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试论杜甫对盛唐之音的解构

唐代诗人杜甫以特有的沉郁之风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作品,他不但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改革家”,从他开始,中国诗歌逐渐表现为另一种样式,他以独特的方式对盛唐之音进行了解构,开启了宋学之津门。本文试图从杜甫解构盛唐之音的角度阐述其“导夫先路”之功,并从中管窥唐诗与后世诗歌的血肉联系。

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

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其创作过程中特定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也会通过作家的审美而对共产生深刻的影响。隋唐以前，中国经历了三百馀年的南北政权对峙时期，政治的分裂与军事的对抗，使南北地区文学创作处于隔离封闭状态，双方各自强化并发展了本地域的审美林征：北地崇阳刚之气，南方尚阴柔之风。隋朝年祚较短，而由唐王朝巩固并发展了政治统一的局面，从而使南北文学各自强化发展的两种审美风尚渐趋融合。总的来说，盛唐诗歌融南北双方发展到极致的两种美于一体，以刚健质实为其骨，以柔婉华丽为其联，两者相依互补，形成了盛唐之音的主旋律。

盛唐之音·中唐之响·晚唐之韵——唐代审美理想发展与嬗变的艺术呈现

唐代审美理想的发展与嬗变,不仅以思辨的形态体现在不同思想家所构成的逻辑环节上,而且以感性的形态体现在不同艺术家所组成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初唐时期的准备与过渡,盛唐艺术作为六朝文风的反动,将壮美理想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峰,从而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实现了秦汉精神的回归;经过中唐时期的分化与裂变,晚唐艺术作为盛唐文风的反动,则又将优美理想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从而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实现了六朝情致的回归。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反动与回归之中,唐代艺术才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审美形态,于是便有了气势恢弘的盛唐之音、色彩斑斓的中唐之响、委婉含蓄的晚唐之韵。

论初盛唐燕飨歌辞与盛唐之音的关系

燕射歌辞与郊庙歌辞同属朝廷雅乐，分为射乐歌辞和燕乐歌辞两类，前者对诗歌史的影响远不及后者。在历代燕乐歌辞中，唐代燕乐歌辞因其多方面的创新而倍显突出。由于唐代“燕乐”这一概念指涉甚广，因此本文在描述作为宫廷雅乐的唐代燕乐时，使用“燕飨歌辞”这一具体名称。唐代燕飨歌辞主要集中于初盛唐时期。前人对其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机构的宏观考察，而对燕飨歌辞本身的特点及其与诗歌之间的关系着力不多。

从王昌龄西北边塞诗看“盛唐之音”﹄

从王昌龄西北边塞诗看﹃盛唐之音﹄杨光祖一“盛唐之音”又称“盛唐气象”，自从林庚先生提出迄今①，对其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总的认为不外如下两方面：一曰盛唐诗歌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用林庚原话即“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②。二曰艺术风貌。关于此点...

李贺诗歌中的“盛唐之音”

谈到李贺诗歌特点，人们经常会用“雄奇险怪”、“虚荒诞幻”、 想象大胆、构思奇特等词进行概括，从李贺现存诗歌来看，这确实是其主要特色。但并不能概括其全部诗歌的特点，在“雄奇险怪”之外，李贺的诗歌还有风骨遒劲、平淡自然等盛唐之音的特点。

从系统论看盛唐之音

本文所探讨的是“盛唐之音”这个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指出争论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普遍把盛唐之音这个的复杂的现象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只取其中一两个特征当作盛唐之音的全部内涵。文章认为，盛唐之音，即盛唐诗的总体风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兴象玲珑、骨力遒劲、神采飘逸、平淡自然四点内容，由诗人的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表现手法、构思方式、审美观点六个因素在不同层次上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首次对风格的内在结构做了分析和规定。

探寻丝路音乐文化的美学基质——以李白的盛唐之音为视点

由李白盛唐之音的历史缘起与文本语境,探究丝路音乐的主旋律,即'王风'和'正声';分析丝路历史的'中心思想',即李白所象征着的包容开放、无畏进取、浪漫自由的高昂精神与自由意志。触摸诗仙李白的诗人之心,是对丝路音乐美学基质做根本性境域的呈现。

盛唐之音,丝路回响——日本雅乐的唐舞倒影与他者之眼的文化寻觅

日本雅乐之源与流 《论语阳货第十七》有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日本雅乐之先声当追溯至孔子关于儒家“礼乐”的思想论述，这是日本学者对于日本雅乐发端的普遍共识。

绣口一吐，各是半曲盛唐音——李杜美学观探微

一个盛唐，孕育着无限繁华与荣光。她的意义，已远远不只是历史某一段的代言。李白与杜甫，奏响了盛唐之音的绝唱，他们各禀千秋却又惺惺归一，彪炳同一时代的两种模式，诠释异同交织的盛唐气魄。

刘希夷诗歌的用典情况

初唐诗人刘希夷仅存的三十七首诗中,仅有三首未用典故,其余的三十四首诗每首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言典或事典,共计使用一百一十个典故,通过统计分析刘希夷诗歌中典故的运用,把握刘希夷直取前人诗文的几个字入诗、化用前人诗句、直用篇名或诗句入诗三种用语典的情况;正用事典和反用事典两种用事典的情况;刘希夷典故的运用促使诗歌具备骨力遒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这四个盛唐之音的内涵。

古代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其演化

山水诗以比较完整的形态和独立意义的审美现象和文学品种出现,为时较晚。它作为审美环境中的特定现象,需要有审美理想、经验的凝结和积淀,需要有诸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条件的赋予。早在《诗经·崧高》中就有“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硕人》中有“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的描绘,但它无自身存在的价值,只是作比兴之用,成为本体的外在工具。《楚辞》中有《九歌·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涉江》的“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无论是对象领域抑或是主体情思,较之于《诗》,深广了许多。如恽敬在《大云山房文稿》中说的那样:“

论李白的人格魅力与诗歌魅力

李白是一个谜,关于其籍里、出身、经历、气质、才华。其不屈己,不干人,仙风道骨,笑傲王侯的个性;其作品或如“飞龙”、“天马”、“黄河落天”、“挥翰振绮”,或如越女棹歌、“孤云独去”的艺术魅力,都是谜。本文要论述的是李白个性、经历,特别是论述李白诗歌艺术魅力及其作为“盛唐之音”的主要表征。

论盛唐诗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对盛唐诗风的决定作用

论盛唐诗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对盛唐诗风的决定作用吴相洲盛唐诗风①赖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盛唐诗人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者虽然有所涉及，但显得很零散，迄今为止尚无人明确地引入精神境界学说对它做专门系统的研究。从精神境界这一角度来分析...

岑参诗歌的艺术精神与诗美风貌

盛唐诗坛,众芳争妍,百舸争流,其累积铸造的诗歌艺术成就与体量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高吟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路走来的岑参,也总是时刻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思想主题上,岑参诗歌最为集中而且响亮地张扬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代表了盛唐之音最富于光芒和神采的意义,集中展示了盛唐诗歌艺术美的基本内涵.

唐宋时期“龙纹意象”审美情趣之比较

"龙纹意象"在中国已传承了几千年,有着独特艺术魅力。龙纹意象的演变与发展承载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内涵和人文精神。唐宋时期,由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龙纹开始广泛用于宫廷建筑以及与百姓日常生活用器相关瓷器等物品上。本文分析盛唐之音龙纹和宋代牧歌化龙纹艺术两种不同风格,并指出作为吉祥、美好的象征,龙纹意象集中反映了唐宋时代审美情趣和美学风格。

试论《沧浪诗话》审美立场的得失——以《诗辩》开篇之立《楚辞》而弃《诗经》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的第一章就提出了学习诗歌的次第。他大胆地背离了传统,把《楚辞》抬到了启蒙的地位,对《诗经》则只字不提。这体现了他对诗歌的独到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纯乎纯的诗学体系。然而,《诗经》及其所代表的诗教思想,为后代诗歌尤其是盛唐之音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因为审美立场的不尽相合而把古代诗歌的源头排除在了诗统之外,是不符合文学史的客观历史事实的。

论中唐艳情诗的勃兴

继盛唐之音出现的中唐诗歌,是以其丰富多采的变化来显示自己的实绩和特色,并在古典诗歌史上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章的。这其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变化的,乃是活跃于贞元到长庆诗坛的元稹、白居易,所以清人冯班说:“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钝吟杂录》)元白的“大变”,不仅表现为诗风的平易通俗,还表现为对诗境前所未有的极大开拓。正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所述:“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去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这就是说。