监管模式,以实现金融监管权纵向分配的合法规制和有效监管的目标。

慈善信托政府监管权配置研究

我国现行银监机构对慈善信托的业务监管是政府监管权的错配。这种配置源于对慈善信托本质认识的模糊和特征把握的偏移。慈善信托政府监管的优化应当在立法上明确慈善信托的主体地位,依据慈善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配置政府监管权。民政部门统一负责慈善信托的监管;银监机构退出慈善信托的业务监管;税务机关参照非营利组织建立慈善信托的税收政策和监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